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基金会同仁和公益伙伴,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2年会,并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作为行动研究者对基金会行业发展的观察,特别是过去3年来的发展状况。我的分享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基金会行业发展基本状况
通过几组直观的数据,让我们了解一下基金会行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阵地,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领域,这是党中央对社会组织的定位。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到2016年《慈善法》颁布以来,中国的基金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来看基金会的数量(图1)。这里引用民政部《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基金会8877家,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2189家,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6688家。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年-2016年,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和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指的是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数量。
其次,基金会的登记区域。来自基金会中心网截至2022年10月25日的数据显示,广东、浙江、北京、江苏、上海在基金会的数量方面位居全国前5位,这5个地区的基金会数量占全国基金会总量的约50%。
再次,基金会作为“捐助法人”,以财产为基础,让我们来看看基金会净资产、捐赠收入与业务活动成本(图2)。2020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时间点。在2020年末,基金会的净资产超过了2000亿元,达到2193.79亿元,捐赠收入超过了1000亿元,业务活动成本也达到了879.9亿元。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能够采集到的公开了年度报告的基金会数量不是全部,像2020年我们采集到的数据是6782家,可以推断基金会实际的年末净资产、捐赠收入和业务活动成本要超过当前这样一个数字。
要注意的是,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也是抗击疫情的关键之年,两大事件的叠加,使得捐赠收入、业务活动支出(对于基金会而言,这里的业务活动支出主要是慈善活动的支出)较2019年有明显提升,这一趋势是否延续到2021年以及2022年有待进一步观察。
接下来,让我们更直观地看一下2020年末净资产排名前20的基金会名单(图3)。大家可以看出在前20名中,有高校基金会7家,这7家高校基金会占基金会净资产总数的15.9%,这是一个数据。另外一方面,排名前20的基金会的年末净资产总额占到基金会净资产总数的27%。
在捐赠收入方面排名前20的是这样一个名单(图4),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也排在第一位。
在业务活动成本方面,对于基金会而言,由于我们大部分都登记或认定为慈善组织,所以这里的业务活动成本主要是慈善活动支出。我们也可以看到排名前20的基金会(图5),第一名是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2020年度支出达到25.79亿元。大家注意,这里有相当一部分支出是来自于非货币捐赠,比如药品捐赠,主要执行生命绿洲项目。
此外,我们非常关注基金会的投资收益和保值增值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度(图6),基金会投资收益排名前20的名单,排在第一位的是河仁慈善基金会,收益达到10.92亿元。
在了解了基金会的一些基础数据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关键数据的中位值。可以看到(图7),2020年末净资产有50%的基金会是低于500万元。捐赠收入方面,有一半的基金会是低于68万元。业务活动成本方面,主要是慈善活动支出方面,有一半基金会的支出是低于79万元,而投资保值增值有75%的基金会是低于0.6万元,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基金会专职工作人员的数量,依然是2020年的数据(图8)。数据采集到了6341家基金会公开的专职人员的情况。可以看到,有1~3个人之间基金会的数量占到了56.8%,可能一部分企业基金会,还有高校基金会,他们的工作人员并不在基金会领薪。但这一数据本身,也能够反映出基金会的职业化水平。
我们采集到5632家基金会填报了专职工作人员的性别(图9),女性占到59%,男性占到41%。再看年龄,采集到的数据显示,35-50岁的占到42%。再看学历,本科占57%,硕士占18%,博士占2%。这是基金会行业的一个基本面,无论是基金会发展政策的制定,还是基金会行业建设的行动,我们都应该立足于这一基本面。但是,日常的基金会实践要远比数据生动和精彩。
第二部分:
基金会行业实践与发展态势
我主要站在行业的视角,对近年来,特别是近3年以来基金会领域的一些重要变化和行动做一梳理。
第一,基金会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以行动践行“四个服务”(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
首先,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一直是我们基金会长期关注的领域。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早在2020年2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联合国内众多基金会和专业机构,就共同发起了“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也发布了中国基金会行业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共同倡议,得到了233家基金会的响应。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包括基金会在内的慈善力量,更加关注的是我们基金会行业要积极推动将慈善活动纳入到突发事件应对体系,明确慈善力量在应急管理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健全慈善领域的应急响应机制。
可喜的看到,在当前的《慈善法》修订中,大家都特别提出要把慈善更加有效地纳入到突发事件应对体系中。在地方的慈善立法中,比如湖北省的慈善条例,将应急慈善作为一章予以规定,将慈善纳入突发事件应对体系。
另一方面,在基金会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基金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十四五”时期是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过渡期,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如果说脱贫攻坚阶段的重点在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问题,那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重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国家乡村振兴局和民政部也出台相应的政策,推动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22年6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更名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基金会参与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振兴还是组织振兴,或者是文化振兴,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面对乡村的公共服务短板问题,基金会积极在乡村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展现出更大的作为,比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童伴妈妈”,关注留守儿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乐龄陪伴工程”,关注农村老人,推动农村社区的互助养老;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发起的“乡镇急救室”,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阳光童趣园”,以及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梦想中心”,还有很多基金会,他们围绕着乡村儿童、乡村老人、乡村医疗、乡村教育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体现了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的独特贡献和价值。
第二,地方基金会活力开始激发,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图11),是我们当前基金会登记的层级。我们可以看到,67.5%的基金会是在省级层面登记,21.2%基金会是在市级层面登记,还有8.9%的基金会在区县层面登记。
省级基金会构成了中国基金会的主体。我们欣喜地看到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联合省内的众多基金会以及专业研究机构,发起了山东基金会发展论坛。
湖北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联合当地的基金会,共同举办湖北基金会沙龙见面会,促进湖北省内基金会的交流和相互合作。
在安徽,有众多的基金会发起了“皖江伴行”,搭建本地的公益行业共建平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探索和实践,意味着我们地方基金会在本地的公益生态建设中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
此外,在深圳和杭州,两地还分别成立了基金会的行业组织——基金会发展促进会。
近年来,一些基金会明确地将行业建设作为战略重点,比如南都公益基金会鲜明提出了推进公益慈善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腾讯公益联合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了“千百计划”,其中特别强调行业的资助,无论是云南、甘肃,还是在中部地区,很多在地枢纽型组织都得到了“千百计划”的资助,来推动直接面向当地的,特别是县域的一线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走过14年,当前已经有28家基金会参与共建。基金会论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推动地区的基金会发展,推动地区公益生态建设。
在区域公益生态建设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是人,是人才。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关注慈善行业人才的培养。无论是在存量层面还是在增量层面,都开始开展有效的工作,浙江敦和基金会发起“善识计划”,支持公益慈善的通识教育;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建立紫江公益慈善中心,还有中国红十字会、苏州大学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创立红十字国际学院,这些都在人才方面做出积极的推动。
另外一个方面,“鸿鹄计划”从2020年12月启动,由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资助,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注册机构)执行,两年来有近600位基金会新任或者后备秘书长参与学习。我想这些秘书长未来一定会成长为中国基金会的中坚力量。
第三,回看基金会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始资助。在环保领域,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持续资助民间环保公益组织的成长。另外,包括万科公益基金会、江苏华泰公益基金会和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也都资助开展了很多环保公益项目。
在教育领域,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开展乡村学前教育助推计划,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资助实施“阅林计划”,还有心和公益基金会的“阅同行”计划等。另外还有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开展针对罕见病患者组织的资助。这些立体的资助正在推动着专业议题的深化。
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企业背景的基金会,他们积极整合企业本身的优势,向公益行业提供专业化的产品或者服务,比如北京用友公益基金会发起了“用友公益云项目”,向公益组织提供财务及项目管理的一体化产品和服务。特别令人鼓舞的是类似于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他们在疫情期间针对教育领域的公益组织,启动了“嘉园行动”,为疫情期间陷入困境的教育公益组织提供一年期的办公租金支持。多的资助10万元,少的支持1万元,帮助一线公益组织渡过难关,这些都是在基金会领域资助实践中非常典型的一些案例。
第四,非常值得关注的是,高校基金会作为中国基金会体系中最具资产实力的一支力量,近几年积极参与社会服务。2022年,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高校基金会优秀公益项目案例中,专门就“社会服务”征集优秀的案例(图13)。高校基金会的参与会为社会服务领域注入新的动能。
第五,是公募基金会与互联网公益在变革与反思中前行。除了第三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公布之外,公募基金会和互联网公益平台结合,特别是在联合劝募领域中的实践和推进,深刻改变了中国公益的生态。包括“99公益日”,无论捐赠人次还是通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筹集到的善款,都实现了非常快速地增长。
但是,在快速增长的同时,行业的反思也更加深入,我们对于公募基金会和互联网公益平台,越来越强调要与伙伴共成长。一方面,需要优化管理流程;另一方面,大家越来越希望互联网公益平台和公募基金会,能够为伙伴赋能、提供持续的支持,这一趋势在一些公募基金会中正在得到实践和推进。
关于互联网公益的反思也非常多,包括要避免社会问题的表层化和简单化。我们也要反思公益领域中是不是“数字出公益”,是不是存在着“PPT公益”等。这涉及到技术理性与反思性实践理论的对话和思考。
在狂飙突进与争议中,我们再次思考,公益慈善的使命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在这里引用朱健刚老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话,“公益慈善组织更需要回归生活,建立社区公共领域以及开展针对普通人的面对面的服务与教育,从而让人文价值仍然能够留在公益慈善的工作场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社区公益与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得到了特别关注。
社区基金会的数量在整个中国基金会体系中的比例不到3%。但是,却得到了很高的关注,我想大家关注更多的是这一新型基金会所蕴含的价值。
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成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近几年正在加快。特别是像成都的社区基金会,专门成立了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网络,扎根社区,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我们也看到更多的企业基金会、家族基金会,以及独立基金会,开始关注社区这样一个议题,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五社联动•家园助力站”项目,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发起“未来+乡”社区支持计划,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发起顺德社区慈善信托,还有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发起“共创美好社区”,还有像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和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关注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流动社区的问题,基金会针对流动儿童与流动家庭,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资助和支持计划。这些都代表着我们的重心开始向下,更加关注社区,让公益回归它的本质,建立人和人之间的连接,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得到帮助。
但是,我们的视角在聚焦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时候,也要看到西部地区基金会的努力生长,这些基金会的成长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比如云南连心社区公益基金会(图16),在当地的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坚定地支持县域社会组织的发展,联合当地的一线公益伙伴开展各种类型的公益项目。
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云南连心社区公益基金会和浙江省德润公益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这代表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东西部基金会的协作。所以,我们也应该特别关注西部、东北、中部地区基金会的成长和发展,建立有效的协作机制。
最后,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基金会的国际化是必然的趋势。虽然基金会整体的能力依旧非常有限,但在国际减贫、人道救援、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中国的基金会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最早,比如爱德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他们在全球减贫、人道援助方面,已经走出了非常重要的步伐。
在环保领域这个全球议题中,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等机构也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成长中的基金会也面临各种挑战,甚至有对很多基金会的批评。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对基金会的发展也必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基金会行业,需要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与能力短板,并起而行之。
第三部分:
现代化新征程中的基金会
我就现代化新征程中基金会的角色定位和发展展望,提一些粗浅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们共同来思考基金会在现代慈善体系中的角色和定位。这样的角色和定位,有的是客观事实,有的是基金会正在努力和发展的方向。
第一, 基金会毫无疑问是社会力量参与慈善的重要形式和载体。
第二, 基金会当前已经构成了慈善组织的主体。
第三, 基金会是驱动慈善创新的重要引擎。
第四, 基金会是公益生态建设的有力推动者。
第五, 基金会是促进多方协同、共创社会价值的枢纽平台。
因此,加强基金会的行业建设,促进基金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充分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
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会议也为基金会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战略方向。我们的主题是韧性发展,在我看来,韧性首先是一种适应性,而不是稳定性。韧性是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通过学习,特别是通过我们的协同创新来提升适应变化的能力,推动基金会的积极转变。韧性更多强调的是关注长期的能力建设,而非短期的应急特征。
基于上述理解,面向未来,基金会行业的发展有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 需要更加关注地方基金会的成长和发展。
第二, 需要更加关注基金会行业建设,赋能公益创新的关键要素。
第三, 需要更加关注本土议题的深耕,服务区域和国家发展战略。
第四, 需要更加关注对非营利领域的滋养和培育。
第五, 如果从组织自身建设角度出发,需要更加关注有效治理,有效治理决定了能不能实现依法自治,决定了基金会能不能有效传承,决定了基金会是不是真正能够基业长青;需要关注慈善财产的科学配置和管理;需要关注基金会的文化建设,传递机构的文化价值和理念。
所以,在我看来,有效治理、慈善财产的科学管理和配置,以及文化建设,构成了基金会发展的三大基石。(数据支持:基金会中心网)
(来源:新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