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节，金山区亭林镇居民施桂明收到一份从日本春田医院发来的传真：其妻周亚华于4月4日晚在日本自杀身亡！隔日，周亚华所在会社传真的“研修生死亡报告书”让施桂明确信，其33岁的妻子用菜刀割颈，失血过多，客死他乡。

　　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施桂明翻出妻子赴日后寄回的信件和照片，不禁泪湿衣襟。

　　周亚华原在上海一家日资服装公司当缝纫工，去年10月21日经公司选拔，赴日本某会社“研修”，实为劳务输出。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周亚华来信多次表示，“日本这边的工作非常繁重，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11时”。

　　4月3日晚，他接到一个蹊跷的日本长途电话。日方一工作人员在确认了施桂明的身份后，把电话交给周亚华。周开口就说：“我现在思想压力很大。”

　　“你压力大，就回来好了。中国不是没有饭吃。”施劝导。

　　“我准备4月6日回来，机票已经买好了。”

　　施桂明一口答应：“知道了，我去接你。”他忍不住追问了一句：“你为什么思想压力那么大？”

　　这时，电话被旁边的工作人员一把抢去：“你不要问这么多，回去再讲好了。”

　　施桂明回忆说，妻子该晚对他说的两句话，也是最后两句话。他认定在妻子自杀问题上，日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日本公司反馈过来的意见是“周系自杀，我方不予任何赔偿。”施桂明开始求助于法律。

　　二

　　经金山区劳务输出公司介绍，施桂明找到了区政府法律顾问团成员郁志炎律师。郁律师翻阅了相关资料后，接受施的委托，成为本案代理人。一进入角色，郁律师即纠正了一个重大错误：周亚华的哥哥已于4月5日委托日本公司法人代表全权代理周的遗体火化等一切事宜，这等于将主动权无条件交给日方，且能依法作出授权的只有施桂明本人。根据律师意见，周的哥哥立刻撤销了这一委托。

　　随即，郁律师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向上海市外办和对外服务有限公司核实传真的真实性；经强烈要求取得了对周确系自杀身亡的鉴定报告；致电中国驻日本福冈（周供职的会社所在地）领事馆，请求帮助核实周的死因；主持各方参加的事故见面会和事故协调会，及时搜集周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及赴日研修合同等书面材料，并着手对日本相关法律进行研究。

　　就在郁律师紧锣密鼓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时，干扰也接踵而至，最“善意的提醒”是“不要因为这个案子影响了金山的投资环境”。该区副区长陆建成和区司法局领导获悉后，鼓励郁律师排除干扰，维护中国员工的合法权益。

　　三

　　谈判异常艰难，前后交锋近10次。“先处理遗体，还是先处理后事”，这是双方最初争论的焦点。郁律师作为施桂明的代理人，坚持要先处理后事，谈妥赔偿数额。但日方坚称周系自杀，不是工伤事故，不存在赔偿问题。

　　郁律师向日方索要劳动合同时，日方公司百般推诿，最后拿出一份空白合同称，“原先是参照这份合同与周签的”。没有劳动合同，谈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日方代理人自知理亏，4月13日松口了，愿意补偿5万元人民币了断此案。郁律师当即表示不能接受。

　　在办案过程中，郁律师研读了《日本民法典》，又根据案情需要，着重对日本出入境劳动管理法、日本劳动关系法、日本劳动保险条例进行了专题研究。在谈判席上，郁律师言之凿凿：“日方公司违法行为有三：一、违反日本国禁止使用外国劳动力的法律；二、违反劳动法有关一天8小时工作制的规定；三、违反劳动者保险条例，没有为员工周亚华投保。”

　　根据日本法律，并结合中国法律和司法实践，郁律师提出，对周亚华的死亡事故补偿应包含六方面的内容：数年工资，交通费，墓地费，周亚华尚未成年的11岁儿子的抚养费，律师代理费，周的亲人的精神损失费，总计人民币35万元。

　　谈判第二天，即4月15日，日方公司退下阵来，与施桂明达成协议，同意补偿35万元人民币，并明确签约后即一次性支付17.5万元，至4月30日前再支付其余部分。协议并对周的家属赴日奔丧、追悼会、遗体火化等事宜另行作了具体约定，费用由日本公司承担。

　　前天上午，施桂明及周亚华亲属等三人飞赴日本，处理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