来源：环球人物
“每个人都是要走到终点去的，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切口，
看到那个终点，
才会来反思我们应该怎么活着。”
电影《人生大事》是今年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上映后票房高歌猛进，目前已破11亿。
影片聚焦的是国内电影市场鲜见的殡葬题材，探讨的是一个沉重、常常被避讳的话题，讲述方式却是轻巧、温情的。让观众又笑又哭的剧情，朱一龙颠覆形象的表演，以及小演员的超龄演技，共同成就了这部今年春节档后最火的电影。
· 电影《人生大事》海报。前几日，这部电影的导演、编剧刘江江与环球人物记者聊了聊《人生大事》和他的故事。对刘江江而言，这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他人生经历的投射。
小众题材里的惊喜
《人生大事》的男主角莫三妹（朱一龙饰），人称“三哥”，曾因打架入狱，刚刑满释放，从事的是别人口中“吃死人饭”的殡葬业。他是子承父业，对这个行当毫无兴趣，总是一脸漫不经心的样子。直到意外遇见了外婆去世、被父母抛弃、被亲戚视作“拖油瓶”的女孩儿武小文（杨恩又饰），二人从针锋相对到情如父女，建立起了欢喜冤家式的羁绊，也懂得了该如何面对死亡。
· 《人生大事》主创合影。三哥与朱一龙以往的所有角色都截然不同。他留着圆寸，戴着大金链子和层层叠叠的手串，穿着花衬衫、大裤衩，趿着人字拖，耳朵上别着一根烟，嘴里嚼着口香糖，一口地道的武汉话，张口就是“老子”，一出场就让许多观众“不敢相认”。
而最初见到朱一龙时，刘江江对他的印象是安静、优雅、礼貌、漂亮，但“哪哪都跟三哥不一样”。后来电影上映在武汉路演时，刘江江还半开玩笑地调侃，说当时“心里凉了半截”。
为了打破固有形象，刘江江给朱一龙做了“毁容式”的设计。先从外形入手，剃了寸头、增了肥，又设计动作姿态、说话方式，从里到外做了改变。选择在武汉拍摄的原因之一，也是考虑到朱一龙是武汉人，为了在一个他更容易驾驭的城市，呈现出一个更接地气的人物。
20多天后，剧组到武汉围读剧本，刘江江发现朱一龙已经变成另一个人：给他的服装、道具，仿佛都成了他自己的，他趿拉着鞋走路，撩起衣服下摆擦嘴擦汗，说话、神态都是三哥的样子。
· 朱一龙（左）在《人生大事》中突破形象。拍摄前，剧组到殡仪馆采风，遇见一个跟三哥差不多年纪的殡葬师，他剃着寸头，坐在装满丧葬用品的面包车里，脚翘在方向盘上玩手机。后来，这些细节变成了《人生大事》里三哥的出场。
与三哥“社会人”属性相对的，还有他内心的另一面——随着与小文相处时间的推移，三哥渐渐展露出善良、细腻、柔软的模样。也正因此，小文的选角同样不简单。
开拍前，很多看过剧本的人都建议刘江江适量删减小孩的戏：“你找不着这样的孩子，太难找了。”但刘江江还是坚持只要下功夫找，就一定能找到。看到杨恩又的时候，刘江江觉得就是她了：“因为这个小孩身上就有那种混不吝的劲，这个很重要。”
· 杨恩又在《人生大事》中饰演小文。跟孩子沟通的方式和成人是不一样的，为了把小文最好的表演引导出来，刘江江和摄影、执行导演形成了一套暗语，拍小文的时候，营造一种“小文不知道在拍她”的感觉。“孩子会给你惊喜，但是你得找到触发键。”刘江江说。
片中小文的哭戏不仅多，而且呈现方式还不一样，有撕心裂肺，有默默抽泣，有喜极而泣，也有几种情绪杂糅在一起的。这对于成熟演员来说都非常难，刘江江一开始没有报很高的期望。“但所有的设想非常完美地呈现出来了，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准确。”杨恩又的表演不仅让导演惊喜，也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 《人生大事》剧照。
葬礼中有浪漫的深情
与人们印象中同题材作品的严肃、沉重不同，《人生大事》用生活的烟火气与温暖消解了死亡的冰冷。在三哥和小文的口中，离世的人会变成天上的星星，殡葬师不再是被忌讳的职业，而是“种星星的人”。
这种特别而浪漫的视角和讲述方式，与刘江江的童年经历密切相关。
刘江江在华北农村长大，大伯是木匠，有时帮人做棺材，家里的院子摆着很多榆柳、桑槐、松木、柏木制作的棺材。刘江江小时候经常躺在棺材里，浑身盖满刨花，尤其是松木、白木，味道特别好闻，太阳一晒就在里边睡着了。到了饭点，爷爷、伯伯找不着人，最后从棺材里把他拎起来，一边打一边骂。“地上少一个人，天上就会多一颗星星”，这也是小时候奶奶告诉他的。
爷爷是村里的“白事大了”，事了拂衣去的“了”——“大了”，也有总管事的意思。十里八村谁家有丧事，爷爷就会去帮忙。儿时的刘江江跟着爷爷，在葬礼上看到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唱戏的、放电影的。当时的农村鲜有文艺活动，葬礼上那些接地气的、生动的演出就成了刘江江文艺爱好的启蒙。
· 《人生大事》中，许多幽默桥段为电影增添了温暖的烟火气。小时候对葬礼的记忆多是有趣、热闹的部分，成年后，刘江江才感受到葬礼的更多切面。
2014年，刘江江的大伯病故，入殓的时候，表哥把大伯生前用的手机放进棺材，泪汪汪地说：“舅舅，到了那边别换号……”围着棺材的亲人们被他一句话逗乐，转而又痛哭。
当所有人聚在葬礼上缅怀逝者，回顾他的一生，讲述自己和他的感情，为他入殓穿衣、守灵吊唁、烧纸出殡……刘江江逐渐意识到，葬礼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人的一生，而葬礼上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治愈活着的人。
“我觉得中国人对葬礼其实是很浪漫的，我们把人活着的时候没有实现的愿望，都用纸扎出来，然后给烧过去，是寄托了情感的。”刘江江觉得，在看似繁琐仪式的背后，其实是浪漫的深情。
从民生剧到大银幕
刘江江大学时学的是法制新闻，一个与电影完全不沾边的专业，但拍电影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 工作中的刘江江。毕业后，刘江江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做了几年法制记者，听说台里有一档叫做《村里这点事》的栏目剧节目，便主动申请加入，成为一名编导，带着一群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老百姓们拍摄了200多集短剧。
“虽然我们这个小圈子里，大家也管你叫导演，但感觉离电影还是挺远的。”然而，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大量生活素材，练好了作为编剧、导演的基本功，在踏入电影行业后只经历了短暂的焦虑期，很快就找到了跟以前的工作经历、学习经历想通的路径。
《村里这点事》拍的基本上都是非常接地气的农村老百姓故事。这也影响了刘江江的创作观：“我觉得讲故事，深情的基础是可信。”拍《人生大事》的时候，他要求从美术到造型到情节设置，都是要可信、深情，然后才有情、有趣。
2017年，《村里这点事》停播，刘江江转向自己心心念念的电影，但是没有找到抓手。直到2018年，他去白洋淀采风时接触到了很多风土民情，这些信息杂糅到一起，逐渐有了想法，决定做一部跟成长有关的殡葬题材的电影。
在白洋淀采风期间，刘江江听到过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头终身没有娶媳妇，也没有孩子，他就特别想看看自己葬礼是什么样，把所有的钱花在了给自己办一场葬礼上。刘江江觉得，这个故事正切合了电影的主题——站在死亡终点上，去回溯人生应该怎么过得更有意义、应该珍惜什么。于是，这个故事成为了电影中浓墨重彩的桥段。
· 《人生大事》中“活人葬礼”的桥段。“虽然我们讲的是葬礼，实际上我们站在葬礼的这头在讲生活。”刘江江想要的是鲜衣怒马、充满烟火气的故事。整个影片的呈现方式是强烈对比：殡葬店的主色感觉上是黑白灰，但殡葬店里发生的故事是彩色的、生动的，每一个人物也都是鲜活的。就像在刘江江的镜头中，三哥的殡葬店“上天堂”被包裹在浓浓的烟火气里——店面地处闹市，有水果摊、早餐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还紧邻着一家婚庆店。
刘江江想用一个更接近观众的方式，植入一个平时被避讳的话题：“每个人都是要走到终点去的，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切口，看到那个终点，才会来反思我们应该怎么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