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东京记者 高红

　　用侠骨柔肠来形容山崎朋子最为贴切。自身的痛苦经历，促使她要为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们做点什么，也正是这种信念使她走上了为置身于社会底层的女性代言的道路

　　电影《望乡》看了三遍，片中那位漂亮而善良的女记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万万没想到，在一个细雨纷飞的下午，我竟坐在那个女记者的原型--山崎朋子女士东京的家中，与她做面对面的访谈。我们的相见缘于她的新著《朝阳门外的彩虹》。

　　期待日中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今年7月出版的《朝阳门外的彩虹》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20世纪上半期，一对姓清水的日本夫妇在北京朝阳门外的贫民窟创立崇贞女子学校（即现在的陈经伦中学），教那些贫穷的、甚至做暗娼的中国少女读书和手艺以帮助她们自立的历史。

　　山崎女士在她整洁素雅，没有太多装饰的客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的话题也自然从她的新书谈起。

　　"听说崇贞女子学校的资料在日本战败时被烧毁了，为了再现这段历史，您亲赴北京、汉城、美国，采访了当时的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学生。10年来，是什么支撑您完成采访、取证工作，最终写成这本书的？"

　　对于我的提问，山崎女士不加思索地说："有两点。一是像阿崎婆这样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没钱去学校读书，不识字，被人欺负、愚弄了也不知道。我感到非常悲伤。我一直在想：如果她们能够接受教育，她们将是另一种命运，但是有谁来帮助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呢？10年前，我从书上知道了清水安三这个名字。1921年，他在北京建立了崇贞女子学校，向贫穷的中国少女倾注了爱心。在清水夫妇的帮助下，一位被迫做暗娼的中国少女从崇贞女子学校毕业后还到日本留学，接受了大学教育，学成后回到崇贞女子学校任教。后来崇贞女子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日本人、朝鲜人也来就读。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在炮火纷飞的日中战争中，清水安三的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壮举。从崇贞女子学校毕业的中、日、朝三国学生，有的后来还成长为医生、大学教授、东京都议员、革命家等。

　　另外，在日本，有人对中国的不断崛起和发展心存嫉妒，反华情绪强烈。我认为日中之间的首要问题是日本人应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人民谢罪，不只是口头上，而且应是发自内心地真诚地道歉。我期待着日中之间能够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我想通过这本书告诉人们，在过去的战争期间，有清水安三这样一个普通的日本人默默地在日中两国间进行着这种交流。他为了把崇贞女子学校办下去不辞辛苦地到夏威夷等地筹款，好容易筹集到的捐款有一半多还不得不让军方夺去。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清水安三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为贫穷少女办学的理想。在日本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时代，能够有清水安三夫妇这样的日本人，我感到自豪。"

　　是她给予阿崎婆人间温情

　　1972年在日本出版的畅销书《山打根八号娼馆》（中译本名为《望乡》，包括《山打根八号娼馆》和续篇《山打根的墓》及与此有关的随笔）讲述了以阿崎为代表的日本海外妓女在东南亚一带的卖春生涯。作者站在底层女性的立场上，对于"南洋姐"这些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深表同情，并热情讴歌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阿崎婆的高尚品格。

　　据山崎女士说，在《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到阿崎婆去世的十几年间，她一直与阿崎婆保持着来往。山崎女士称阿崎婆"妈妈"，阿崎婆叫山崎女士"朋子"。山崎女士每个月都要给阿崎婆写几封信，有时还去九州的天草岛看望她。采访时，山崎女士向我讲述了一段令她痛心而难忘的往事。

　　一年秋天，山崎女士去看望阿崎婆。阿崎婆告诉她，"政府的人从朋子的书上知道了我的生活状况，每月给我生活费，你不用再寄钱给我了"，并把当天送到的装有生活费的信封拿给山崎女士看。山崎女士发现信封里的钱比上面写着的金额要少。这也难怪，阿崎婆不识字，读信回信都让附近的一个小学生帮忙。惊讶而愤怒的山崎女士到当地政府找到负责此事的公务员要求解释。那个公务员一再道歉，说因为急用临时挪用了那笔钱，以后一定还。山崎女士想，如果把这件事情抖露出来，那个公务员就会失去工作，他的家人将面临困境。于是，山崎女士决定不把事情公开，作为交换条件，她让那个公务员把孤苦伶仃的阿崎婆安排住进养老院，颐养天年。

　　1984年，阿崎婆在那座能够望见天草滩的养老院走完了她苦难、最后因遇到山崎女士而享受到人间温情的80多年的人生。

　　不幸人生中升华出大爱

　　山崎朋子1932年出生于一个海军潜艇舰长家庭。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她的父亲及其潜艇在军事演习中突然失踪，那年山崎女士才8岁。失去父爱的她饱受世态炎凉与贫困。长大后，她只身背着5升米到东京谋生。

　　26岁那年的一天夜里，山崎女士被一个对她"单恋"的男子用刀子划破脸颊、头部和手臂，缝合了68针后仍未能恢复原貌。对于当时正在从事照片模特并想成为女演员的她来说，如同坠入了万丈深渊。她说:"我的梦想破灭了，工作也没了。作为女人，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为自己失去价值而感到绝望。"孤独中，她开始读从书中寻求精神寄托。

　　27岁时，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儿童文化史学家笙一郎，在笙一郎的影响和鼓励下，她决定从事女性史研究，要为比自己更不幸的女性呐喊。山崎说，丈夫笙一郎是一个主张男女平等的人，他经常照顾独生女儿，帮忙做家务，保证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去学习、采访和写作。

　　外出采访时，山崎非常注意自己的衣饰，系一条漂亮的丝巾，或用一个大发带和长长的头发遮掩侧脸的伤疤，这种装扮居然成为一种时尚，纷纷为人仿效。可是，当年的恐怖与伤痛，山崎女士怎能忘怀？她给我看留在手上的伤疤，告诉记者："我的头现在还常一跳一跳地疼。我的人生充满曲折，从这一点看我是不幸的，但是我并没有被不幸挫败，而是决心积极地活下去，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又是幸福的。"

　　与中国人民情谊深厚

　　山崎女士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的感情，而热情的中国人民也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她告诉我说，在西安访问的时候，当地观众从电影《望乡》中知道了阿崎婆患有哮喘病，赶到山崎女士下榻的宾馆送来很多据说能减缓哮喘的山楂果酱。山崎女士说："我非常高兴，我把山楂果酱转交给阿崎婆了。那时，她还在世。"

　　在为写《朝阳门外的彩虹》这本书到北京采访期间，每当山崎女士乘坐出租汽车，同行的中国朋友向司机介绍她是《望乡》的作者时，出租车司机都惊讶地停下车，转过身与山崎女士握手，下车时说什么也不肯收车钱。山崎女士说："真没想到，《望乡》在中国的影响竟然这么大。"

　　接下来，山崎打算记录日本军人在侵华战争中强暴中国妇女的史实。她说："采访工作进展十分缓慢。这种事情难以启齿，绝大部分人都不愿讲。不过，我已经找到一位当年的日本兵，他开始接受我的采访。那位老兵有儿子、有孙子，让他将自己当年的暴行一一讲述出来，十分不容易。并且，那位老兵已经80多岁了，我必须抓紧时间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

　　两个小时的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当采访结束我起身告辞时，山崎女士送我到门口，对我说："我喜欢中国人的国民性，我愿意为日中之间的交流做出努力。"我也由衷地祝愿正直而善良的山崎女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