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的何文福，于48年前被湖北钟祥县法院和荆州中院以强奸罪先判20年，后改判15年。审判期间他一直未认罪，自服刑起，他也一直在写信伸冤。
直到2015年之后，当初本案的三位证人吴国富、范德才、谢翠香都站出来证明何文福没有作案时间。甚至作为强奸案“被害人”的卓某，也在按了手印的情况说明中说：是办案人员“要我指认是何文福作的案，当时我知道不是何文福害的我，但我只能按办案人员的指示咬定是何文福作的案”。
卓某按了手印的情况说明
上述新证据都形成于2017年以前，但是2019年湖北省检察院依然驳回了何文福的申诉。近期，有承办其申诉的检察官向他表示：目前这个案子处于中止状态，还在进一步审查中。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53条明确规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就应当重新审判。”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第45条第1款第（5）项也一脉相承，明确规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那么，何文福老人提交的新证据，是否达到“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程度呢？按理说，因为没有作案时间就不可能作案，这是常理、常情和常识。
例如《刑事诉讼法》第42条明确要求辩护人，若收集到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没有作案时间当然是不在犯罪现场）的无罪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目的就是要尽快排除嫌疑人的作案嫌疑，以便及时放人，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本案即使没有被害人新的证词，否认何文福作案，也应达到了启动再审的程序条件。
更何况本案还有被害人卓某说明当年的情况，称何文福不是当年的作案人，这本身就是“一票否决”的新证据。“看到（被害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的那一刻，何文福激动地哭了，‘受害人都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坐了十几年牢，真的是太冤枉了。’”然而，何文福似乎至今也并没有等来案件的实质性推进。
笔者注意到，上游新闻2021年报道此案时，标题是《河南七旬老汉背负“强奸”罪名46年，被害人发声称当年未被强奸》。一晃又是2 年过去，这种动辄以年计算的等待，对于79岁的何文福过于残酷了。
本案的法理不算复杂，在被害人称何文福不是当年的作案人，复查机关理应对被害人深入调查，当年为何会形成那样的笔录，现在为何更改证词，新证据若没有作伪证的情况，理应提出抗诉再审。如果查出被害人作伪证或辩护人指使被害人作伪证，那就另当别论，但也要有个明确说法。
启动再审之难，在此案可见一斑。在如此多关键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包括当年证人“翻供”，被害人称是被当时的办案人员指使，但是还没有等到再审程序的及时启动。
一个法治社会，究竟是司法及时纠错，还是继续让申诉人手握最新证据苦苦等待？答案本不言自明，但落实到具体案件查起来就格外难。正是因此，自上而下的监督就需要发挥作用，监督的时间也要有明确的界限，不应被无故中断、拖延。一个人的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八年呢？
（金泽刚系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