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与反纳粹的较量(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08日01:14 新京报

　　2005年5月8日，世界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胜利60周年纪念日。1945年的这一天，希特勒一手构建的纳粹德国在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的炮火声中土崩瓦解。60年后，经历过战争浩劫的欧洲打破了国家间的隔阂，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余波远未平息，极端思潮不时残渣泛起，新纳粹主义还在蠢蠢欲动。21世纪，这片在过去上千年的历史中饱经战争创伤的大陆能否最终掩埋战争悲剧的根源，让色彩缤纷的民族文化融合成新的欧洲？

　　4月2日，一群德国青年在慕尼黑举行反纳粹游行示威。近年来，纳粹主义在德国大有抬头之势。

　　3月16日，拉脱维亚自由纪念碑上被放上了纪念纳粹军人的鲜花。二战期间，曾有一批拉脱维亚士兵加入德国纳粹党卫军。

　　4月25日，两名保加利亚女孩在首都索亚非的街区吃着冰淇淋，头上飘扬的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国旗，以及代表欧盟的旗帜。目前，欧洲议会已批准这两国入盟，一个整体的欧洲日渐明朗。

　　2004年5月，一名年轻女孩挥动着欧盟各国国旗。在这一代人看来，欧洲更像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

　　可怕的无知

　　出现在派对上的哈里王子把自己装扮成一名二战时的德国纳粹士兵。“年少希特勒”和“哈里纳粹”很快成为《太阳报》的头版头条，一时间在英国引起巨大震动。

　　2005年的元旦，英国王子哈里应邀参加朋友的一个化装派对。也许想成为晚会的焦点，出现在派对上的哈里王子把自己装扮成一名二战时的德国纳粹士兵，胳膊上戴着显眼的纳粹标志。这一哗众取宠的装扮自然逃不过英国小报记者的镜头。第二天，“年少希特勒”和“哈里纳粹”就成为《太阳报》的头版头条。20岁的哈里王子曝出负面新闻并不算新鲜事，但是这一次玩笑好像开得大了。

　　照片一经刊登，便在英国引起巨大震动。犹太编年史的助理编辑巴拉克告诉英国的《天空新闻》，他对哈里身着纳粹军装的照片感到“震惊和反感。”他说，“人们不会身着纳粹军装去参加化装聚会，这不是一件令人好笑的事情。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反法西斯联盟成员安迪·派克也有着相同的看法。他说：“哈里王子接受了高等教育。他应该不是个傻瓜。他应该知晓戴上纳粹臂章所能引起的后果。全体犹太人和其他人都受到伤害。对于同法西斯战斗过的数百万人民来说，这太可耻了。”

　　虽然，此后哈里王子受到英国王室的严厉管教，并且做出公开道歉，但是这一事件还是没有在短时间内得到平息。这一事件随后还波及到了英联邦成员澳大利亚。1月15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第一产业部长亨利·帕拉茨祖克说，他打算收回对英国女王的效忠，以抗议日前英国王子哈里着纳粹制服、戴纳粹臂章的举动。

　　帕拉茨祖克说，他原来对英国王室怀有深深敬意，但当看到英国王位第三顺位继承人哈里王子佩戴纳粹十字徽章时感到非常困惑。其实，事情的真实原因是帕拉茨祖克的父亲为波兰人，二战期间曾被关押在纳粹劳工营中。他说：“我父亲在纳粹统治下遭受了巨大痛苦，他告诉我的那些故事极其可怕，所以再看到纳粹的象征令人非常不安。”帕拉茨祖克认为哈里王子做出的道歉是应付公众之举，他说，“我不认为那是真正的道歉，那并非发自内心。”

　　虽然首先曝光该事件的《太阳报》有哗众取宠之嫌，但这一丑闻在媒体掀起的波澜让欧洲人再次提出这样的疑问，年轻一代是否对那段黑暗的历史真的了解。在评论这件事时，英国BBC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琳达·拉维尔表示了对年轻人的担忧。她说：“哈里的举止固然可能是个别年轻人愚蠢的举动，但是这也折射出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完全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青年一代对那场世界灾难的认知完全不够。”

　　和英国报纸的大事渲染相比，德国媒体则相对平静。大多数德国媒体认为哈里小王子是无知的表现，其实德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完成的，他们整个民族包括领导人在内都敢于面对历史现实。

　　德国政府为让自己的国民正视历史所做的努力可以说不遗余力。如1985年，当时的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40周年纪念活动上，谴责了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并首次以德国政府的名义承认1945年5月8日的德国投降是“德国人的解放”。除此之外，德国很重视教育上的防范，还在法律上加强管制，设立了多项法律条款重罚新纳粹分子。

　　残渣泛起

　　如果说哈里王子的无知让人感到惋惜，那么近年来“新纳粹”在欧洲的言行让人们看到了纳粹死灰复燃的迹象。“新纳粹”是指欧洲存在一股极右势力，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反对外来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单一货币。

　　今年4月，西班牙警方在首都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等5个城市一举抓获21名新纳粹分子。他们年龄在17岁到34岁之间，警方同时起获2支手枪和一些宣传纳粹主义的材料。据西班牙警方介绍，西班牙新纳粹分子组织是欧洲新纳粹组织“鲜血和荣誉”的分支机构。该组织经常在公共场合进行集会，散发宣扬纳粹主义的文字传单和录像带等。西班牙司法部门将以种族灭绝罪、非法拥有和走私武器罪、非法结社罪和反人类基本自由和权利罪对他们提出起诉。

　　之前的2月1日，法国内政部长德维尔潘在国民议会表示，他将向内阁提出关于采取措施严厉打击法国新纳粹组织的建议。德维尔潘说，“这些新纳粹组织必须被解散。我将向内阁提议解散这些组织……我们保证做到这些组织不会在各种名义下得以重建。”德维尔潘表示，他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禁止这些组织举行一切集会，并努力阻止这些组织利用因特网传播有关新纳粹的信息。德维尔潘指出，约有3000名法国人卷入了新纳粹组织。据报道，2004年法国极右组织策划的暴力活动达65起，而在2003年仅为27起。

　　除了法国和西班牙两个欧洲主要国家，尽管德国政府在二战后对纳粹犯下的罪行表示了深刻的反省和诚挚的道歉，但近年来，德国的新纳粹势力却有抬头的趋势。4月27日，德国警察工会负责人康拉茨·弗赖贝格说，去年，德国各地发生的与新纳粹有关的案件达1.2万起，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二战结束60周年纪念日临近，德国政府现在越来越担心新纳粹分子可能会在此期间与极左势力发生暴力冲突，搅乱计划中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德国警方说，预计将有5000至8000名新纳粹分子和极左势力闻风而动，聚集到柏林。为此，数千名防暴警察届时将随时待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暴力冲突。

　　那么“新纳粹”究竟是怎样一种势力？”新纳粹”是指欧洲存在一股极右势力，在德国的一个典型组织就是“德国国家民主党”。这个党派主要为旧的纳粹党翻案，并且他们的影响力从去年开始扩大。而除了德国，意大利的社会运动、民族联盟等，都是继承了法西斯衣钵的新法西斯党。而另一些如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的弗拉芒集团等极右政党还取得了执政机会。这些极右势力核心主张是反对外来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单一货币。

　　去年9月，德国东部两州地方议会选举揭晓。执政的社民党和最大的在野党基民盟双双受挫，而德国极右势力德国国家民主党和德国人民联盟（DVU）却在这次选举中获得接近10%和5%的选票，挤进了萨克森和勃兰登堡两个州的议会，具备了左右地方政治的影响力。而且就在两个月前，德国国家民主党还宣称准备在5月8日的纪念仪式上举行游行。为此，德国议会迅速做出反应，德国内政部长席利和司法部长屈普利斯向联邦议院提交了一份《集会法》修改草案，建议该法增设一项新条款：禁止在受纳粹迫害者的纪念地举行以淡化法西斯罪行、美化纳粹历史为目的集会活动，以便通过立法手段禁止极右势力在5月8日举行游行活动。

　　认知带来反思

　　对历史真实的描述，能让经历过战争的人认识其残酷的本质，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知更清楚，后代们也就更可能避免灾难重演。

　　柏林洪堡德大学的历史学家海恩里奇·威克勒教授认为，一些人对于当年纳粹德国12年统治的历史仍然不能完全忘记。希特勒和他发起的那场灾难如此独特，以至于对于他的印象几乎不可能正常化。大多数德国人不会去关心希特勒自杀的日期，因为那被欧洲战场的胜利日5月8日冲淡了，但是希特勒的生日，4月20日，在德国一直是非常敏感的日期。重大的体育赛事和庆祝活动都会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一天。

　　在谈到对年轻一代的二战历史教育时，威克勒教授说，其实新一代的年轻人渴望对战争历史了解的更多。历史并不是完全封存的，为此他举出了德国老兵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谈论二战经历的事。

　　今年82岁的海恩·塞韦罗是当年诺曼底登陆战中守卫海滩的德国士兵之一。他说：“人们都认为我们是纳粹，但是我们只是被卷入战争的普通年轻人。”多年以来，塞韦罗只对自己的妻子说过自己在二战中的经历。除了因为害怕被扣上纳粹的帽子，更是由于德国民众从来都不愿谈论老兵在二战中的经历。但是最近几年，在历史学家和媒体的挖掘下，德国人眼中的二战也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塞韦罗至今还记得1944年惨烈的一幕。当时他是驻守在诺曼底的一名德国士兵，盟军登陆时，塞韦罗躲在掩体中朝盟军士兵开枪扫射，大约打死了上百人。海恩·塞韦罗说：“我并不是因为屠杀的欲望而开枪，只是因为，我只知道如果让他们任何一个人活下来，我就得死。”威克勒教授认为，对历史真实的描述，能让经历过战争的人认识其残酷的本质，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天生是纳粹。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知更清楚，后代们也更可能避免灾难重演。

　　柏林大学传播系三年级的学生安娜·维特伯格说：“在我看来，新纳粹分子多半都很无知，他们对二战历史了解的只是自己想知道的。”虽然二战历史的反思和教育在德国从来都不是轻描淡写，而新纳粹在年轻人中从来处于主流之外。但她认为年轻人还应该了解更多历史。她说：“因为无知，人们要不冷漠，要不走向极端。”但是德国人自二战以后并没有太多谈论自己在那场战争中的经历。维特伯格认为：“最重要的是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一个民族厌恶别的民族。最后导致的是种族屠杀。”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英文系的凯文·皮特对二战历史颇有研究，他说“我为同龄人对二战来龙去脉的知之甚少而吃惊，那是一场改变整个世界命运的大战，而要避免它的办法首先就是要去了解。”

　　来自赫尔辛基的巴黎大学学生斯蒂娜·洛斯韦基泽这样看：“我赞同对那段悲痛历史的纪念和对逝者的缅怀，但是，欧洲的未来怎样走是更重要的。虽然我们从未经历过那段痛苦的历史，年轻人应该对比过去和现在，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消亡的边界

　　欧洲历史遗留下来的残渣让二战的伤痛尤存，但那些纳粹所引以为荣的狭隘“国家身份“已经开始褪色，欧洲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地让少数民族融入主流，让民族间的裂痕愈合。

　　欧洲历史遗留下来的残渣让二战的伤痛犹存：德国和奥地利的新纳粹分子、阿尔巴尼亚游击队、还有英国的足球流氓。他们仍死死抱住狭隘和极具排他性的民族主义不放。但是，这些团体所引以为荣的狭隘“国家身份”已经开始褪色。欧洲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地让少数民族融入主流，让民族间的裂痕愈合。

　　17岁的吉卜赛女孩玛丽亚·冬科娃住在斯洛伐克东部的泽塔镇。对吉卜赛人的歧视远没有在这里的文化中消亡。吉卜赛人的失业率仍然很高。玛丽亚经常到吉普赛人的贫民区去帮忙，那里的条件不容乐观。玛丽亚说：“吉卜赛人并不是不想工作，而是没有适合他们的工作机会。一些人以捡破烂为生，但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干不了。”玛丽亚和她的伙伴也不常进城，因为在斯洛伐克的很多城市，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吉卜赛人不被允许进入大多数餐馆和酒店。斯洛伐克人叫他们“黑人”，斯洛伐克人则反过来被叫做“白人”。吉普赛人抱怨说，他们不愿融入。但是，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文化的隔阂，而从玛丽亚这样的年轻人身上，人们已经开始看到吉卜赛人被主流社会接受的希望。

　　每天早晨，玛丽亚都会步行4公里去上学，她现在就读的学校就是政府专门在这个吉卜赛人聚居的偏远地区让斯洛伐克人和吉卜赛人人融合到一起而建的。根据吉卜赛人传统，玛丽亚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不需要接受教育。但她说：“我在学校过得很开心。星期一和星期二，学校会上课，其他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实践，学习工作技能。”学校的男孩子都在学习木工，女孩子则选择编织和刺绣。泽塔镇离最近的城市也有50公里，而如果在大城市读高中，玛丽亚的家庭负担不起昂贵的生活费。玛丽亚从历史书上知道，60年前，散布在斯洛伐克的吉卜赛人和当地人一样饱受德国纳粹的歧视。她说：“联想到历史，我觉得讽刺的是，原本饱受歧视之痛的人现在又给予别人同样的歧视。”

　　相比起玛丽亚要跨越民族隔阂的艰难，32岁的德国人亚罕·波特找工作的经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他在爱尔兰都柏林的IBM呼叫中心工作。过去几年里，在爱尔兰的郊区，已经兴建起了上百个呼叫中心，从软件到保险，都可以从这里被推销出去。仅仅IBM一家的呼叫中心，就从全欧洲各国招募了1300名员工，这些年轻人的平均年龄是27岁。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他们出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波特对于从德国搬到爱尔兰并没有太大的不适应。波特说：“我们找工作必须更加灵活，而且现在的欧洲没有了国界，从德国到爱尔兰并不是多大的改变。就像别人到德国找工作一样。而都柏林当地人从来都不会关心我们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看来，如果下一份工作机会在巴塞罗那或奥斯陆，对波特来说地点都不是问题。

　　同波特一样在异乡也生活得如鱼得水的欧洲年轻人还有很多：29岁的西班牙女孩帕拉·罗米洛在布鲁塞尔艺术学院进修，她的丈夫是英国人。罗米洛认为，一个真正的欧洲人是一个不会把本国文化视做世界全部的人。在今天的社会，单一的文化已经远远不够。

　　34岁的凯瑟琳·布本斯出生在荷兰，目前在伦敦工作，她说：“每当我换一个地方，我就会用这个地方的语言思考。”布本斯会说5种欧洲语言。

　　在瑞士出生的阿利克斯·司徒克在伦敦一家投资公司工作，每周末还会前往巴黎看望女友。他说：“我感觉自己就是欧洲人，现在我已经无法理解未来国家和边境将怎样定义。”

　　当然，像他们这样精通各国语言，随意在欧洲穿行的年轻人只能算是潮流的前沿，而非完全广泛的现象。目前只有2%的21岁到35岁的欧洲年轻人在国外工作。但是，那些在潮流前端的人已经深刻感觉到了“欧洲精神”难以抵挡的力量。

　　英国对外政策中心的学者，26岁的马克·莱昂纳多认为，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欧盟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不是目标。”他分析说，对于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成长在80年代的欧洲年轻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是黑白电影中的影像；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冷战”只有朦胧的记忆。莱昂纳多说：“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欧洲，是一个将自己撕得四分五裂，长期遭受战争威胁的大陆。而欧盟的成立将所有这一切都埋葬到过去。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须担忧欧洲内部的战争。还有很多欧洲年轻人渴望将欧盟扩大到东欧国家，纳入更多的民族和文化。”

　　“欧洲人”一代

　　这一代年轻人会几国语言，他们已迫不及待地跨越国家的界限，丢弃循规蹈矩的老式生活方式。他们能进一步推广欧洲一体化的概念，宣扬不同文化的美妙之处，构建新的欧洲结构。

　　28岁的克琳罗·艾娃出生在匈牙利，她先后在英国和德国接受教育，现在生活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艾娃为欧盟议会人力资源部工作。这让她可以接触到来自各个欧洲国家的人。她说：“在欧洲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就像从城市到城市一样平常。”她认为：“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还存在，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学习自己邻国的语言和文化是相当重要的。”和她的同事一样，艾娃精通多国语言：法语、英语、德语还有母语匈牙利语。她说：“如果我是欧洲国家的教育部长，我一定会提倡从小学就开始欧洲一体化教育。同时从中学开始鼓励年轻人去国外旅行，学习各种外语。”艾娃说：“从小在匈牙利长大，那种在西欧人面前的卑微感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们加入欧盟之后，这种感觉正在消亡。你觉得不需要再去证明任何事了。”

　　艾娃的上司罗德尔·斯瓦格是一位47岁的意大利人。他从艾娃这一代人身上看到了欧洲的未来。斯瓦格说：“我的父辈们饱受二战的创伤，我自己是战后在废墟中重建欧洲的一代，而艾娃是第一代从欧盟一体化的观念中获益的年轻人。”他认为：这一代年轻人能进一步推广欧洲一体化的概念，宣扬不同文化的美妙之处，构建新的欧洲结构。“对于艾娃来说，融合的欧洲意味着新的职业和新的机会，当然也有新的挑战。她可以在传统和创新的工作中选择，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自由来往于各国之间。

　　在布鲁塞尔，艾娃经常光顾一个爱尔兰夜总会，各个国家的年轻人常在这里聚会。这个周末，她要和自己的德国和英国朋友一起去那儿参加一个希腊聚会。这是由欧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组织的。聚会上来了几乎有一千名年轻人。大多数参加聚会的年轻人都为欧盟工作，是欧盟议会的“实习生”。

　　在这场喧哗的聚会上，艾娃的朋友24岁的格丽加·福特伍德在用英语和德语混合着与她的同伴们交谈。格丽加拥有硕士学位，但是到现在也没有长远目标，她持有英国护照，但是长期生活在布鲁塞尔。格丽加说：“每次回到英国，我总是问自己，这些人是谁，到了法国也一样。但是在布鲁塞尔，人们会说三四种甚至5种语言，所以你不必去考虑任何人的国籍，大家都是欧洲人。”但是她又接着说：“可是布鲁塞尔并不代表欧洲的全部。”虽然欧洲城市并不都像布鲁塞尔一样，但是在柏林、巴黎、维也纳，也有很多青年“欧洲人”。这些年轻人会几国语言，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跨越国家的界限，丢弃了循规蹈矩的老式生活方式，开始新的职业选择。而给他们带来快乐和自由的这种生活方式在他们父辈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所有的这些正在融合成一个整体的欧洲形象和欧洲精神。

　　伦敦达尔瓦研究中心研究员米歇尔·吉尔斯派说：“从对生活的态度和对未来的期望来看，年轻的欧洲人有很多共同之处。如容忍和开放，以及想尝试新事物的愿望。也就像甲壳虫乐队歌中所唱的一样：“如果世上没有国家会多好。‘”《时代杂志》在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的1225名21到35岁的年轻人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人都认可自己的国籍，但是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更喜欢被称做“欧洲人”。吉尔斯派认为，正是这些以“欧洲人”自居的年轻人，他们以欧洲整体的发展和多种多样的文明为荣，也许，他们正是新欧洲未来的希望。

　　撰文本报记者谢来赵全敏驻德国特约记者柴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