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大国关系就被一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所主导，2002年的国际形势更加突出地表现出这种特征。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摩根索开创的现实主义学派强调的核心概念就是“力量”，其他概念都是围绕力量格局的变化而展开的。按照这种逻辑，只要某个霸权国家的力量大到足以超过其他大国力量的综合，世界秩序就完全可以在这个霸权国家的主导下得到稳定和保证。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新现实主义成为美国战略思想的主流，崇尚实力、追求“绝对安全”成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其中某些人不惜采用单边主义的极端
政策。“9·11”后，反恐战争似乎给了这种“美国力量至上论”以新的支持。
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和持久化，美国力量的局限性开始暴露出来。今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得不承认，在长期的反恐战争中，美国可以动用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美国需要其他大国的合作。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共同威胁是这种合作的基础。这是小布什政府战略思维框架的重大变化，也反映了后冷战时期国际安全威胁的重大变化。在传统安全威胁为主的冷战时期，国家之间的对抗和结盟往往是以大国或集团的力量为基础的。当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急剧上升时，国家之间的结盟关系就变得相当松散。这是因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各国的紧迫性不同，反恐战争的后果对各大国的影响不同，从而各国对参与反恐联盟的利益衡量尺度也不同。因此，承认反恐的共同利益和支持反恐战争的力度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这就是欧洲盟国与美国在反恐、尤其在“倒萨行动”中难以保持一致的深层次原因。美国希望在中东建立一条反恐、石油、“民主”的安全带，这个目标并不是西欧盟国所要争取的。相反，欧洲国家担心这个战争旷日持久，造成世界石油供应的极不稳定；恐怖主义组织的扩散，可能把邻近的欧洲作为打击目标；中东移民大量流入欧洲，使欧洲社会重负不堪。这也是德国领导人不得不注意国内选民的压力，在“倒萨行动”中持谨慎立场的原因。同样，在朝鲜核计划问题上，韩国人对威胁的感受程度甚至不如美国和日本，使美、日、韩三个盟国的立场出现微妙的差别。因为，韩国的利益是在朝鲜半岛避免发生重大冲突以至战争。美国战略界第一次感受到，盟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存在着重大差别。“大西洋两岸的战略漂移”成为美国高层内部讨论的热门话题。美国把反恐“同盟”改称“联盟”，也反映了这种利益联合的局部性和权宜性。
传统安全中的利益因素仍然在起作用。例如，俄罗斯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出支持美国的积极姿态，但是俄并不愿意在车臣问题和独联体的地缘政治问题上向美国让步。俄罗斯准备越境打击在格鲁吉亚的车臣匪徒和在里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清楚地表明了俄对自身战略利益的不退让。日本利用反恐战争和倒萨行动，向印度洋和波斯湾派遣海军作战部队，并不是说明日本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利益高度一致，恰恰反映了日本在利用时机谋取“军事大国目标”的利益最大化。印度、以色列在这一年中都利用美国的反恐战争来推进本国利益。就此而言，即使是追随美国的国家，也不等于是因为它们的利益与美国一致，而是在“搭便车”。
对“力量”真正构成挑战的是经济利益。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国家安全最终必须体现为一个国家的市场竞争力。恐怖主义选择世贸中心作为袭击目标，也是为了打击美国人的市场信心。然而，反恐战争在美国引起的一系列安全措施，有可能扭曲美国的市场运行机制。从物流周期延长、资金流动和人才流入的限制增多到技术出口管制和信息管制等，都使美国最大限度利用世界资源的优势受到削弱。当全球化正在冲破各种市场壁垒的时候，美国不得不修筑另一种“安全壁垒”。这种壁垒和单边主义相结合，结果必然是减少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共同利益。如果美国意识到这种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之间的转换，那么它就不应当把“美国力量”和“美国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简言之，在力量格局之外，一种新的、更加复杂的利益格局正在出现，它可能导致大国战略思维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变革。在历史眼光看来，2002年的变化是微小的却是重要的。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黄仁伟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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