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美国特约撰稿人

　　白鲁恂这代亚洲专家曾应时而生，为美国这个新帝国量身打造了新一套亚洲知识谱系。他们眼中的东方虽然是新的，却依然充满‘缺陷’。

　　上个月，美国著名的亚洲及中国问题学者、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白鲁恂（Lucian Pye）因肺病辞逝，享年八十有六。《纽约时报》在发表他的讣告时，将他与费正清相提并论。哀荣有加，概因白鲁恂和费正清一样，深刻塑造了美国的亚洲观。美国政府对于亚洲的政策取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费正清、白鲁恂他们那一代。

　　和一般埋头故纸的汉学家不同，白鲁恂用自己的知识积极参与并影响着美国对亚洲的决策。但他又和一般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者不同，他的政治思考紧紧结合他对亚洲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特殊性”的理解。他不相信什么普遍的政治发展范式，而格外强调从传统文化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可以说，白氏身上结合了西方看待亚洲的两套思路：具体到中国研究方面，即所谓“汉学”传统和“区域研究”传统。考察他的学术脉络，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亚洲观如何在这两个传统的转变过程中成型。

　　我所说的转变，直接的起因，是战后亚洲民族自决运动的兴起，以及冷战的开始。二战前，亚洲不过是考古学、文献学或者人类学研究对象。值得认真对待的那个亚洲，只存在于历史之中。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降，传统“东方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过去被认为“落后”、“停滞”、“僵死”的殖民地，转眼间“复活”了。摆脱了历史魔咒的东方“木乃伊”，对西方控制世界的能力构成极大威胁。对它，西方需要用新的方法来理解并掌控。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以及双方对新兴国家和地区的争夺，也令美国迫切需要加强对“落后”地区的了解和研究。其最终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让这些地区为美国所规范，接受西方的一整套经济、政治、文明理念，与苏联及新兴国家内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相对抗。

　　上世纪50年代始，美国政府出于对冷战的需求，开始积极资助学术界进行跨学科的区域研究。毫不夸张地说，透过对地区研究协会、大学系科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推动了整个社会科学的重新分类。比较研究大兴其道，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视野向“第三世界”拓展，在几代人的时间内，积累起一大批区域研究成果，这背后都有国家利益在直接主导。

　　白鲁恂的学术生涯，正和时代需求合拍。1956年，他加入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力；此后又积极促成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SRC）成立了“比较政治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在当时与中央情报局都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受后者资助，社科研究协会的多个比较政治课题，都由他完成或参与完成。

　　这些成果不但是美国政府决策的重要思想依据，也成为日后美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奠基石。他是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多个机构的座上宾，数次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亚洲政策顾问。他主张美国对越南开战，同时也是美中乒乓外交和美中建交的推手之一。权力塑造知识、知识塑造权力，在他身上体现得极为充分。

　　学术上，白鲁恂反对用简单的现实主义逻辑对比亚洲国家与欧美国家，而力主从文化、传统价值和心理等方面，理解亚洲的特质。他曾以心理学分析毛泽东的政治动机，晚年更从文化角度撰写《亚洲权力与政治》，概括总结了中、日、韩、越、缅等国的传统政治理念。当然他对文化因素的过分强调也招致很多批评，认为他把复杂的政治现象再度归结为一成不变的、停滞的传统。对中国，他最有名、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论断是：“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这句话既提醒世人不要以现代国家理论去框定中国，但也容易导致在中国传统国家性质的认识上倾向虚无。

　　这也正体现了白鲁恂这代亚洲专家的局限。他们应运而生，为美国这个新帝国量身打造了新一套亚洲知识谱系。他们眼中的东方虽然是新的，却依然充满“缺陷”。“缺陷”根植于亚洲不变的“文化特征”，妨碍着它的“现代化”。这背后的逻辑仍是：西方的、美式的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唯一路径。

　　今年，恰好是萨义德的《东方学》出版30周年；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陷入空前危机；越南困境在伊拉克重现，成了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焦点。白鲁恂的逝世，是否也暗示着冷战时代知识霸权的命运？如果是，会不会有新的知识霸权形成？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