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信期货刘宇
科技加速进步在修正经济分析的惯常逻辑。我们所习惯的，基于通胀管理下充分就业缺口的分析范式仍然具有价值，但要建立对经济更加深刻的理解框架则需要拓展货币、利率、财政、债务、赤字这些常规分析工具，作为决定人类经济脉冲的关键，科学发现及其向应用技术转化的动态路径和效率分析应该成为新经济分析框架的重心。
挥之不去的“李约瑟之问”
在科技成为经济第一推动的时代，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讨论总是绕不开国家科技发展潜能，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李约瑟之问”最为人所熟知。
英国人李约瑟原本是一位生物化学家，他因着一段美好的个人情感而迷上中国文化，此后学术兴趣转向了中国科技史研究，并于1954年出版了其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15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这套书里，李约瑟提出了至今仍被广泛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在科学技术方面领先西方长达十几个世纪的中国，在16、17世纪后的现代科学革命进程中却落后了？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正式称李约瑟的问题为李约瑟之问（又或者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难题等）。
在“李约瑟之问”引发的讨论中，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953年的一封信件常被提及，当时美国退休军官斯威策向爱因斯坦致信，请教中国有无科学这个问题（类似李约瑟之问），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表达：现代科学革命的基础源于以希腊《几何原本》为起点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建立的以系统实验发现因果关系的实证方法，中国在哲学思辨和实践层面没有形成这两个条件，因此对中国没有出现现代科学不必感到惊讶。
爱因斯坦在信件中关于形式逻辑及实验方法作为现代科学革命产生基础的观念极大影响了后人对“李约瑟之问”的解释思路。1961年牛津科学史讨论会上，李约瑟对爱因斯坦信件的观点做了很激烈的批评。后来，他又在《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写道：“非常遗憾，这封萧伯纳式的书信及其一切轻率笔触，现在却被用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本人，本来应该是第一个承认他对于中国的、梵语的和阿拉伯的文化的科学发展（除了对于他们并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点外）几乎毫无所知，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崇高名声不应该被提出来作为证人”。
但李约瑟本人在尝试回答“李约瑟之问”时，给出的解释除了农耕文明实用主义倾向、儒家思想与科举制度的结合，以及地理环境和集权导致的竞争不足等制度、文化、环境层面的原因外，也提到了中西方哲学自然观等文明底层方面的差异，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到了对文明优劣的评判。
这里说的东西方哲学自然观的差异，大体就是西方文明相信存在第一推动，努力想获得关于造物主对世界安排的更多知识，而中国古代知识阶层讲究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希望内圣外王，致力道德提升。反映到思维路径上，西方文明习惯去做分析拆解，从局部入手还原整体。中国人则是持整体观，认为宇宙万物相互关联，必须整体把握才能获知真理。
以分析和还原作为方法来探索世界，希望破解上帝密码的努力确实取得回报。然而，随着科学发展，中国人持有的整体观也正在被验证。在关于量子力学完备性的世纪大争论中，爱因斯坦的三个经典观念：实在性、局域性、因果性，不断遭到他的老对手，另外一位大物理学家波尔的否定。之后几十年，基于贝尔不等式的各类实验明确无疑的否定了世界的局域性，支持了整体世界观，这当然是中国自然哲学观非凡价值的重要证明。
总之，由于现代科学毫无疑问左右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如果一个文明的底层基因与现代科学文明不能兼容，那么这个文明在发展高度方面将受到根本性的局限。也因此“李约瑟之问”始终牵动着众人之心，挥之不去。
中国能否自发产生现代科学文明？
爱因斯坦在信件中认为16、17世纪始于开普勒、继之伽利略，大成于牛顿的现代科学革命并不是人类社会必然会发生的事件，人类能够创立现代科学体系，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小概率事件。
这个观念具有极强冲击性，否认通过经验技术层面的持续积累，人类社会能够自然过渡到现代科学文明。如果这个观念成立，也就意味着，即便中国历史上做出过四大发明这样改变了全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技术，但中国却并不一定会随着时间的积累，在某个时刻必然抵达并跨进现代科学文明的门槛。
因为爱因斯坦这个观念与“李约瑟之问”各类解释逻辑的深度关联，现在的关键问题变成了：如果东西方世界是隔离的，基于中国古代经验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中国能否内生性的走上现代科学文明之路？
对这个问题，我会给出肯定的答案，我相信中国具有自发产生科学文明的能力。基本的逻辑是：每个文明在发展进程中都会不断迭代和积累知识，在起初时，知识来自于日常经验，知识转化为技术也是出于实用目的，随着知识积累不断丰富，终究会发生系统的知识整合和梳理，进而产生新的更加有效的范式加快知识的积累，这个进程可能会因为政治、战争、意识形态冲突等内外因素而延缓，但只要人类在生产和思考，螺旋上升的知识积累逻辑就不会改变。
知识积累的量变到质变贯穿了整个科学发展史。牛顿创立微积分是数学的一次巨大飞跃，然而微积分思想也并非凭空冒出，希腊哲学家芝诺提出运动不可能、飞矢不动、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等违反常识，让人觉得荒谬的四个悖论，其实就是极限思想和无穷小概念的萌芽，古希腊阿基米德穷竭法和中国魏晋时刘徽割圆术求圆周率的方法，也都蕴含着极限思想，17世纪法国数学家笛卡尔创立解析几何引入变量思维，进一步促成微积分的出现，正是在无数前人成就基础上，牛顿创立了微积分，借助这个强大的工具，并在开普勒、伽利略包括他自己的死对头胡克等前辈大学者的基础上，确立了物理学的基本框架，点燃了现代科学革命的火炬。牛顿说自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取得的成就，这个表达非常中肯。
科学发展本身是一场人类智慧之光的接龙，科学进化的路径不会因为某位科学巨匠缺席而停止。莱布尼兹独立地，几乎与牛顿同时，也发明了微积分；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前，钟慢尺短效应已经被物理学家广泛关注，庞加莱用纯数学方式独立做出了狭义相对论，仅比爱因斯坦稍晚几周；洛伦兹研究电子运动时推导出的洛伦兹因子距狭义相对论也是一步之遥，即便是广义相对论，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的贡献，可能人类需要摸索更久时间，但广义相对论中的时空思想在黎曼几何中已有明确体现，人类发现广义相对论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对人类影响最为深远的量子力学发展过程中，更是有无数齐头并进，几乎同时做出发现的案例。这些都深刻证实了，只要人类在思考和积累知识，那么科学发展就是必然的事件。
就现有文献的记载，自东周时期《周髀算经》开始，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知识积累就一直在持续，三国时期刘徽割圆术求圆周率、南北朝时期孙子算经提出的中国剩余定理、13世纪朱世杰四元玉鉴提出的一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在数学史上都是世界级的成就。在数学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基于公理、定义、定理、演绎的方法体系，将不可避免的出现。事实上，《几何原本》就是如此，欧几里得的伟大之处在于把之前所有关于几何的知识，包括来自东方文明的知识，重新用一套公理体系组织起来。
在经验科学技术方面，公元前5世纪《墨经》记述的小孔成像光学原理、杠杆和浮力平衡原理，春秋末齐国《考工记》对惯性现象的描述，唐开元十二年南宫说进行的子午线测量，宋代发明的测定盐水密度的液体比重计和观察桐油优劣的表面张力演示仪以及人工磁化方法，以及经由阿拉伯和中西亚国家传到欧洲，极大改变世界文明进程的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些经验科学技术的获得，如林毅夫等一些学者所言，与古代中国人口众多，生产实践发达，经验获取场景丰富有关，但在中国先民通过经验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也一定会伴有反复检验和改善优化新技术的过程，这些检验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实验，只不过相对粗超，还没有形成现代实证方法论，但从粗糙检验到精确实验的进化在无数次重复后一定是必然的。
所以说，现代科学革命虽然是从西欧国家开始，但孕育现代科学革命的种子却是来自包括中国、希腊、印度、阿拉伯等世界各地的文明成就。不同区域的人们在现代科学革命发生之前都是在渐进的积累新的知识和技术，这些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实用技术经由文明见的交往而相互影响。以整体观看待，现代科学革命必然会在某一刻出现在地球的某一地。
也因此，中国文明内核当然并不排斥现代科学，中国具有内生性产生科学文明的潜力，只是在真实世界中，中国科学革命的进程被某些内外因素迟滞了，导致中国科学发展迟滞的因素，是我们真正需要对照现实，关注和解决的。
超越“李约瑟之问”
李约瑟本人对中国文明持有很大的尊敬之意，他提出“李约瑟之问”，本意是问题导向，在表达对近代中国从巅峰跌落的惋惜和不解的同时，希望找出根本原因，帮助中国走出科技低谷。然而对“李约瑟之问”的部分解释，尤其是沿着爱因斯坦科学发展具有偶然性思路的解释，却侵蚀了一些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信心，时常折射为对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各种负面预期，这可能是李约瑟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中国明、清两代的衰落，导致其后的百年屈辱，自然有深刻原因，关于“李约瑟之问”的讨论促进了中国思想市场的活力，使我们可以在科学史观基础上，注意在核心制度安排、社会激励机制、现代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持续的迭代优化，寻找最适合激发中国内生科学文明活力的体制机制。
什么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中近世纪欧洲科学家们所处的思想环境并不如意，教会对与宗教论述相悖的科学新见解强力压制，哥白尼、达芬奇等人不敢公开发表成果。二战前的德国也是一个思想极化的地方，却也是全球物理学最重要的中心，哥廷根学派引领一时风骚。自然科学本身可能无关于人类闹哄哄的意识形态纷争，尽管会受其影响。反而是，欧洲科学史上大多数科学家贵族世家出身，或者作为教会神职人员的身份，生活优渥，衣食无忧，时间自由，说明那些与社会声誉、经济待遇、宽松氛围等相关的激励机制对促进科学发展更加有效。
因此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应该做出最大努力，大幅提升科学家的社会价值体验，推动转变“学而优则仕”之类不利科技人才配置的价值取向，增进大学和科研机构在人员和学术管理方面的自由包容度，在中小学显著增加科学史和科学基础理论相关课程的教育学时，推动持续性的国家科普行动，提升大众基础科学素养。
提出杨-米尔斯方程，开创量子规范场论研究领域，在世界物理学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杨振宁先生，在中国互联网舆论里却时常成为八卦调侃的对象，侧面印证了中国民众科学素养需要持续提升。
另一方面，国家要建立更加完备有效，更系统自洽的科学发展政策体系，避免政策间出现隐性冲突。比方说，现在有人呼吁要降低英语在中国各级学校中的教学份量，这就是和科技发展立国之策不兼容的例子，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来，英语逐渐取代拉丁文成为全世界科学通用语言，目前人类科学知识的主体是以英语来记载的，英语水平足够，才能自如利用好科学文献。未来，也许中文也会取代英文成为科学主流语言，但在这之前，英语还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工具。
再者，中国应发展大型科学基础设施，全力争取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美国在二战后接棒西欧（德国）成为全球科学中心国家，中国目前具备了成为全球科学中心国家的工业和经济能力。要排除目前依然存在的争议，下决心抓紧推进建造完成中国的超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项目，以及其他重大科学基础设施。CEPC可以用来研究宇宙早期演化，寻找暗物质和其他粒子，对基础科学实现突破至关重要，类似于破解《三体》中的质子封锁。这样的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将吸引全球最顶尖的科学家来华工作，形成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和项目的高度聚集，奠定中国整体科学实力，同样也有助于在民众中传播现代科学理念，激发科学热情，推动中华民族深度拥抱和引领人类科学文明进程。
以上简单来说，就是要在中国形成科学至上的价值理念，要提升全民基本科学素养，构建出适于科学发展的激励兼容政策体系，建设领先全球的大型科学基础设施，通过这些努力，中国也必将超越“李约瑟之问”，迎来伟大民族复兴！
（来源：News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