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办公桌上是两封沉甸甸的来信。西安某高校数学系98级一名姓岳的女生和她在西安另一所高校就读的弟弟联名向本报求助———他们的母亲3年前患了肾病，为了他们和两个妹妹能够安心学习，母亲隐瞒了病情，直到今年2月病发。姐弟俩说，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母亲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可他们穷苦的家为给母亲看病已经变卖了所有的家当，“15万元的换肾手术费就像一张死亡通知书。”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社会的资助，他们在信中承诺，如果哪家单位或个人能够帮助他们，他们姐弟俩今后将极尽所能为好心人服务。

　　另一封信是甘肃省庆阳县一位姓贾的男子寄来的，他说他在大山沟的家很穷，母亲患了胃癌，他想卖掉肾给母亲治病。类似的求助信本报曾接到很多，记者发现绝大多数求助者都拿出相同的“姿态”：为了亲人的生命，有知识有前途的人表示要“出卖”知识；没有知识的说要卖器官；甚至还有花季少女许诺以身相许……所有这些，都不得不引起记者更多的思考。

　　许重诺求助涉嫌玩噱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许多人用典身、卖器官等做法来谋求资助。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来自于媒体的影响，许多媒体都报道过类似的事情：“谁救我妈，我愿嫁谁”；“博士为救女友愿毕业后无偿打工”等等，这些做法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得到资助渡过眼前难关。

　　记者面前一迭迭的求助信就让人真假莫辨，比如本报曾多次报道说器官买卖是违法的，可还有人要卖器官救亲人！是该同情他的遭遇还是指责他的愚昧？一位读者曾经和记者谈到过救助类报道的问题，他说：“许多读者愿意帮助困境中的人，这是不讲回报的，可求助者总是提前承诺会如何如何，甚至典身，其实他很清楚谁也无法强迫他，这样的承诺让人不舒服，感到是种手段，是在炒作。”也许这位读者的言语偏激了一些，但的确，这种求助的“怪圈”是不正常的。

　　另外不得不说的是，记者痛心地看到，许多伸手求助的人，家里都有四五个孩子，甚或更多，严重超生是导致他们家境贫寒的原因之一，这给救助者的心头蒙上了或多或少的不快！

　　济危困社会保障需健全

　　我们必须承认，社会上有不少被病痛折磨的经济困难者，他们绝望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令人痛心的是，有些病并非绝症，要治愈需要的只是钱。有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渠道能使这一部分人得到维持生命最基本的救助呢？记者就此咨询了陕西省医改办的有关负责同志。

　　据了解，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一部分的基本医疗保险，其所享受的群体只是城镇职工，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的员工。在西安，该项保险金是由单位交纳个人工资的7％、个人交纳2％，所以，有些困难企业的职工都难以参保。而参保人一旦生病，所得到的赔偿金最多也就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倍左右，也就是说，基本医疗保险只能应付一些日常小病。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想办法解决困难企业职工的参保问题。

　　社会救济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应有的一项内容，至今还没有一个规范的管理，更谈不上专为此建立一个可以解决大部分经济困难者的医疗问题的基金会了，换言之，所谓社会救济目前还是个“空头支票”。由于资金有限，民政部门在这方面的救助也远远跟不上需要，许多慈善机构的善举也只是杯水车薪。

　　当然，社会保障体系的成熟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许多扶贫行动和互助行动已经开始启动了，我们能够从中看到其光辉的前景。(本报记者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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