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苏共的15年

　　特约撰稿 张举玺　　

　　老俄共遭遇分裂

　　“俄共成立初年，我们曾对之寄予很大希望。”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孙子——安德列·勃列日涅夫跟记者介绍，“老俄共曾在杜马里把持着10个重要的委员会，我们曾经

为此感到振奋。”

　　但是，令安德列“振奋”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2002年4月，国家杜马中，亲政府的右翼势力联合起来，在杜马会议上对俄共突然发动了一场“政变”，剥夺了俄共在杜马中8个委员会的控制权。

　　“政变”成功之后，受政府支持的团结党杜马议员费图洛夫称：“俄共严重阻碍了杜马的立法工作。尤其是久加诺夫针对总统和国家政权的一些讲话，应受到法律审判……”

　　“您看看，这都是些什么呀！共产党内纷纷指责久加诺夫过于软弱，领导无方，导致俄共内讧，在政界一败涂地。”俄共被罢权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多时，但安德列一提起这件事，至今依然愤愤不平。

　　据知情人事后回忆，由于杜马“政变”，久加诺夫号召俄共党员退出所有杜马领导职位。但是，当时担任国家杜马主席的谢里兹尼奥夫等三人认为，“俄共不能放弃在杜马里的所有领导权。”俄共以76票对25票的结果通过了决议，开除了谢里兹尼奥夫等三人的党籍。

　　俄罗斯政治家联盟的分析家就此事向记者表示，“从76∶25的投票比例来看，俄共必然分裂，形成激进派、温和派两个阵营。”

　　许多跟随久加诺夫多年的共产党员对记者说，“不能完全归罪于久加诺夫的领导失误，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共继续保持着前苏共的官僚作风和教条主义，没有平等对话，领导层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发展纲领，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无能为力。加上党员多为前苏共党员，年龄老化，死气沉沉，在党建方面缺乏创新。”

　　新俄共寻找新出路

　　为重振俄共雄风，安德列联合社会主义运动、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左翼俄共，于2002年6月30日，在莫斯科创建了新俄共，举行了隆重的成立代表大会。

　　在新俄共的成立大会上，安德烈当选为该党第一任主席。他宣称，“新俄共主张平等和社会公正。立志成为一个平等对话的政党。新俄共不会为教条束缚手脚，将以生机勃勃的方针政策，吸引年轻一代参加，力争在新形势下找到俄共的新出路。”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分析说，“新俄共否定俄共，并不意味着就能取而代之。有新俄共的叫阵，不仅久加诺夫的日子不好过，就连俄共今后的日子也会如履薄冰。”

　　俄罗斯政治家联盟分析家伊格尔认为，“俄共在经受一系列的政治排挤和打压之后，一蹶不振。新俄共自成立以来发展了50多个分支机构，在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加入组织的同时，也向前苏共党员和现俄共党员敞开大门，党员突破了1.5万人。由于新俄共既看不上现俄共，又同现政权作斗争，部分政治观察家们觉得新俄共充其量不过是一支弱小而观点模糊的左派力量。”

　　1991年，苏共也随着苏联解体画上了句号。有媒体评论说：“苏共是苏联的基础，也是苏联的大脑、心脏和骨骼：政党不能没有国家而存在，国家也不能没有政党而存在。它们共同走过了不幸的道路，并在同一天灭亡。”

　　俄社会舆论基金会的民调显示， 51%的俄罗斯人认为苏共功大于过，只有15%的人认为苏共过大于功。

　　宗教信仰成为时尚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他在朝拜教堂时指出：“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东正教历来就是俄罗斯的国教，1917年十月革命打破了俄罗斯由信仰东正教的统治者进行治理的历史连续性，共产主义成为苏联公民的惟一信仰。

　　1991年年底，随着苏共的解散与俄罗斯的改制，共产主义从俄国人的意识形态中突然消失了，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片迷茫的躁动不安中。恢复东正教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俄联邦宪法首先赋予国民具有宗教信仰自由。并颁布政令，将前苏联时期被占用的教堂归还给宗教团体使用，划拨专项资金，大事兴建教堂，修缮修道院。

　　在俄罗斯许多高等学府中开设有神学课程。神学还被写进了新闻心理学等教科书中。神甫已经走进俄罗斯军营，成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主导者。对于平民百姓，上东正教堂做礼拜成为日常生活的程式。

　　一位叫季欣柯的博士告诉记者，“不能把俄国人的宗教信仰简单地看作是两面派。俄国人血液里流淌着的是东正教精神，面对强权干预，人们可以去信仰共产主义。一旦宗教信仰恢复自由，人们马上就能放弃共产主义，回到东正教的轨道上。”

　　普京曾在一次电视报告中强调：“在俄罗斯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东正教起着特殊的精神作用。”“俄罗斯的文化首先是建立在东正教基础上的。俄罗斯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它拥有永远的价值——东正教传播下来的价值。”

　　除东正教是俄罗斯国教之外，信奉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信徒在俄罗斯境内也比较普遍。俄罗斯政府倡导对东正教等教义的信仰，逐步解决了俄罗斯国民在改制过程中的信仰缺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