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终究不是选调生顾某的“岸”。
在离职事件发酵一日后，顾某的母校武汉大学出面用三个“不”回应媒体：其个人选择，不能代表武汉大学在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的选调生群体，不会动摇武汉大学选调生扎根基层砥砺奋斗的信心，更不会改变武汉大学学生有志于到基层工作、服务国家和人民的决心。
武汉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还表示，人生的路还有很长，希望这位同学经历此事件后，能真正成长、担当有为。
自5月29日以来，舆论多认为顾某“既要又要”，被批不算冤枉。纷争中也有观点提到，应尊重和接纳个体差异，不必上纲上线，更不能网暴。
在甘肃本地70后干部汪文（化名）眼里，顾某离开嘉峪关的选择“可以理解”。5月31日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现在的年轻人和他们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大为不同，生活上的考验也少得多，对生活期望值比较高，到基层工作可能发现有一定的落差。“有些娃娃在基层，比较皮实一点，批评了想着他能把这个认识上升，有时候说服不了也没有办法，因人而异。”
汪文曾在县委办和乡镇工作。在他看来，基层的工作千头万绪，确实需要很多有能力的年轻人。选调生限定了高校范围，保证了一定的工作能力，但它的名额又很有限，也因为编制等原因，基层单位即便很需要也不一定能分到选调生。据他观察，在当地工作的选调生、西部志愿者等，工作都非常敬业，但留下来工作的选调生基本是甘肃本地人或者近乡的西北人。他表示，现在的年轻人负担都比较重，大多数孩子虽然考上了很不错的高校，但家庭经济条件都一般。如果在生活上比如住房方面有更多保障，对留住选调生而言可能会更好一些。
汪文认为，基层工作对一名干部的成长很重要。如果没有在基层锻炼过，没有真正和群众打过交道，可能对一些复杂问题的思考和处理都不全面，或者是有缺陷。如果在基层工作过、锻炼过，那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通常能得到了很大提升。“一名干部成长的过程中，基层锻炼还是很重要的，也能锻炼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基层工作的困境亦难以回避。早些年汪文担任镇长时，镇上很多填表、统计工作，基本是由一两名会电脑的年轻干部负责的。主管部门工作分得比较细，需要的数据、材料等，好比千根线传下来，到了基层乡镇都是从一个针孔过。“工作多了对乡镇工作有促进作用，但是对年轻干部、尤其是驻村干部来讲，那工作就比较忙，压力也比较大。”
网络上有一种声音讲，“能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对此，汪文谈道，在甘肃这个地方，过去条件确实非常艰苦，但是通过一辈一辈人的努力，各地的生活条件、自然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都是几代人下苦得来的成果，也让人有收获感。俗话说“鸡儿吃一天食是叫一天鸣”，这就说的是一种正常的生命运动。但凡活在这个世上，肯定要运动，如果把所有的运动都看成吃苦的话，确实“三观”有点偏差了。
5月31日，回看了顾某的“心路历程”，一名在东部省份工作的甘肃人表示，她的“上岸”可能是父母意愿的“上岸”，不是自己的“上岸”，顾某带着情绪去嘉峪关工作，自己禁锢了自己。
这名在外工作人士也提到，顾某本身回到甘肃算是一种对家乡的支持。相比武汉和兰州，嘉峪关的条件可能确实没那么好。而年轻人本来就迷茫，人生到底走哪条路也不够明确，可能公开发言时想不到这么多，对他们应多包容。顾某最后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离开了嘉峪关，达成了自己的“上岸”，对后来者也有警醒，足矣。
有媒体认为，就公共价值来看，这个略极端的案例背后，可能折射出的选调生群体某种心理倾向，更值得关注。
荔枝新闻5月30日刊文谈道，近几年，“考公热”进一步升温，其背后的竞争激烈程度无需赘言。就像一些网友所指出的，顾某所不屑的“选调生”，可能是无数人梦寐以求却难以得到的岗位。然而，包括选调生在内的公务员岗位“一岗难求”之下，某种职业倦怠感，很难说只是个例。尤其是选调生这类专门面向基层的岗位，可能不少人都或多或少带有一种“勉为其难”的心态。比如，搜索与选调生相关的信息，迷茫、焦虑似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同时，有研究论文显示，近年来，部分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选调生用不好、留不住等问题，选调生流失现象呈现加剧的趋势，部分选调生在最低服务年限内就离开了所服务的机关，影响到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和基层机关的正常运转。而前些年，还有媒体通过访谈8个省区的近百名选调生，梳理了2个实名制选调生QQ群一个月的聊天记录和数十篇选调生日记发现，当前选调生群体普遍存在三种心态，即急功近利、愤世嫉俗、过于理想化——顾某在文章中的种种表达和流露的情绪，可以说为此作了一个稍显极端的注脚。
该文称，诚然，不该将顾某的形象夸大为选调生群体的群像，但是她的情绪化表达中所反映出的一些现实问题，很难完全说只是个人化的。这个案例也应该给选调生的选拔和培养，带来一些启示和警示价值。如何真正选出那些具备能力且有志于基层工作的人，如何将选调生的个人价值和主观能动性真正激发出来，尽量避免出现选调生带着一种不情不愿乃至“哀怨”的心态从事这份工作，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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