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甘肃省博物馆文创团队以出土于甘肃、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铜奔马为主题,创作了一款做着体操、“马超龙雀”造型的玩偶。这款玩偶因形象呆萌而“圈粉”无数。正当文创人员在喜悦中加班加点补货时,一些不法商家趁机在电商平台上售卖盗版产品,销售量达10万件以上。
这几年,各地博物馆积极挖掘馆藏资源,以文创产品带动文物“活起来”。与此同时,IP侵权案例时有发生,网红博物馆文创产品屡遭低劣产品仿冒。
盗版侵权行为窃取开发者智慧
半月谈记者发现,部分售假平台商铺为了迷惑消费者,有的标注“官方正品”,有的盗用甘肃省博物馆原创宣传视频和图片,货源却来自一些地方未经官方授权的小作坊。这些盗版玩偶假借“正品”之名,在正版产品问世之初,便依托成熟销售链条抢先占领市场。
铜奔马玩偶文创团队对此又伤心又无奈。“一件文创产品的生产周期一般在3至6个月,成本至少有十几万元,而盗版者仅靠简单复制创意就窃取了开发者的智慧。”甘肃省博物馆文创中心负责人崔又心说,他们团队自2015年成立起始终坚持原创,在开发设计的2000多款文创产品中,铜奔马玩偶是第一款真正火遍全网的“现象级”作品。
半月谈记者从敦煌研究院了解到,2019年以来,数代人传承并开发出来的“敦煌系列”,遭遇多起侵权事件,涉及文创产品或联名产品、文字美术作品、商标或官方标识等多个方面。
北京薪火相传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常年负责举办艺术展览。该公司创办人黄炫梓表示,公司曾为了推广IP和其他企业合作,合作企业却抢注了相关商标。
创意不易,维权更难
业内人士表示,一件文创产品从授权到设计开发,再到打样上市,经历环节不少。相关企业既要花费大量资金聘请创意团队打造IP,又需数月不断打磨优化IP。即便如此,IP能否成为爆款仍是未知数。一旦精心打造的IP没有成为爆款,文创企业就要重新打造。
粗制滥造、低价销售的盗版文创产品,仅需要通过简单生产,就能抢占本属于正版文创产品的市场。一些文创企业负责人坦言,企业要想做下去,既要有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又得持续开拓创意空间。如果产品效益长期被盗版“收割”,企业运营将难以为继。
崔又心介绍,自2015年开始和甘肃省博物馆合作开发文创产品以来,他们连年亏损,直到2019年才勉强实现收支平衡。这两年,团队为维持运营,员工从80人裁至30人,要不是这次铜奔马文创产品爆火,下个月工资都没着落。“铜奔马文创产品大火,本来像一支强心剂坚定了团队的决心,如今却遭遇盗版当头一棒。”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建仁、兰州文理学院旅游学院院长高亚芳等表示,文创产品让文物走出博物馆,吸引更多年轻人主动感知优秀传统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物“活化”利用。文创领域屡禁不止的盗版侵权行为,损害了原创人员的切身利益,破坏了文物活化利用、良性循环发展的根基。
受访法律人士表示,原创者发现被侵权后,理论上可以向平台申诉下架侵权产品,对侵权商家提起诉讼。但维权成本高、时间长、举证难度大等因素,导致原创者难以获得相应赔偿。在“非法获利额大于判赔额”时,一些商家会选择违法。
文博单位负责人表示,相关侵权行为发生的渠道多、地域范围广,监测和溯源难度大,且相关单位多为研究型机构,缺乏专门法律人士,难以真正维权。“况且我们也不能把时间总浪费在维权上。”黄炫梓说。
加大监管和赔偿力度,完善原创保护机制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2021 年发布的《知识产权·服务科创检察白皮书》显示,2011年4月至2021年3月,科创文创领域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受案总数的近69%;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发布的《涉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司法审判白皮书》显示,2019年至2021年,该法院受理涉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案件共计4902件,占全部知识产权案件的37%。
在一些事件中,即使最终维权成功,所获赔偿往往也与损失不成比例,甚至会是零赔偿。
在铜奔马玩偶侵权事件中,甘肃省博物馆第一时间发出严正声明,称拥有此款铜奔马毛绒玩具的独家版权,没有向任何第三方授予生产权和销售权。但是,声明发表后,仅部分商铺经协商后下架相关侵权商品,且没有作出任何赔偿。
据了解,前几年,在另一起侵权案件中,甘肃省博物馆团队也曾作为原告起诉过相关厂商和部分网点,换来的仅仅是相关方停止生产和销售。
文创不易,保护创造性很重要。甘肃省文物局局长程亮等表示,文创产品承载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因其轻量化和创意化等特征,在文化传播中甚至发挥着比文物本身更为独特的作用。未来应加强行业监管,加大文创侵权赔偿力度和全链条打击力度,尤其要防范不法商家将盗版文创产品“改头换面”后又继续生产销售,牟取暴利。
同时,完善原创保护机制和产权保护机制,如设立国家文创艺术基金,扶持国家重点文物衍生品研发设计,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通过更多新兴载体实现有序传播、有趣传承。用中国创意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