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国内上演了美国大片《金刚》。有人赞叹其炫奇的特技，有人感叹其浪漫的情境，而我却特别关注开头部分，表现上世纪30年代初美国纽约的那一段——那实在是对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现实主义描写：失业的老人在街头垃圾箱拣苹果；剧院的老员工无钱吃晚饭；警察在街头殴打示威者……富人们一掷千金到豪华剧院里观看奇禽异兽。那时的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登峰造极，也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正如1932年接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的：“我看到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人们住无定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什么是衡
量进步的标准？那不是看已经拥有很多的人是否能获得更多，而是看那些几无所有的人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总统。他一手推动的“新政”奠定了美国社会福利的基础，促使美国最终走向了一个“和谐社会”。然而什么是“新政”呢？实际上，这个翻译有点不准确。原词英文是New Deal，恰当的翻译是“新的协约”，是借用了他的远房表兄、三十年前做过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平协约”一词。当年，西奥多在农民和农产品加工商发生矛盾时，出面斡旋，发表了这篇题为《公平协约》的演讲，要求双方互相妥协，达成公平的协约。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借用他表兄“协约”这个词，大有深意。他实在是明白：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总是离不开妥协，离不开各种对立利益集团之间在妥协基础上的协约。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群体性社会事件”频发。1932年，2万名拿不到养老金的老兵在首都华盛顿非法占据长达数月之久，最后不得不出动军队和坦克驱散，死伤300余人；同年，1万名来自匹兹堡的失业工人结成13公里长的摩托车队，到华盛顿游行示威；在爱荷华州，愤怒的农民倾倒大量牛奶，阻塞街道；在伊利诺依州，1万名煤矿工人罢工……激进的民粹主义者们，如修·龙参议员和考林神父，和今天中国某位主张“国有化”的香港教授一样，也赢得了许多狂热民众的支持。像主张法西斯主义和国有化的考林神父，其个人创办的电台声称有4千万听众。
当社会贫富矛盾激化的时候，政府应该怎么做？政治领袖应当怎么做？显然，最简单省事的做法，莫过于置身事外，把错误一股脑推到社会上的其它利益集团身上，而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高大全形象。假若民众抱怨说房价太高，就告诉他们这都是房地产开发商捣的鬼；医药费太贵，就告诉他们这是因为药商和医生相互勾结；大学上不起，都是因为高校乱收费；国有资产流失，是因为无良商人的诡计阴谋；矿难频发，是因为黑心矿主不顾工人死活；如果民众对整个的经济政策不满，则告诉他们这都怪那些提供政策咨询的“主流经济学家”；当然最后不要忘了让民众去仇恨国外的敌对势力。如此这般，对一切社会问题，都在社会上去揪一个所谓的责任集团出来，挞伐一通。短期内，这种做法也许会赢得大众的一片叫好，树立自己的形象；从根子上说，这只能让社会各阶层相互之间的猜疑、仇恨情绪越积越深，是无法建立起真正的和谐社会的。相反，如果社会民众被普遍灌输了愤怒、敌视的情绪，被灌输了一种“寻找敌人”的习惯，日积月累，不断酝酿，总有一天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大崩溃和大动乱。
罗斯福总统却是一位真诚希望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领袖，深知社会发展的真正积极动力不是斗争和仇恨，而是宽容和妥协。而要达到妥协，政府和政治领袖就必须勇敢地站出来，站到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上，扮演一个斡旋者。罗斯福“新政”或“新的协约”中，提出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就是所谓“斡旋型政府”(The Broker State)。他宣称：作为总统，自己就是一个“坦诚的斡旋者(honest broker)”，负责化解冲突，平衡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
罗斯福不但创造了“斡旋型政府”的理念，也在实践中较好地实施了这个理念。今天回头看来，罗斯福所谓“新政”时期的具体经济政策，往往都并不成功。美国在罗斯福领导下，始终未能走出经济衰退，后来直到二战爆发，才由于军火工业的刺激而重新复苏。然而，罗斯福号召的宽容精神和他坦诚的调解行动却成功地避免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帮助美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经受住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人心不散，社会不乱，直至二战。后人评价说：“罗斯福新政一个持久的积极遗产，就是使联邦政府成为了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共同保护神，成为了他们相互间竞争的调解权威。”人民不断地把信任投给罗斯福，使他成为第一个四次当选总统的美国政治领袖。作者：吴向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