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据《中山日报》报道，今年70岁的梁伯是小榄人，他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从不相信鬼神，“去年我病痛特别多，人家叫我去拜神，我就不信神，倒觉得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士应该拜一拜”！

　　说起捐献遗体，很多人都有所忌讳，觉得不吉利。健谈开朗的梁伯则表示，自己60岁时就已经有捐献遗体或器官的打算。“早在10多年前，从报纸上看到一名白血病患者，因没人捐献骨髓，被死神夺去宝贵的生命报道后，就萌生了捐献骨髓的念头。”

　　大约两年多以前，梁伯又从电视上看到一位退伍的志愿军战士要捐献自己的遗体，特别敬佩。“我觉得，活一世，最后能够为社会作点贡献很难得！”梁伯把捐献遗体和器官比喻为废物利用，“因为医学发达我活到了今天，所以死了以后也很应该为医学研究作点贡献。”

　　他从去年就开始四处打听，先后和好几家医院联系，无奈都碰了钉子。

　　一次，梁伯到医院做B超检查，完了以后，他就问护士自己哪些部位可以，哪些部位不可以，并向护士表达了自己死后愿意捐献有用器官的愿望，护士吃了一惊，问梁伯：“你是不是从香港回来的？”大约再过了一个星期，梁伯入院留医，他再次请一个护士帮他拿一份捐献遗体的申请书，护士答应帮忙问一问，以后也不见有回音。

　　直至去年底的一天，梁伯在家收拾东西时，突然感到心脏剧痛、头晕、出冷汗，他被家人送进了医院，就在医生推着病床时，梁伯觉得自己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了，就想起了自己的一个夙愿：自己死后，将遗体无偿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他马上喊住了医生，说：“我现在临终吩咐，如果我手术失败，我要将我的遗体献给祖国和人民。”医生们一时不知所措，只能不停地安慰梁伯不要冲动。临出院时，他又拜托了医院的一位医生打听一下，几个月过去，杳无音信。

　　市红十字会秘书长吴彬认为，捐献遗体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但首先需要法律的保障，全国没有相应的法律，市红会也爱莫能助。她说，遗体捐献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关遗体的捐献、保存、处理以及器官的移植，捐献者及其家属、受捐单位、使用器官的医疗机构的权利和义务等，都必须通过立法来明确。否则，一旦引发争议，将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市卫生局副局长黄华裕表示，与传统的土葬相比，火葬、树葬、海葬是丧葬方式的革新，而遗体捐献则更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奉献行为，它对于推动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尸体解剖在提高临床医师诊治水平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市几大医院都具备人体解剖和病理解剖的条件，但开展得少之又少。至于器官移植方面则是刚刚起步。

　　记者电话联系过一些医院，谈到遗体捐或器官捐献时均表示无此先例，不知如何操作。黄华裕则告诉记者，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遗体捐献方面的法规，国内现在通行的办法是先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然后再经公证机关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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