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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费时费力费财美国司法界开始鼓励道歉

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1月08日06:47 检察日报

　　史蒂文-基瓦是美国律师协会期刊助理责任编辑，他在一篇关于道歉在司法程序中的作用的文章中写道：打官司是一件费钱费力又让人头痛的事，而有时一个简单的道歉就可能避免这一切。

　　目前，美国司法制度越来越倾向于鼓励道歉，如在佛蒙特州，州最高法院裁定两起医疗事故案件时，认定被控告的医生对“不充分的治疗”所作的道歉并不等同于认可责任。该法院还认为，对外科手术中发生的严重错误所作的道歉并不构成医疗事故索赔要素。除此之外，最少还有两个州的法令鼓励作出这种“善意姿态”。马塞诸塞州将此描述成“表达从人类心灵深处发出的同情和怜悯的举动”，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将此从定责证据中排除。佐治亚州也将“出于善意或同情的举动”从证据中排除。陪审团也重视悔罪的表现。

　　那么在司法程序中是否应该鼓励道歉呢？对此，美国法学界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

　　赞成者认为道歉可以弥补司法制度过于强调对立关系的缺陷，而反对者则指出诉讼的目的是寻求补偿而不是道歉

　　美国芝加哥有位知名的律师名叫菲利普-科尔博伊，他当原告律师已有49年，代理过上千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案，其中许多案子是远近驰名的。在这么多案子中，只有两个案子的被告对科尔博伊的当事人所遭受的伤害表示懊悔。第一起是一名航空公司经理写信给在一次空难中失去亲人的家庭，表达悲痛及惋惜。第二例是一名妇女同她四岁的女儿在芝加哥的马路上行走时被从楼上落下的窗玻璃砸死，拥有这座大楼的公司总经理给死者丈夫手写了一封忏悔信，表达深深的悲痛，并说他将永远为这个家庭祈祷。但科尔博伊认为这些道歉的做法并不必要，说：“我们的目的是寻求补偿，在公正制度下寻求公正解决，解决侵权的办法是补偿，而不是道歉。”

　　与科尔博伊的观点相反，在美国，许多法学界人士认为，道歉是解决司法争议的工具之一，这一工具的作用没有被充分重视和利用。

　　密执安州巡回法院法官威廉姆斯·施马认为，司法工作应反映出被法学界称为“治疗性法学”的思想。“治疗性法学”要求法官和律师在作出法律程序中的任何关键决策时，需考虑他们所要采取的行动是否会带来治疗性结果，即是否会为涉案各方带来心理健康和身心康乐。提高对道歉作用的认识，可以在一个司法案件中更清晰地透视出人性这一层面，而这一层面的内容在繁冗复杂的司法审理过程中往往被忽略了。施马还认为，道歉的问题反映出司法制度过于强调对立关系的缺陷，例如，保险公司的条款中规定禁止当事人在发生车祸后道歉。不允许道歉，就阻止了人们的相互交流，结果是将人们对立起来，使他们互相争斗。　　　　　　　　

　　道歉虽然有益于纠纷的解决，但司法实践中运用得并不多。这是有原因的。

　　道歉的顾虑：道歉可能等同于承认有罪或有责任

　　当当事人表现出向另一方道歉的愿望时，律师们常常会有一种顾虑，即在人性方面我们需要遗憾和追悔的表示，但从法律角度看，会产生一些问题，如道歉可能等同于承认有罪或有责任。

　　我们听到过许多发生医疗事故后医生保持沉默的事例。许多患者坚持认为，如果事后医生道歉、或至少对他们的健康表示关注的话，他们就不会成为原告。佛罗里达大学法学院的科恩说：“在医疗事故案件中，大约30%的原告称如果当时有人向他们道歉，他们就不会起诉。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医生想道歉，病人也需要道歉，但医生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拒不开口，反而导致了官司。”

　　受伤害的感觉常常是原告提出诉讼的深层次原因，但律师们往往没有像重视案中事实一样重视这一感觉。考虑伤害性质时，除了有形伤害之外，还有一种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感觉，这就是无形伤害。必须为有形伤害作出补偿，语言并不能消除损害，但语言可以缓解无形伤害。佛罗里达大学法学院的科恩说这是“将所受侮辱从所受损害中分离出来”，将责任和道歉分开。当从这一角度看时，许多律师都说，道歉与承认错误无关。

　　积极的效果

　　有一些案例说明，表达悔意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案例一，一名少数族裔学生威胁要起诉明尼苏达州双子城一家报纸，因为该报一则关于激进主义运动的文章的漫画使他形象受损。报纸马上做了书面道歉，并教育职工如何处理敏感问题，因此，避免了一场官司。案例二，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一名专业组织成员因持不同意见和扰乱会议被驱逐出组织，于是他向法院起诉。后来他同意了向组织道歉，被恢复了组织成员身份，也就撤了诉。在另外的例子中，许多在工作中遭到骚扰或受其他不良行为侵害的雇员会说，如果当初有人道歉，保证不再犯的话，他们就不会诉诸法律。

　　看来，道歉不道歉很重要，何时何地道歉也很重要。在损害刚刚发生时道歉是最自然的。梅新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