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凌晨，近300名武装部队低级军官和士兵占领了马尼拉市金融区马卡蒂的一座双子楼，要求总统阿罗约下台。菲政府果断采取行动，出动部队包围兵变人员占领的大楼，并发出最后通牒。阿罗约随后宣布国家处于“叛乱状态”，下令军队和警察镇压兵变。双方经过一天的对峙和长时间谈判，危机终于在27日晚间得到解决，兵变人员撤出被占大楼。阿罗约于当晚10时左右宣布兵变危机和平解决，兵变人员全数投降。

　　可以说，7月27日的兵变是菲历史上最短命的兵变之一。但是，在兵变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的政界、军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却是相当“长寿”。政府对这些问题如何处理，将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影响菲律宾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记者在总统府前历险

　　兵变发生几小时后，我徒步来到了位于马尼拉市中心的总统府附近。在通向总统府正门的一条必经之路的路口，总统卫队的士兵和前来协助的防暴警察共同筑起了前后两条防线。第一条防线显然比较松懈，由于气温较高，当班的警察竟然将头盔和防弹背心脱下来，挂在了横亘于路口的铁栅栏上，盾牌也歪歪斜斜地靠在上面，他们自己则跑到树阴下乘凉去了。

　　我来到铁栅栏前停下，举起胸前悬挂的记者证，向警察们晃了晃，但随即发现这一举动的确多余，那几位侃大山的仁兄正在兴头上，而我却好像是透明的。我只好笑了一笑，径直向前走去。一边走，一边从摄影包内取出了机身和长变焦镜头。路边的一些小本经营的店铺大都关门歇业，只有一个兼卖水果和报纸的小贩坐在小摊边百无聊赖地听着广播。

　　走了大约200米，就可以清楚地看见第二条防线：马路分道线的尽头是个小岗亭，两侧车道上排放着一些颜色醒目的路障。停下脚步，举起相机拍了一张，往前行进了十几步，又拍了一张。这时我从取景器中看见一名荷枪实弹的总统卫队士兵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

　　来到岗亭前，还没等我开口，从岗亭后面走出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问我刚才有没有拍照，我如实回答，并友好地问他是否也想留个影。不料对方一脸严肃，突然伸出手来说：“让我看看你的照片。”他显然将我手中的家伙当成了数码相机。我连忙解释，胶卷必须冲印才可看到影像。不料对方硬硬地顶了一句：“那就让我看看你的胶卷。”

　　我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对方明明是想没收胶卷。我连忙表明自己是外国记者。对方将我的证件接了过去，反复查看，又问了一个让我哭笑不得的问题：“你的证件是从哪里买来的？”我立刻回敬了一句：“请你告诉我，除了总统府新闻办之外，哪里还有‘卖’这种证件的？”对方听罢虽然一愣，但并不急于归还证件。他忽然指着我相机吊带说：“为什么使用过期的的总统府安检放行贴条？”我低头一看，原来上次去总统府采访后忘了将贴条从吊带上撕掉。我连忙将贴条揭下来给他，问他这下是否可以放行了。没想到他越发不依不饶、上纲上线，给我开列三大罪状：逾期使用总统府保安证章，企图混入；未经现场保安主管同意擅自摄影，动机可疑；最要命的是身份证件有伪造痕迹，予以没收。处罚意见：没收胶卷，立即离开。如果不服，可以跟他到总统卫队办公室找他的上司理论。

　　我正在思忖对策，那名军官忽然向我身后行了个军礼。回头一看，原来马尼拉市长阿特恩萨亲自前来巡视。非常时期，身为父母官的老阿更要确保这一亩三分地上的总统府万无一失。我碰巧与市长有过几面之交，灵机一动走上前去与他握手，礼貌地问候，并自报家门。市长的记性果然不错，他拍拍我的肩膀，半开玩笑地说：“你放心，‘坏蛋’都在马卡蒂。”说罢，又用当地语和岗哨上的卫队士兵寒暄了几句，转身上车离去。我目送老阿远去，回过头来却看见那名军官一张堆笑的大脸。他将证件奉还，说自己履行公务，莫怪。不知是为了补偿过失，还是为自己开脱，他透露了一个小秘密：他所负责的这个入口是总统府周围唯一没有防暴门的一个。

　　百姓冷漠对待兵变

　　虽然27日的兵变仅有不到300人参加，叛乱军人实际控制的范围很小，且整个过程不过区区19个小时，但这一事件仍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不过，在菲律宾国内，普通百姓对此次兵变所表现出的“冷漠”却十分耐人寻味。即使兵变尚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马卡蒂金融中心以外的地区生活一切如常。

　　绝大多数菲律宾人每周需要工作6天，而天生懂得享受的他们当然不会放弃星期天的每一秒钟闲暇时光，哪怕是27日这个特殊的星期天。那天上午10时，我来到住所附近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所看到的还是摩肩接踵、谈笑风生的顾客。出售快餐的大排档里，人们仍须耐心等待方可找到空位，而大堂附设的电脑游戏场内更是座无虚席。仅有的一点不同就是购物中心的入口处加派了保安人员，检查顾客及其随身物品，确保不会有人将炸弹等危险品夹带进来。危机之后，百姓恢复正常生活的意愿似乎更为强烈。27日晚10时，阿罗约在总统府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兵变危机和平解决。她的话音刚落，我住所对面的卡拉ＯＫ便响起了久违了的欢乐噪音。28日，也就是未遂兵变的第二天，记者来到了位于马卡蒂金融中心的前兵变现场———奥克伍德双子楼。大楼周围街道上的行人似乎比以往稀少一些，但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里居民的生活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

　　这座复合建筑的底部为商用楼，众多商号在这里开设门面，这里是首都著名的购物中心之一，与周围的几栋大型商用建筑并称“阿亚拉中心”；它的上部有两座外形相似的塔楼，内辟住宅和办公室。据了解，叛军将炸弹拆除后不久，塔楼的部分房客就已经回到了各自的寓所。商场也于28日上午恢复营业，只可惜顾客比以往稀少。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当地住户和前来购物的消费者，询问他们对前一天兵变的看法和感受，得到的回答却出乎意料的一致：他们纷纷谴责那些年轻军官的“玩火”行为，认为虽然他们的某些要求是正当的，但不能通过滥用武力的方式来实现。另一方面，除个别当地住户外，绝大多数被访问者对这次兵变并未感到惶恐，认为其规模很小，范围十分有限，距离自己的住所和工作地点很远。

　　还是我寓所里的一位土生土长的老华人道破了天机：当地居民中绝大多数为天主教徒，他们将死亡看成是尘世之旅的终结，是上帝要召唤他们前往天国。因此，他们往往并不畏惧死亡，特别是意外事件所导致的死亡。在他们看来，没有善待活着的每一天比死亡更可怕，那样的话灵魂到了天堂里也会遗憾的。另一方面，菲律宾群岛自100多年前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独立以来，一直就是一个纷乱较集中的国家。地震、火山、台风、暴雨等灾害现象防不胜防；而在马科斯下台后的17年间，政变就发生了8次，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菲律宾人“消化”突发事件的能力恐怕也要强一些。

　　政府借机打击政敌

　　如何审理这次未遂兵变案？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种看法，可以分别归纳为“复杂化”和“简单化”。

　　“简单化”的支持者当然是反对派。他们看到，兵变危机虽然未必由反对派策划或主使，但它给阿罗约政府抹黑这一“客观效果”已经达到：证明阿罗约无力控制军队，并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现政府的阴暗面上，主张相信并接受参加兵变的年轻军官们较早前在一份声明中对于兵变动机的提法，即以“兵谏”的方式提请政府和司法机关注意，军队内部的确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其中包括串通反政府武装，并呼吁改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的薪金待遇。

　　反对派主张承认兵变人员动机的合法性，对他们从轻发落，而将重点放在对这些下级军官所提出的指控进行调查。富有争议的反对派参议员霍纳桑在29日参议院发表特权讲话（即发言者无须为自己的言论负任何责任）中，否认自己与兵变之间的牵连，同时多次使用“那些年轻而富有理想的军官”来称呼兵变领袖，同情之心溢于言表。霍纳桑表示，兵变人员要求立即实行他所提出的“国家复兴计划”，这纯属巧合。他的计划是“开放式”的国家建设构想，丝毫没有怂恿使用暴力进行国家和社会变革的意思。霍纳桑的意见也得到了其他反对派参议员的普遍赞同。

　　反对派参议员、前农业部长安加拉29日指出，虽然阿罗约在28日国情咨文中提到的兵变独立调查委员会中包括几名前任最高法院法官，但整个委员会看起来仍然很像“内部调查组”，过分倚重军方和警方的调查力量。这样的机构是不大可能做到绝对客观和独立的。

　　与此相反，政府的意见是“复杂化”，即不承认兵变人员动机的单纯性，设法找出反对派支持或策划兵变的依据，以叛乱罪的名义，尽可能多地将有意参加2004年总统大选的人牵连在其中。叛乱罪不可保释，最高可判40年监禁，所以政府一旦能够使法院接受诉讼请求，就可以像对付埃斯特拉达一样，将反对派的明星政治家们都关起来。这样在2004年的大选中，执政党联盟的候选人就可处于有利地位。作为证据之一，菲军方29日向媒体展示了一些据称从兵变人员那里缴获的通信器材。国防部长雷耶斯说，这些器材相当先进，也非常昂贵，有的设备连菲武装部队都没有配备。这说明兵变人员的确得到了第三方的资助。军方说，其中一些器材是从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内阁成员拉蒙·卡德纳斯名下的房屋中搜出来的。卡德纳斯本人已于28日被执法机关拘捕，29日司法部对他提出了正式起诉，罪名是叛乱。（作者　孙笑天）（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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