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其历任校长努力与贡献，这其中，自1931年12月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之职十七年之久(任职最长)的梅贻崎，是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
在《生斯长斯 吾爱吾庐》一书，我们可以读到梅贻崎“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但最引人深思的是梅贻琦个性与清华大学的特质之间的关系：梅校长的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吴泽霖说“梅月涵先生沉默寡言，甚至给人孤独自恃之感，但实际上他置身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充满活力、希望和信念”，梅贻崎的儿子梅祖彦说“他的很多优点，如朴实持生，严谨不苟，为人公正而有涵养，……他十分重视青年人自己的意志，对于学生的思想认识，只进行疏导而不强做决断，对于子女，父亲也很尊重我们各人的性格和思想，并不是表现家长威严，”他的个性结合“身教重于言教”，对学生、弟兄及子女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培养出了邓稼先、杨振宁、沈从文、黄昆、汪曾祺等高徒，至今清华大学仍以“严谨”“质朴”著称。对此，曾担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的浦薛凤评价：“梅师之教育精神，在学问则诲人不倦，在事业则以身作则，在品德则潜移默化，尤其在德育与群育方面，熏染陶冶，一出于‘无言之教’，其收效至为宏大。盖一般青年学子，都于不知不觉中，受梅师朴实伟大人格之感应。可见生活教育，当求之于躬行实践，而不在标语口号。”
联想到梅贻琦是“清华改制后公选的第一任教务长”和1929年清华“改大”后公选出来的第一任校长，当时仅梅贻琦符合清华学生会对校长的“清华人选标准”：1、学识渊博;2、人格高尚;3、确实能发展清华;4、声望素著。由此，清华大学经过长期的坚持与努力，实现了由“留美预备学校”、“一所造就(美国人所需要的)中国领袖人材之试验学校”，到“培养中国领袖人材的大学”的华丽转身。这或许就是《亮剑》中李云龙说得：“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与性格，是由这种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与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通读全书之后，我们可以从梅贻琦校长的治校经历，提炼出推动大学进步与发展的“三要”：
一、上要：守定价值
价值本就是多元的。价值又可以分为核心价值和一般价值。随着岁月渐长，阅历日增，对单个人或者单个组织(一所大学)而言，感觉不太需要用多种价值去加以引导、教育，比如既要“求真务实”，又要“追求卓越”，我们熟知的很多大学问家和发明家，虽然没有着意去追求卓越，然在不断的求真务实下，自然而然地就离卓越越来越近了。单个人或单个组织就像一个钻头，找准一两个切合自己的价值做引导，不断坚持，是可以实现触类旁通、兼济天下的。
在大学里，核心价值一般都通过校训来体现的。“1911年2月颁布的《清华学堂章程》规定：‘本学堂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方针。’1914年11月10日，梁启超来校讲演，讲题为《君子》，引用《周易》中‘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学子崇德修学，发愤图强……不久，清华学校遂以‘自强不息，厚待载物’为校训，做图制徽。”一直延用至今。如耶鲁大学的“真理和光明”，斯坦佛大学的“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剑桥大学的“此地乃启蒙之所，智识之源”，哈佛大学的“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柏拉图为友，更与真理为友”，麻省理工学院的“既学会动脑，也学会动手”，也是一以贯之。
校训可以来源于政治理念、办学思想、专业特点、名著文学、实践真知等不同途径，一旦确定，可以通过不同的实践和内涵去丰富。如果新的校训不能很好的包容要改变的校训，在没有得到大学里绝大多人认同的情况下，还是不去改变为好。放倒旧旗帜，树立新旗帜，可不是“请客吃饭”般轻松惬意的。当然，价值一旦形成文字(校训)，这文字能让人越嚼越有味则更好。
或许，清华注定于跟梅贻琦有缘，梅贻琦的求学、从教、治校经历都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很好的注解。所谓大德如水，水善下而润泽万物。梅贻琦有一条治校法宝，就是“吾从众”。梅贻琦是清华大学“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的“三会主席”，总是倾听别人的意见，他的持重态度起到了稳定的作用。张子高教授描述：“每有大计，同人既本其识见所可及，尽其意量而出之，时或反复辩难，势若不相下，公则从容审夺其间，其定议也往往各如其意，充然若有得也。于是议克一而事可济。”
梅贻琦在他的《大学一解》中，提出了著名的师生“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教师的人格和学术精神，通过生活和学术活动体现出的对学术文化人生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且不论当前大学课堂里某些“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即或课后，由于教师居所远离学校、学生，使得学生想当看客而不可得。“吾从众”和“从游论”坚持了、体现了、丰富了“厚德载物”的内涵。
二、中要：固化共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理念和认知层面的东西需要落实到实际当中，才能实现或者体现其价值。落实就是要通过文字、制度、行动和氛围等方面来进行一定程度的固化。
梅贻琦是“通才教育”的积极倡导者。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其大学学科建设思想的基石。正是坚持奉行这种思想，使得清华在20世纪30—40年代培养出众多在各个领域称得上卓越、一流的人才。从如今的视角看去，那时代培养出来的许多科学家，确有兼通文理的高水平，如杨振宁、李政道等。
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是逐渐成熟的。在清华大学担任教务长期间，就主张大学4年的课程应依先通后专的原则而设，针对清华学生国学薄弱的问题，积极推动创办“国学研究院”，促进清华学风转变，使清华学生面貌为之一新，由“国立大学生敢当面说清华中文不成，好像清华学生的额头上都刻着‘中文不通’4个字”，变为“现在清华学生走出去，他们便不敢那样无礼了。这是一种很明显的进步。”
1932年，他的这种思想开始有了理论色彩，主张对本系、本专业之外的课程也要有相当认识，打破分科界限，对社会人生有均衡的了解。抗战时期所作《大学一解》使其理论成熟，其中写道：“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否则，“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3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
梅贻琦稍后撰述的《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则从学科专业视角对通才教育进行分述、充实及阐发，文章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学生入工科大学之前，已先从文科大学毕业。因其在文科大学选习的自然科学学程较多，入工科大学后即插入三年级学习。以他所习工科学程不但不比同班同学多，甚至是少于他们，但其它方面的知识和见解却比谁都多，如历史、社会、经济、心理等。结果，毕业后不到10年，别的同学还在当技师或工程师，他已做到美国一家最大电业公司的分厂主任，成为电工界的一位领袖了。”他眼中的通才，首先是学科中的通才，后能会通人生，达到人格与学问相统一之境界。
梅贻琦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3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即使是学工程的，对政治、经济等都得知道一点。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人”;就会完全变成一个极能干的工人，而不配称大学生——大学生应该有极完美的常识。
为此，梅贻琦执掌清华后，首先增设工学院，1946年又将农业研究所扩充为农学院。这样，清华大学就形成了以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农学院为本科教育基地，以研究院各研究所为研究生教育基地的综合性大学;从1933年度开始，清华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系，文、理、法、社会与人文3方面的共同必修课，共计36-38学分，占总学分的27.2%-28.3%，必修的本系课程一般占1/4—2/5，其中多属基础课程，专门性课程很少，其目的是给学生打下广博的基础，以避免专门化太早的毛病;实行学分制与选课制结合的政策，给学生提供了纵横交错多层次的知识结构，做到深广并生，而且在广泛选课中，照顾了个人的学习兴趣，个性差异，而含有因材施教的特点，从多式多样的课程中，求得殊途同归的培养目标。
三、下要：坚持底线
按照梅贻琦的办学理念，大学是要培养“德智体美群劳诸育并进”拥有极完美常识的大学生。大学生承托了国家、社会、家庭乃至个人很大的期望，是引导未来社会进步的重要群体，坚持了和抬高了办学底线，减少了害群之马的拉扯，自然就提高了大学生成材的水准。在本书中，这些办学的底线主要体现在招生、纪律、考风等方面。
清华的入学标准十分严格，一律凭考试成绩。梅贻琦任校长时，常有老友、要人来函要求把自己的子女破例取入清华。他与有关工作人员约定，凡是这类信件，不必呈阅，也不答复，搁在一旁了事;教学纪律从教师抓起，教师非经特许，不准在外校兼课，平时上课极少缺席，多数教师常年不缺课，如有教授违反教学纪律，则不论名气多大，也要照章解聘或期满不聘。对学生，上课要点名，根据清华教务通则，有针对不同情况的详细处罚措施;考试时严禁作弊，一经查出，记过两次。凡不及格的学科，不给学分，亦不得补考。如必修学科不及格，则须于次年重修，隔年重修者，不给学分。有一次，入学考试命题被一位教授的子弟偷看并泄露给同学，在考生进入考场开始做题的情况下，梅贻琦断然决定原题作废，重新命题，考期推迟。在诸种底线的共同作用下，清华大学师风学风勤勉刻苦，学生们一般都能养成诚实、好学的风气。坚守为人为学底线、坚守规矩规则底线、坚守师德师风底线，在当今共建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年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大学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上述“上中下”三要，并无上下、主次、好坏之分，只做一种结构化的区别，方便归类，体现系统性。
梅贻琦敬业、博大、严谨的个性很好地契合了清华“自强不息、厚待载物”精神，他终身服务于清华，心无旁骛，“寿与校齐”。由于个人经历与观念使然，梅校长的经历，让人触动最深刻的并不是他应时而发的“大师论”，而是严谨求实的梅贻琦造就了严谨求实的清华，清华实现了“培养中国领袖人材”目标。
本文作者金剑锋认为，我们也可以从《生斯长斯 吾爱吾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崎》中找到这种自信，将来的中国一流大学一定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国标准，引领世界走向“大同”彼岸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新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