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大能源”外交

　　对志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一项紧迫的任务就摆在面前，那就是全方位出击，争取有限的资源。资源之于国家，正如沃土之于乔木，是兴盛的根本———三千年前，智者管仲就有这样的判断。在他的治下，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

　　这里要说的是“资源之道”，不仅要“取之有道”，而且要“用之有道”。先说“取”。远古时代，这通常以武力的征服和掠夺来完成———米尼斯的军队横扫下埃及，带来尼

罗河下游的繁荣；轩辕氏在黄河流域的部落征战中胜出，由此开启中华文明的传奇。直到近世的大英帝国，亦是藉着坚船利炮铺开“日不落之路”。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战争的成本急剧攀升。1928年《非战公约》明白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武力之法遂不可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和德国就是例证。此二国以资源不足而四处出击，终致兵败如山倒，害人祸己，白白断送了“现代化”第一阶段的成果。在“全球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占有资源的正途诚为一种谋求“多赢”的合作方式。

　　再说“用”。管仲对此亦早有说法，“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这里说的是要保护性利用资源，凡事讲求一个“度”。“童山竭泽”式的挥霍，是风光一时，也是衰败之始。此外，资源还要用在点子上。就像上好的绸缎，混裁滥剪是制不成霓裳华服的。苏联便是这样一个反面教材。它地大物博，原本已是比肩美国的超级大国，却在1990年代初分崩离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管理不当，致使资源失去支撑国家持续发展的能力。

　　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总结道“如果不在国防、消费和投资这些互相矛盾的需求中找到一种大致的平衡，一个大国就不太可能长期保持其大国地位。”诚然如此。

　　眼前，我国正遭逢前所未有的“能源饥渴”，而这又集中地体现在对石油的需求上。究其原因，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经济起飞”所致，当长久以来未能养成一种“能源意识”也是原因之一。

　　我国是最早鉴别石油的国家之一。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谈到石油，并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然而囿于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我国未能及时介入国际能源市场，待需求膨胀进入时，又遭逢“高油价”时期，给发展带来巨大压力。此外，几十年来，我们自恃“地大物博”，在自身能源利用上，保护不足开发有余。

　　进入1990年代，“能源安全”的概念始为国人所议论。这时，我国对世界能源市场的依赖已经明显。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1年石油需求的34％依赖进口，2004年为40％。有分析，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须耗油45亿～61亿吨，除去国产的18亿～2亿吨，我国对海湾能源的依存度将至少达到55％，与目前美国的状况相当。

　　于是，这样一个结论变得不言自明———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我们必须积极介入世界能源市场。而这首先就要确立一种“大能源”的意识，将能源提到国家战略资源的角度来把握。

　　20世纪，我们解决了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问题，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进入21世纪，应对“能源饥渴”，一种全方位出击的“大能源”外交迅速展开。这里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有人甚至把它作为我国能源外交的“元年”。这一年，胡锦涛出访油气丰沛的非洲三国，与阿盟共同发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温家宝总理出访俄罗斯商讨能源合作；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北京宣布，哈中输油管道工程第二段开始实施；缅甸总理钦纽访华，据称，一条绕过马六甲海峡的中缅油管就在议程中；而伊朗则与我国签订了一份700亿美元的能源合作合同。

　　今年我国的“大能源外交”已展现“既合纵也连横、既远交也近交”。其重点在于：一、对某些国家的挤压，予以“合作式”的反制。据知，有关方面已开始研讨中日能源合作的可能性。二、稳定来自中东的供应，同时拓展周边的新油路，包括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尼、缅甸等进行长期合作。温总理在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中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他说：“普京总统明确提出，修建西伯利亚油气管道，首先考虑通往中国。”2005年有望成为我国能源安全的“大年”。（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