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安顺地戏现状：官司与乡土

　　和张艺谋打一场6年前的官司，詹学彦套用安顺市文化局领导的话说，“不赢也赢了”。电影《千里走单骑》里，他带着安顺旧州镇詹家屯三国地戏队的表演，被字幕打为“云南面具戏”，于是有了今年在北京开庭的“正名”官司，以及庭上农民们穿戏服、执大刀指控的一幕。现实中，被学界誉为“标本”、“化石”的“地戏”，对当地人鲜活实用。

　　记者◎葛维樱   摄影◎蔡小川

　　打官司的逻辑

　　本刊记者到达旧州镇的时候，正赶上“5·28”城隍节。浩浩荡荡的游神队伍，由硕大的木头神怪、孩子、老人各自吹打弹唱的队伍首尾相接，穿越小镇的4条街道。其中戴着面具的地戏队，有特权偶尔停下，在不同的门市小店门口停下唱祷一番，然后骄傲地接下红包。

　　詹家屯绝不是安顺地区最好找的地戏队。安顺市的简介中“拥有380多出地戏”，现在真正能操练演起来的地戏队，大概不超过30支。游客想听地戏，最方便的途径是在旅游地点“天龙屯堡”提供的地戏片断表演，收十几元可以欣赏十来分钟《三英战吕布》，旁边还配着滚动大字幕。戴张飞面具的曾玉华这一天唱得特别卖力，嗓音激越，打斗时腿脚也快。他告诉本刊记者：“今天下班早，我现在只有周末回詹家屯看看，四五年了都在天龙这住着，唱戏赚钱。”他的晚餐就是一碗辣椒菜汤拌米饭，再有一小杯白酒。作为詹家屯的“神头”，月收入八九百元的58岁的曾玉华现在依然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说，“在这里不能把自己当艺术家，也就是个打工仔”。

　　之所以有“艺术家”一说，是曾玉华在今年的官司后，“得了一个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虽然补贴一年只有5000多元，“毕竟是领导上重视的结果”。其实在他心里，“艺术家”应该是从1993年去台湾演出开始算的，“那可是人家台湾的大学教授，来安顺转了一个月选的我们这一队”。安顺市的地戏队众多，这里是明初朱元璋调北征南的驻兵之地，“屯堡”遍布，操演地戏实为练武，现在老年妇女还穿着明朝服饰，在很多人类学家的描述中这里简直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各路地戏队就开始受到不同地区、国家的邀约，前往外地表演，演出最多的三四支队伍中，詹家屯也在其中。“一年到头我们光外国宾客就要接待多少！”曾玉华自豪地认为，“我们也是见世面的人”。

　　在2004年受到张艺谋《千里走单骑》剧组青睐，被挑选去云南丽江拍戏前，农民们完全没听过“张艺谋”这个名字。“我从来没看过电影，电视都很少看。”他们的日常生活大部分被农活占据。“我们这些屯堡都有个特点，就是封闭。唱戏祖辈上也是自娱自乐的意思，甚至外村的、外姓的都不太来看，我们自己演戏。出去演出都是领导安排的，我们自己也不会弄。”詹学彦告诉本刊记者。

　　当时剧组委托安顺市前文化局局长在当地寻找地戏艺人。“老局长直接找的我们，把我们带到了丽江，又介绍了很多，我们才知道这是个国际著名导演，跟他拍过电影都能出名。”这时“张艺谋”三个字突然就有了点石成金的功力，“村里的人像着魔一样”。詹学彦也是戏队“神头”。“当时剧组本来说要14人，临要走了突然缩减成8人。”这个变动使戏队出现了分裂，“要去都去，要不去谁也不能去”。詹学彦当时承担的角色，是去扮演唱戏的演员的替身，算是主角了。最后他反复做工作的结果是，回来时给其他没去的人分一些报酬。

　　在詹学彦看来，自己这一次往外走“成本太高了”：“以往我们去上海或北京演出，都没有参加张艺谋电影这么难。大家连身份证也没有，不少从外地赶回来的，地戏队里虽然我能做主，可是农村人都是爱说风凉话的。”不过詹学彦还是觉得应该去，“电影一上我们必然要火了，地戏不就也火了？”但到了云南，大家觉得有点奇怪，“剧组不让我们带自己的面具和服装”。剧组对地戏的行头已经在安顺精心置办好了，但是演出中只字未提“贵州安顺地戏”之类的字眼。“我们还以为拍电影是去给我们地戏做宣传的，现在想想，怎么可能呢？丽江有钱，人家张艺谋是丽江请的，戏都是在云南拍的，安顺又没出钱，人家凭啥要给我们宣传呢？”詹学彦虽然精明，却并不敢在当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一共就见了张艺谋四五次，也没说上话，我们拍戏他是来看的，但是我一个农民，只是个替身演员，脸都露不出，哪能去和他说什么的？都是一些主任、副导演什么的，也不知是谁，反正发指示的都是这些人。”

　　“后来很多村民说我们卖祖宗，其实我们真冤枉，没有签演出合同，只是给我们每人60元一天的演出费用，我是神头又是主要的，120元。一共待了不到20天吧，还有大部分时间都在牢里，说是和犯人一起可以体验生活。”詹学彦说他当时演出非常卖力，扮关云长是他的长项，一切唱词动作都烂熟于心。“我们都被要求和犯人一样，穿犯人的衣服，剃光头。大家都觉得很委屈，可是我们是农民，去和人说我们不愿意，根本没人理。”这些气愤的说辞，并不是因为打官司而临时生出的想法，无论是曾玉华还是詹学彦，谈到要和犯人一起就语气激动，满脸通红。“有一次拍完监狱的戏，我去剧组打饭，可能人家没看出来，还特别严厉地说，你怎么还不回去，你不在这儿吃！”曾玉华说，“我和一个副导演说，我们不愿意剃头，不想和犯人一起，我们又没犯法！人家说，那你自己考虑，这戏还拍不拍？你是个头。把难题丢给我了。我一想不拍不行了，人生地不熟，工钱到最后临走时才给我们，如果半中腰不干了我们一分钱拿不到怎么回去，怎么交代呢？都已经答应了这码事，那个老局长接洽这事也是好意，可是他并没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又没有合同，真是委屈得很！”

　　面具后的表情

　　詹学彦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电影上映，他和地戏队完全不知道，他们从丽江回来时为了缓和队里的矛盾，“买了不少礼物，还把报酬分给了没去的人。拍电影没火受气也没啥的，可是村里人天天在你背后说风凉话可受不了”。直到詹学彦有一天拿到了一张VCD，“一个村里的人给我带回来了，说电影都上了，咋没说咱们村子呢？”果然，电影里15分钟左右的詹学彦戴着关云长面具，与地戏队一起表演的桥段，旁边放的大字幕是“云南面具戏”。在影片结尾迅速上滑的字幕中，詹学彦他们反复慢进，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和“贵州安顺詹家屯戏队”的字样。“没说地戏，也没说‘三国’戏队。”因为詹家屯有两大戏队，另一组姓叶，祖传的是《岳飞传》。詹学彦说他这才真正难受起来：“村里人都知道我们去拍了电影，可是却没提贵州地戏这几个字，对于外人来说可能无所谓，可是对于我们，这几个字就对不上了。”

　　于是村里村外有了许多“卖祖求荣”的辱骂，詹学彦说：“我过了很长一段内外交困的日子。这个电影拍得太亏了，上当的感觉特别强。”不到这些屯堡走走，很难理解到底当地人对地戏为何有这么强的归属感情。翻开上世纪80年代誊抄出来的《三国》老戏本子，上面记录着每一代“神头”在地方上担任的职务。詹、曾两姓是明代来此驻军的将军姓，在战役中曾战死，而詹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曾姓家族，因此两姓定下了“永不结亲”的誓言，也有了按照“桃园三结义”的寓意传下来的《三国》地戏。这样的祖宗传奇是每个村落姓氏拥有一出地戏的精神根源，600年的时间足够一部地戏在一个姓氏里被供奉起来。神头从詹、曾两个将军开始算，职务是“正副将军”，后来有了“武庠”、“府君”、“进士”、“秀才”之类的人，而到曾玉华的父亲曾建章，写的是“区长”。“他在1946年就参加革命了，解放时是安顺县的公安局长，后来又做了区长，一个月40多元工资。到自然灾害时期，因为我弟弟饿死了，他就回家务农，被当做‘擅自离职’处理了。他回家就是唱戏，当神头。”基本上村里最有出息的人，就担当了“神头”。到了詹学彦和曾玉华这里，就没有职务了，但他们的父亲都是神头。“个人在村里非常有威望，我们俩都做过一段时间村委会主任、会计。”说起“跳神”、“神头”，他们自己非常骄傲。

　　他们更强调自己在本地受到的尊崇。比起曾玉华，詹学彦更加内敛和爱体面。他评上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安顺只有两人享此殊荣。旅游景点请他去跳，他跳了几个月就回家了，“5·28”城隍节时他说自己“只是个去喝酒的”，根本就不参加演出。“地戏队给各家唱一段，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几十桌酒席让所有人一起吃，礼节太不周了。”他向本刊记者翻开照相簿，“你看过去我们去哪个地方唱一段，至少要有猪头和雄鸡。参庙、参水井、参门楼或八卦图，各种仪式或者喜事，流程是很严格的。”

　　他领我们去看詹家屯自己的“神柜”，看似破旧的一间房屋里，却要所有人洗了手才能去打开几口大箱子，看那些雕刻繁复又美丽的面具。“一个戏队有一个神柜放这些，这三个面具都有400年以上了，是‘文革’时偷偷留下的。”是黄忠等几个三国将帅，后面的木头已经破碎到反复用黏合剂粘过，而漆色形状都很有神韵。“每次唱戏都用，一两年就修一次。面具使用前一定要用鸡血点一下额头。这些面具太老了，我们得像对祖先一样敬着。”几个妇女离个三五米以外在看，让她们过来她们就连连摆手。“女人尤其是带孩子的女人绝对不能碰面具，她们身上有奶气，都阴气太重，老辈人就说她们被面具惊到。”

　　地戏在当地绝非“戏班子”，而是代表祖宗神仙。“你戴上这个面具，你就得做出老祖辈们的样子了。”詹学彦说他从9岁就跟着父亲唱地戏，“谁家请我们去，都是特别隆重的仪式，要街道里摆出香案，他们本村也有会唱的，就开始给我们出题。比如香案上放马，我们就得唱马超；布里包一个铝块，就得唱吕布；还有放块糖的，那是唱四马投唐。谁家考学高升，谁家求子，我们还有很多小段子可以唱，现编也没问题，唱对了他的心思，一串鞭炮把我们送过去。这才是待客之道，至于红包、酒席和各种费用更不用我们说。”现在的仪式只要主人家摆个香案，主人在前面鞠三个躬就完事。“在自己村里唱戏更隆重，每个村各唱各的，也有打擂台的，今天唱到哪出戏，暗合哪个姓氏，本门就风光。第一天不能唱，要杀鸡、扫场、坐朝。”本刊记者没弄懂“坐朝”的意思，曾玉华激动地说：“北京有天安门没有？那就是朝，那就是规矩！”

　　氏族与地戏

　　安顺的詹姓都由詹家屯源出，传说里朱元璋带来的24姓人家，现在已经演化成极大的氏族。“1989年的时候，还有180多支地戏队参加地戏大赛。每村每姓一戏，可想而知多么壮观。然而那一次就是最后的繁盛了。”曾玉华的父亲曾建章当时还担任了地戏大赛的评委。而在詹家屯的记忆里，除了这次和张艺谋打官司，那次是最深刻的“眼泪都要掉下来”的经历。詹家屯有三大姓氏，除了詹、曾两姓世代交好，还有叶姓唱的是另一出。“我们平时都结亲的，但是一到跳神的时候，谁也不搭理谁了，这么多年的默契是，谁也不评论谁的戏。”叶家人都知道詹学彦惹的官司麻烦，但是他们的祖训是，“绝不能评论人家的戏，矛盾太大了”。

　　有趣的是，几个姓氏的老人都特别乐于回忆1989年的地戏大赛：“看起来只是为了丰富文化生活的比赛，实际上是所有大姓之间的争斗。”“文革”并没有摧毁地戏，相反，大多数村寨都有老人凭着记忆或偷藏下来的戏本子，恢复了“跳神”。“一部《三国》跳下来要三个月时间。”詹家屯的《三国》戏本有八册，用蝇头小楷抄写，字体也不一样，每句以七字为主，也有少数十字的，用来回忆，像回放镜头一样的叙事。詹学彦说着就唱起来，他非常推崇里面张辽说关羽降曹，字词都很美。尽管唱戏的人文化程度都是小学未完，却能背下许多词句，用语简洁易懂，还有“战袍磨得风烟起”之类的形容，詹学彦说，“80年代我们唱之前每天要排练，先点将，谁扮什么，然后不拿本子，互相唱，最后走场操练，这样几个月才上台演出。来晚的人还会被很严厉地训斥，有家规。老中青都有，现在我们队还有几个20多岁的人唱”。

　　当时这个戏队在大赛初选时得了詹家屯最高的分数，“当时詹家屯是个大村，有五六个大姓，所以有五六台地戏。”可是到了汇演时候，这支队伍却落选了。詹、曾两姓说：“是叶姓的一个人在旧州做宣传的，他动了手脚，把我们拿掉了，叶姓的《岳飞传》就参加汇演去了。”曾建章当时做主让詹、曾唱地戏的30多口人，“背着干粮，带着行头，住在安顺县里的一个村子，住了十几天，就是为了去县里头告状”。在詹家屯乃至安顺市，那场官司当时的影响不亚于这次。“我们找了当时的一个副县长，她去查了我们的分数，确实是最高的。可是我们已经不能参加汇演了，那次是贵州省拨款，第一次做地戏的调研。”关于当时的情况，居然有这样一份报道，在前面的官样文章后记叙：“大赛进行到最后一天，比赛现场出现了骚动。演出现场突然挤进了一支队伍，要求参加比赛，一时场面陷入混乱……”

　　“因为叶姓做了手脚我们不服啊！一个杂务跑进会场喊‘你们办事不公道！’”詹学彦现在讲起来还是难免激动。“我那时30多岁，上面还有一辈人给做主。治安的人要抓这个杂务，我们当时真是豁出命去，也要保住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名誉。”詹学彦现在的回忆已经很美好了，“当时领导听我们唱完，都说重新打分，给了我们一个最高分，我还记得是97点多。那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时刻。”而曾玉华记得，“还是交了200元，才让我们表演了20分钟。不划算也得争啊！”

　　他们说，那时县里已经连轴转演了三天，“评委们精神疲惫、不以为然”，但詹学彦上场踢枪、飞脚、抓雉尾，接着唱起来清亮高亢。“马超见曹操逃了，枪尖却扎在树里拔不出，他又拖又拽，狂叫不已……”当时报道的描述把演马超的詹学彦形容为“如情如心”，也因为这样真正发自内心的表演，詹家屯三国戏队得到了第一个公认的荣誉。“当时大赛排名已经出来了，我们只好给个特等奖，叶家的《岳传》是二等奖。”他轻描淡写地说。叶姓有人原来是部队里的文书，叶家也比较有文化，在本地政府有不少人，“我们詹、曾有习武的传统，不大读书的”。

　　“后来举办的比赛也好，邀请哪个戏队出国也好，其实越来越有经济的成分了。”詹学彦有点黯然地说，“如果还按照自家唱自家，我们才是原汁原味的，毕竟各家的戏本子还是不太一样，演员的风格味道也不同。可是现在受经济冲击了，和我们原来唱的初衷已经不同，完全违反地戏和家族的关系。”

　　吃一“堑”长一“智”

　　因为《千里走单骑》寻找“面具戏”的人，基本上找不到贵州来，因为丽江当地早已率先打出了“云南关索戏”的演出招牌，并且以这部电影为卖点。“一个老师告诉我，他去看了一场，就给了1000块钱。”詹学彦说。关索戏和地戏很像，只是面具的感觉不同，外行人特别是游客也不会追根问底。不平是一回事，詹、曾两姓再怎么要说法，也没有能力真正和张艺谋对簿公堂。这场官司的原告是安顺市文化局，詹、曾等当时参加电影的演员，只是作为证人出庭而已。“如果政府不出面，我们不可能打这个官司。因为政府知道了以后也很恼火。”上一场官司也只是到官员面前争个名分，“这次不一样了，2007年那会儿政府就告诉我们，张艺谋是奥运会的开幕式导演，我们得从大局出发，不能在这时候给人家惹事”。

　　从聘律师、搜证到整个官司的程序，地戏队完全不了解状况。“这些我们都得听政府的，不然谁来告诉我们呢？”詹学彦说，“张艺谋拍片我是觉得非常敬佩非常好的，可是他拍地戏这段不对，不是以我们为主，是以他电影的故事情节为主的，怎么拍地戏他还是个外行。”他给我们用影碟机，放了一段他们自己演绎《千里走单骑》这一整段“过五关斩六将”的录像。在村头的草坪上，他们各自戴着面具，在画面里卖力地做出各种姿势和打斗动作，还有配着“滚滚长江东逝水”音乐的片头，虽然画面粗糙，但那种原始质朴的认真和努力让人感动。詹学彦感慨地看着说，“有一个里面的演员已经不在了”。

　　现在最常挂在他们口头的一句话就是“受到经济的冲击”。詹家屯没有旅游优势，只能凭真本事吸引各种来观看的人，“大部分是领导安排的，让我们接待，我们就演一场，领导有时会给我们一些劳务费什么的”。这样的活无论多少他们还是觉得很光荣，然而普通的来访者则不一定了。詹学彦一开始说，“为了电影官司的事来的，我们都不会收任何费用”，然而最后一天采访拍摄时，曾玉华却说，“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耽误了自己的收入”，坚持收取一定报酬。对于詹、曾两家，他们说，“我们不需要用张艺谋炒作，我们已经很有名了”。不过碍于尚未从制片方得到答复，当地并没大张旗鼓地以电影为噱头来宣传，导游也只是顺嘴一提。“非物质文化遗产嘛，就不得物质了。”曾玉华说，“政府打官司不过就是求个名，我们呢，说实话，我们演那个电影钱太少了，可是领导不愿意让我们说这一层。”

　　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打这个官司，而“非遗”并没有专门的保护法。张艺谋的代理律师佟洁说，“非遗的保护法规是否会设立知识产权，它的性质、范围是什么，谁来主张这个权利等等，目前都没有结论。也就是说，原告主张的(在影片《千里走单骑》中对安顺地戏的)署名权，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提出的要求包括停止放映影片和提出道歉，“不过如果能够给贵州地戏正名，也可以继续放映”。另一方张艺谋的剧组只有律师出庭。“绕来绕去，就是不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其实就一个问题，你就说这是不是贵州地戏？张艺谋口中承认这是安顺的就好，他不正面回答，还有法官呢，法官回答也行。这个道理我觉得还是说得下去。”詹学彦说。

　　“我估计张艺谋是世界的、国家的著名导演，也不可能把他怎么样吧，估计最后就是又要恢复我们的名声，又不给他造成不好的影响。”詹学彦的精明再次显示，“说实话，安顺以前不重视我们地戏，现在是给电影搞出了名堂，才又来管了。原来光顾着让我们贡献贡献，其实地戏本来是应该被保护、尊重的。不说我是艺术家，不按演员说，就是我是农民，还有一天最低误工补助60元钱。去给镇上演出一个红包才块八毛钱，我们开香祷告祖宗都不够。一个戏队至少也得十五六人的，现在都是老人，长坂坡83万人拿什么演呢？”詹学彦的梦想是把村里的学堂老房子修好，现在那里有个石头戏台，“应该矮一半才好，”屋子里都是蒙尘的地戏奖状、锦旗之类，“我们也好有个地方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