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
以下为正文部分：
我出生于辽宁沈阳，生日是1929年元月7日，至少后来的户口本是这样记录的。懂事后，我一直记得我的生日是1月8日。解放后，派出所发来的户口簿，不小心弄错了，变成1月7日，只能将错就错了。出生时的细节，父母没告诉过我，只晓得是在沈阳城里的一家医院。
1929年，中国东北的局势非常紧张。1928年6月发生皇姑屯事件，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会处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当日不治去世。少帅张学良为报杀父之仇，决定东北易帜，归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1929年，国民政府对中国部分省市的行政区划作了调整。我出生时，辽宁还叫奉天省，沈阳叫奉天市。几个月后，奉天省更名辽宁省，奉天市变成了沈阳市。
当时父亲金涛就在京奉铁路（北京—奉天）做铁路工程师。奉天更名后，随之变北宁铁路。1931年，我已经两岁，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军炸毁了日本修建并管理的南满铁路，而后嫁祸于中国军队，借机炮轰并占领了沈阳。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把北宁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家属撤回到北平，包括我们全家。沈阳虽然是我的出生地，但只待了两年多，还在摇篮里，完全没有印象。
我父亲名叫金涛，本名义涛，号旬卿，祖籍浙江绍兴湖塘，1888年生于绍兴。他曾跟我提起，祖先原本姓刘。五代十国时，吴越的开国之王叫钱镠，因镠与刘同音，为了避讳，该国的刘姓人，皆去掉繁体字刘字的卯头刀旁，改为金氏。我查过书，真有这事。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岁，人到中年。回北平后，父亲仍在北宁铁路谋事。不久转到平绥铁路（北平—绥远）出任工务处长，那是铁路上的要职。平绥铁路，由中国最早一批留美幼童、耶鲁大学毕业的铁道专家詹天佑设计。詹先生人称中国铁路之父，父亲到任时，他已过世。
我没见过祖父、祖母，他们去世很早。古时候，祖上在绍兴是酿酒的。历史上，绍兴酒一直很出名。绍兴另一个出名的是师爷。我祖上后来改行做师爷，在衙门里给人写状子谋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在清华填表。家庭出身一栏，他填的是“前清刑幕”。所谓刑幕，即刑名幕友，是清政府机构中专门办理司法诉讼的幕友，简称刑幕。到我父亲这辈，他们四兄弟多半还是做师爷。后来不兴叫师爷了，但还是在官府、法院做文书。最后只有我父亲跳出了行当。他先去了东吴学堂念书。那是1900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的，也是中国最早以现代学科创设的大学。读完后，他考上唐山路矿学堂。该校创办于1896年，前身是北洋铁路官学堂，也就是以后的唐山交大。1906年，他是路矿学堂首期学生。据说一直是班上头一名，拿最高的奖学金。当时还是清朝，学校规定，奖学金只凭成绩颁发。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不满，闹学潮，要求全公费，并推选我父亲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校方非常恼火，但父亲不肯认错。虽然他是优等生，校方还是毫不留情地把他开除了。之后他辗转到了上海，进了南洋工学。该校1896年由洋务派人士盛宣怀创立，就是现在的上海交大。
1909年，父亲在南洋公学只待了短短半年，即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公费留美，他是庚款第一届学生，也叫首批清华公费留美。1909年10月12日发榜，同届录取的有梅贻琦、程义发、金邦正、胡刚复、王士杰等四十七人。父亲名列第三名，去了康奈尔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学士。当时工科博士、硕士极少。大学一念完，他就回国了。他的同学金邦正、梅贻琦后来都做过清华校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小儿子纪湘清华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他联系了康奈尔大学校史馆，找到他爷爷当年的毕业留言册。毕业那年，我父亲二十三岁。毕业照右边有段英文描述，说他“不远万里（英里）”来到康奈尔读书，回国后，他最大的愿望是建造一座打破世界纪录的双铰拱桥。
父亲给人的印象比较严厉，不爱讲笑话、很少开玩笑，对小孩更是严肃，几乎不跟我们说笑，也很少跟我们一起游戏玩耍。传统的中国严父，只是耳提面命，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他很喜欢散步，去北海一定带上我们。说话时，他有绍兴口音，夹杂着上海话，可能与当年在上海读过书有关。在北平，他往来的朋友多是南方人，江浙一带的，听得多了，我对上海话也能听懂七八成。在公务场合，他完全讲北京官话。在南方人里，他的国语还算标准。
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作为平绥铁路工务处长，他陪同当年留美的老同学金邦正、任叔永、陈衡哲、胡适等走了一趟平绥铁路。同行的还有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他很少谈及当年的留美经历。记忆中，他说过几个似乎并不重要的故事：在康奈尔读书时，他要自己开伙做饭。有一天，他去当地的店里买米，一旁的美国人面露惊讶，这个中国人怎么买那么多的米！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吃米饭的，不吃面包，都这样买米。
赴美留学，是他一生很重要的经历。当年，中国在科学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西方，使他坚信科学才能救国。留学时，他很刻苦，学了很多。当年，胡适先生跟我父亲在康奈尔是同学，也是好友。胡适起先读的是农学，但完全不感兴趣。有一阵子，胡适打牌上了瘾。父亲是中国同学会主席，又比他年长，时常提醒他。胡适日记中有一段记载：“今日，迁居世界学生会所，初次离群索居，殊觉凄冷。昨日，与金涛君相戒不复打牌。”在这之后，据说他的日记中再无出现打牌的记录。胡适后来转向了人文学科，成为思想大家。
归国后，他先去了北京大学短暂任教，教化学。他曾经提起，当年在教过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张国焘，是理工预科班的，“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出席过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不过当时没有什么印象。父亲是学工的，更希望为国家做工业、实业。离开北大后，他就进入了铁路业。清朝晚期，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使列强取得在中国修建铁路的权利。他一心想为中国修建自己的铁路。
我母亲是湖南长沙人，名叫张孝劬。我的小儿子名叫纪湘，就是纪念祖母的湖南故乡。母亲父母早亡，很小就过继给了伯父张伯熙。他是清末重臣，教育家，晚清新派人物，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京师大学堂的章程就是他起草的。二十世纪初年，还曾短暂出任过北大校长。母亲在长沙度过了童年，后来移居北平。娘家办银行，做金融，家境优渥。她比父亲小十二岁，是个新派知识女子，不裹脚，北师大女附中毕业，是所名校。北师大女附中毕业后，经好友做媒，也算自由恋爱，认识了我父亲。结婚后她就一心持家，做了家庭主妇。父亲归国后结过一次婚，但因为夫妻间脾气不合，经常口角，关系不睦，也没要孩子，很快就分手了。父母结婚是在北京，1926年或1927年的光景，婚后生了四个孩子，我哥哥、我、我弟和我妹。
家境虽好，父亲薪水也高，但母亲特别节俭，很能持家。除了用厨子、奶妈、保姆、车夫，其他能省即省，从不铺张。她穿着也不讲究，很少绫罗绸缎。旧的内衣，缝缝补补再穿。家里的奶妈、保姆，多半在家里做了一辈子。好几个都是我们送的终。最后一个保姆，是魏奶妈。年轻时生完第二个孩子，她就从乡下逃出来了，因为丈夫家暴。在农村，婆婆通常特别厉害，总希望儿子找机会惩罚媳妇。儿子觉得媳妇没错，干吗打她。儿子不听话，老太太就发脾气，儿子没法子，就找茬打老婆。后来打习惯了。老太太一不高兴，她就挨打。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她奶水好，给我妹妹当奶妈。后来她全家都从乡下搬到了北平。
在家里，母亲跟湖南的亲戚说长沙话，跟我们说国语。她也喜欢散步，经常陪父亲外出遛弯。有时到北海、后海、王府井，就在家边上。她是个知识妇女。如果父亲训斥孩子，她会心疼。不过，她当面不说父亲，给男人留面子。事后会偷偷给车夫塞点钱，让他带我们去外面玩，避一避风头。父亲待人很好，但脾气有些急躁。母亲明白这个理，也不跟他吵。记得有一回，两人闹矛盾，她一生气，就让车夫送自己回娘家了。她不理父亲，也不吵。父亲觉得没趣了，赶快上她娘家说好话，道个歉，再接她回家来。
我童年的回忆，都在北平。父亲在铁路局待遇优厚，我们家至少是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准。从沈阳迁回北平后，父亲买下一个大院子，安了家。宅子在地安门，北京皇城四门之一，鼓楼南面，景山以北。地址是地安门东板桥酒醋局13号。宅院很大，有五十来间房。我们一家子独住太浪费，就只住后院，前院租给了父亲的一位朋友，也是他从前的同学，名叫嵇铨。后来出任过北平的建设署长。后来家境不宽裕，把后院一些空房也租了出去。那栋大宅，原是清朝一个富姓大家族的。后来家道中落，被迫出卖房产，成了我们家。
我兄妹四人，三男一女，或是受了父亲影响，最后都学了工科。按照家谱，我们是“国”字辈。大哥，金国幹；我是老二，金国藩；老三，弟弟金国梁；老四是女孩，妹妹金国芬。三兄弟，各有名号，我是仲屏，哥哥、弟弟的名号忘了。大哥后来成为一位知名石油专家，毕业于辅仁大学，专长是煤化油。弟弟金国梁，清华毕业，读土木工程。毕业后，他在中科院哈尔滨地震与力学研究所工作，二十年前因高血压去世。他很聪明。金国芬，也是清华毕业并留校，是清华自动化系的教授。她丈夫也是清华教授，叫陈允康。他们都已退休。好几个孩子也是清华毕业的。我们家与清华有三代渊源，有人说我们是清华世家，也不为过。
我们四个兄妹，家里最忙时有三个奶妈或保姆，帮母亲照看我们。我的保姆是一位老太太，其实是我母亲幼年时的奶妈，后来又把她从湖南带到北平，跟了一辈子。保姆非常疼爱我，后来患了脑溢血，瘫痪在床多年，一直住在我家，直到病故。我哥哥也有个保姆专门带他。回头看，虽然当时中国很动荡，我的童年还是安宁、舒适的，和同辈人相比，我可以说是幸运的。
我们家的摆设比较新派，没什么老式红木家具，多是西式的沙发、桌、椅、床。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已很新潮。我家的宅子很传统，充满中国味道，雕花刻工非常讲究。两间主房的顶上都有个小阁楼，不让上去，以前专门放置皇帝赐封的物品。几个屏风、隔断都是中式的。父亲学的是工科，但古文功底深厚，字也写得漂亮。他买了全套《二十四史》，装在四个玻璃柜子里。
院子的布局，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北屋，是正房。东西厢房，西厢房是客厅，很大的三间，内有卫生间。我家是中西合璧，现代的洗手间、浴室都有。北屋，三大间，两个耳房。耳房有一间比较大，也有卫生间、抽水马桶和盆浴。另一间耳房，后面有个走廊，通往外面一排房子。父亲买下宅子后，安装了当时还是奢侈品的自来水。用抽水马桶，必须得有自来水。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平。父亲怕打起仗来没水喝，专门在院子里打了一口手压机井，用水管直接通到厨房。当时，只有少数人家用得起，得专门接水管。北平最早的自来水公司成立于1908年。据史料记载，三十年代中叶，北平城里的自来水私家用户有两万多家。一般人家，都得靠外面送水。我们住的胡同，每天就有送水的。一个独轮车，两侧各挂着一桶水，挨家挨户送去。小时候，我们淘气，看到送水人来，就把他水桶的塞子一拔，一侧漏水，两边就失去平衡，独轮车就倒了。记得离我家不远，拐个弯儿，是黄花门大街，那里就有个送水站。
东厢房，是饭厅。里面还有个小房间，当客房。亲戚朋友来了，就住那儿。有个堂兄，名叫金贵铸，当时在北大念书，就住在客房。解放后，他当了上海耀龙化工厂的总工程师。东厢房背后，是个大厨房，有三大间。家里的大师傅在那里做菜。他只管做菜，食材多半由店家送货上门。我家的餐桌上，主要是苏杭江南的风味，合父亲的口味。母亲很小离开湖南到北平念书，已基本上不吃辣。
三十年代，家里还没用上煤气，全是烧煤。厨房的炉灶，两个大火眼，煤直接放在下面，用柴火点着。不是蜂窝煤，是一块一块的煤，多半来自山西，很容易燃烧，火苗大，厨房顶上有个天窗通风。如果煤不够，就要买煤粉做煤球，有专门摇煤的帮你摇成煤球。每户人家都有个小煤堆。屋里取暖，都用大炉子，挺高，有烟筒直接通出去。卧室、客房，都要装上取暖炉，铁的，放在房间中央。排烟管的管子是薄铁皮的，直接通出室外。冬天，佣人会帮助点火。晚上，得把炉子给焖上，一大早再挑起火来，加煤。每到冬天，就得把取暖管道装上，过了冬再拆下来。
记得还有个门房，在我们家待了几十年，快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离开的。他年轻时在平绥铁路当茶房，父亲挺喜欢他，就把他弄到家里做事了。他的家境困难，后来把老婆也从乡下接来了。他们没孩子，就住在门房里间。
那时，私家电话还很稀罕。北平的电话号码只有四位数，分区，各个区局不一样，都是邮电局接线员人工接驳。我家的电话，黑色的机子，就装在堂屋，一进门就是。印象中，使用率不低。比如，要买个面包，打个电话，附近的面包坊会送上门。母亲在家，寂寞时喜欢打个电话，跟闺蜜、朋友聊个天。当时，北平的家庭用电已比较普及。除了照明，收音机也开始时兴。当时，中国还没有国产收音机，父亲用的是一台RCA（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America）电子管收音机。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严令禁止收听短波。若搜查到短波收音机，则将短波装置剪断。事后，父亲又把短波接上，在家偷偷地收听。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我们很早就从短波那里知道了。收音机放在堂屋，正面有一个炕，木板的。父亲休息时，喜欢躺在炕上听收音机。有时母亲也躺着，听当地的电台。父亲英文好，常听BBC新闻。“文革”抄家，这台老收音机也没了。
三十年代，北平的现代邮政设施已基本健全，我家不远处就有个邮筒。如果要汇款，就得专门去地安门的邮局。邮差每天上门送信。父亲还订了些报纸，如《大公报》，还有份专业的英文杂志《美国工程评论》。
周末，家里常有客人拜访、餐叙，多半是父亲的下属，还有他留美时的同窗友人，包括康奈尔时期的老同学胡适。胡先生住在东厂胡同，父亲也去他那里走动。父亲有些医界的朋友，都是协和医院的医生。后来当过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也来过家里。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司徒雷登，也是家里的座上宾。后来他当了美国驻华大使。毛主席曾为他写过“别了，司徒雷登”，我们这代中国人都知道他。
四岁时，我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父母把我送进一家幼儿园——孔德幼稚园。去幼稚园前，我在家里就是玩耍、游戏，有保姆看着我。不记得父母对我有过什么学前教育。我自小喜欢动手，喜欢把东西拆了再装，乐此不疲。过年时，一放炮竹，我就特别兴奋。当时北京有个中法大学，前身是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创立的法文预备学校。孔德幼稚园就是它创办的，在东华门。家里雇了人力车，每天送我和哥哥上学。哥哥比我高一班。每天一早去，下午两三点钟接回家。幼稚园里没有外国老师，都是中国人。除了各种游戏，就是跳舞、唱歌，也不念什么书，就是玩。听父母说过，我在幼稚园很爱哭，是出了名的。我不喜欢那里。一年后，我升上了孔德小学，那里教法语。父亲是留美的，觉得法语不那么有用。小学三年级后，就把我和我哥转到了育英小学，一所教会学校，就在灯市口。
我在育英一直读到初中毕业。育英是一所很有名的男校，完全采用新式教育。每班三十多人。小学四年级开始教英语。我后来英语较好，跟小学打下的基础很有关系。老师都是中国人，但英语都不错。课程有语文、算术、英文、常识，常识包括历史、地理。还有音乐、美术。除了唱歌，音乐课上还教过五线谱。老师弹钢琴，我们唱中外歌曲，包括圣诞歌、弥撒歌。可惜我天生不太喜爱音乐。父亲对西方古典音乐好像兴趣不大。他更喜爱中国的京剧。
育英学校对体育特别看重，玩各种球类，培养了我终身对体育的爱好。近些年，我喜欢打网球，就是受当年小学体育课的影响。日本人占据北平后，经常玩垒球。我们在院子里也学着打，把玻璃都打碎了。
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很严格。每逢寒暑假，他都专门请家庭教师为我们补习英语和古文。虽然受过西方教育，但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总想把自己的儿女培养成“超人”。如果成绩考得不好，我们在家里有时也免不了受皮肉之苦。记得有几次，他读完我们写的作文，大骂“狗屁”，把文章撕成碎片，撒了一地。他对我们的教诲很传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宁人负我，勿我负人”，“不怕胯下之辱”。他做事认真，对我一生有极大影响。
小学毕业，我直升育英中学，后改名叫北京二十八中，旁边是贝满女中，也很有名，1864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著名的校友包括曾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作家冰心、复旦校长谢希德、话剧演员孙维世等。因是私校，学费很贵。育英曾出过“双元金榜”，也就是初中、高中会考，冠军都出自育英。我的同学大部分家境优越，不少是富商、教授、医生、外交官的子弟，也有些留洋学生的孩子。当时北京的中学有四大名校，育英、贝满，汇文，还有慕贞女校。
1937年，日本入侵北平，我们家境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父亲回到北平已七年，在外资和华商银行有不少存款。上海的存款，因全部换成日元，加上手上的股票大跌，损失惨重。家里的佣人只剩下一个，车夫也没了。所有家产，只剩下北京这栋老房子。北平沦陷前，父亲还在平绥铁路局做事。他告诉家里，出事了，日本兵要进来。由于国民政府需要运兵，他被留在了北平。日本人占领北平、接管铁路后，他仍在铁路上做事，当了个参事的闲差。因为他不懂日文，反而避开了日本人。那几年，他很清闲，于他不全是坏事，趁此机会念了很多书。日本人不让中国人插手管理铁路，不信任他们，怕出纰漏，把华人工程师一旁晾着。父亲很郁闷，也不愿为日本人做事，只求谋个闲差，薪水减了不少。他仍然每天上班，消极怠工，自己找书看，研究钢结构。后来写了两本专著《钢构解法》和《超定结构解法》。
日本兵进城后，父母一度很紧张，我们还搬到北京饭店躲了一段时间。市面上的供应基本断了，没啥吃的，只有一种混合面。家里仅剩的一点面粉，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个坑，埋了起来。
有件事值得一提。父亲毕生最大的愿望是为中国造桥。他的康奈尔校友、桥梁学家茅以升主持的钱塘江大桥工程，是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其中的钢结构部分就是他参与设计的。茅以升学的是桥梁工程。该桥的铁路桥和公路桥于1937年9月和11月分别落成通车，全长1453米。大桥通车后八十九天，日军逼近杭州，为抵御日军南下，保护杭州百姓，茅以升先生不得不亲手把桥炸毁。当时，茅先生立言：“桥虽被炸，然抗战必胜。此桥必获重修，立此誓言，以待将来。”抗战胜利后，开始修复，1948年完成。
高中时，父亲把我转到了北平河北高中。部分原因是家况不如从前，教会学校学费太贵。后来我哥哥上了辅仁大学，是私校，学费难以凑齐，还是找我舅舅借的钱。北平沦陷后，学校里驻有日本教官，教日语。我从没念过日语。转学后，坐在教室第一排。日本教官让我起立念日文，我念不出来。他以为我不理睬他，差点挨了耳光。有段时间，父亲觉得我们应该学点日文，就在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找了一个日本青年，教我们口语。但是我心里仇视日本人，根本学不进去，八年下来毫无长进。为什么仇日？因为切身遭遇。譬如，我们出西直门，日本兵要搜身。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聊聊时事，就给日本人抓走了。我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一直持续到现在。世界五大洲，我跑过不少国家，但只去过两次日本，不愿意去。虽然我有不少日本朋友，但还是不想去。对日本缺乏好感，是我们这代中国人的集体情结。
北平沦陷期间，我家有位常客，名叫方亮，本名方观赫，朝鲜族，是协和医院的年轻医生。后来他投奔了解放区，又偷着跑回北平，寄宿在我家，就住在西厢房。家人碰巧在沙发缝里发现一些中共宣传品，才确认他是地下党员。他留起了小胡子，使自己显得老成些。此人胆子奇大，开着三轮摩托车到处跑，偶尔也带我外出兜风。他对外的身份是协和医学院讲师，后来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我父亲受他影响挺大。1949年，解放军进城，父亲有些害怕。那时有传言，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是方亮打消了父亲的焦虑。解放后，他成为著名的医学微生物学家，出任西安医学院副院长，还是中国抗美援朝反细菌战检验队副队长，奔赴朝鲜前线。他是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最早成员之一，跟创办人许德珩一起，把我父亲介绍进了九三学社。
河北高中离我们家很近。它建于1902年，前身是顺天高等学堂。当年，河北的乡绅名门，对当地学校不满意，凑钱兴学，为子弟们在京城建了这所学校，校园很大。1933年改名河北高中，出过很多人才，成了名校，后来更名北京一四四中，现在没了。
上中学时，我不是个好学生，爱玩，不关心政治。班上有很多富家子弟，京剧名家马连良的儿子与我同班，还有一些名医的孩子。上了高中，我发现一些教师很可能是共产党人。比如，我的英语教师，常在课堂里跟同学聊国家大事，同学们都爱听。突然，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又放回来。事后，我们再让他聊时事，他说不聊了。还有我们的生物教师，挺好的，至少也是亲共的，学生都看出来了。班上也很分化，一部分同学靠近三青团，另一部分人思想比较激进，亲共。后来上了大学，就更明显。一个班里，哪些亲共，哪些亲国民党，哪些逍遥中立，阵营分明。争论政治问题时，观点很是不同，已形成明显的派别。
对考试，我不太在乎，成绩在班上居中游。那年头，考试成绩单都由邮差送到家里。一看考得不好，父亲就会惩罚我们，狠狠骂一顿，也不带我们去北海公园了。他希望子女出人头地。我心里很明白。
对身外之物，父亲看得很轻。他父母的遗产，他一丁点都没要，只留了母亲一只金手镯，作为纪念。他相信个人自立。那个金手镯在抗美援朝时捐了出去。四个孩子中，父亲最喜欢我帮他张罗做事。大概是我处人接物还不错。父亲最偏心的当然是我妹妹。她排行最小，小我四岁，又是唯一的女孩，学习还特别出色。我哥跟我的成绩都一般。他考大学时，工科学校只有一所，也就是“伪北大工学”。他没考上，最后去了私立的辅仁大学，学化学。因为他没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害得我也紧张起来。
高中时我曾想过，毕业后去陪都重庆投身抗战。毕业那年，抗战胜利了。父亲偷听VOA（美国之音）短波，第一时间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新闻，我们都非常兴奋。日本投降后，在北平的日本侨民狼狈不堪。父亲后来在帅府园还买过一处大房子，三十多间屋，租了出去，有些房客是日本侨民。当时，他们逃难似的，家当都扔掉了，分批撤离回国。在东北，不少日本人把孩子留在了中国。印象中，日本侨民撤离时，北平还比较稳定，没出大的乱子，也没听说日本人遭报复或被杀的事件。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我目击了国军接管北平的情景：大街上，都是欢呼的市民，挥舞的标语，我也上了街。四年后的1949年，解放军进城时，我看到了同样的欢呼景象。国民党接收大员进驻后，认为父亲这批人都在日本人的机关工作过，想扣他们汉奸的帽子。他决定不干了，离开了工作二十年的铁路业，转去北大工学院教书。国民党接收大员很跋扈，自认是胜利者，很多事情没处理好。
1946年，我考入北洋大学北平部，攻读机械。北洋大学，1895年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就是现今天津大学的前身。后来，它的北平校区并入了北大。我的大学时代，正值国共内战，民心浮动，经济低迷，后来又是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不得人心，民间怨声一片。我和同学就曾上街游行，反对国民党的政策。
大学一年级，不分系，只分甲乙丙班，上基础课。我在甲班，三十余人。记得教数学的是王永皋教授，留日的。教中文的是徐凌霄教授，曾是《申报》驻京记者，他是个名记者，也是个剧评家。英语老师是一位姓陈的教授，一位官员夫人，使用的教材是燕京大学陈福田教授编著的。很多课程由清华教授担任。那时，教授工资微薄，为了生计都愿意到其他学校兼课。“工程力学”“材料力学”是屠守锷教授上的，浙江人，麻省理工毕业，讲课条理清晰。“工程制图”“热工学”是董树屏教授，水力学是李丕济教授。钱伟长教授当时也在北大兼课。电工学是唐统一教授。唐是育英学校校友，北京会考的“双元”金匾获得者，其父唐悦良是我父亲庚款奖学金的留美同学。水力学是夏震寰教授。内燃机是宁幌教授。记得还有两位德国教授，William教授教“机械设计”，Beister教授教“机车设计”。因为师资阵容很强，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当时，考试很严格，出题难，及格都够呛。最后老师无奈之下，只能用“开方乘十”来打分，否则就很少人及格了。
念完一年级，正值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CC派与中央争夺日伪时期北大工学院的校园，即端王府——那时已被北洋大学占了。北京大学工学院刚刚创建，校址很小，原来是一所日本人的小学。1947年，北洋大学北平部的归属让学生们很不安。多数学生希望并入北大。北大工学院校友刊物中提及：有学生知道父亲与胡适先生是康奈尔留学时的好友，就找父亲陈情，希望他说服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父亲答应转告。后来，北洋北平部如同学所愿，并入了北大。事后他表示，因为他为合并之事找过胡适，所以不能出任合并后的土木工程系主任，避免利益冲突的嫌疑。不过，据我的了解，合并事父亲似乎没有介入。我们北洋大学北平部的学生可自由选择，或留在北洋大学，或选北京大学。因家在北平，我就选了北大。我住在家里，每天走读，同学间来往甚少，上完课就回家了。
当时中国的知名大学是严进严出，考进去不易，毕业也很难。我读书时，北大的淘汰率很高，两门不及格就得退学。进校时同班有三十个同学，毕业时只剩下了十二个，还包括几位是上一届留级下来的。除了学业成绩，也跟当年国家处于危亡时期有关。部分同学因为对共产党有好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弃学投奔延安解放区。
1947年至1948年间，在北大任教的父亲被清华借聘两个学期，就在土木工程系，主讲高等结构学。借聘报告由时任系主任陶葆楷先生呈报叶企孙先生，时任理学院院长。第一学期，每周授课四小时；第二学期，每周授课两小时。校史馆还存有当年聘书的原件，月薪是现大洋二百八十元。聘书由梅贻琦校长最后签发，他是父亲当年同期赴美留学的同学。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进步学生开始到中学做宣传，动员大家出来迎接解放军进城。我也去了。傅作义将军跟共产党人谈妥后，城外毛泽东的军队就开进来了。我们上街迎接解放军。清华在北平城外，先解放。北大在城里。清华很多学生跑到我们城里做宣传工作，迎接北平城和平解放。虽然，清华比北大更早解放，但是北大学生的政治民主意识比清华活跃，最早接触新的思潮。这是有历史的。
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那天，我还有印象。学校组织师生参加开国盛典。大家排着队，大清早就步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同学们都很兴奋。那是很特别的一天，我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我们从底下往城楼上看，很清楚。这是第一次看到毛主席，以前读进步书籍时看到过他的相片。解放时，父亲仍在北大教书。他的日常起居并没有明显变化，以前他喜欢穿长衫，现在改穿新派的中山装，都是服装店里现成买的，灰色毛料的那种。那时只有灰色和蓝色两种。原先他一直留着胡子，显得很老成。解放后不久，他把胡子剃了。我也穿上了中山装。建国初期，国家崇尚节俭，穿着都不讲究。毕业留校后，我在清华上四百人的大课，裤子屁股上破了，贴个补丁，学生也不觉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