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日前有媒体曝料，南科大因内部存在办学理念的分歧，被请来的香港外援等几个核心团队的老师现已带着失望离去。此事出来后，我看到舆论对南科大特别是朱清时校长的评价有微妙的变化，从原先因45个学生拒绝高考而引起的同期和支持，转向批评和挖苦。

　　对于南科大，以我的了解，其实外界一直在雾里看花。在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有关南科大要坚持依法办学，遵循国家基本教育制度的讲话，暗示南科大自主招收的学生应该参加高考，而45名学生也发表声明拒绝高考后，我曾写文章表示南科大应该尊重教育部从国家制度和法令统一的角度发出的要求，意思很明白，就是南科大现有的45名学生应该参加高考。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正好与香港几位离去的老师一致。而当时舆论和一些知名学者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学生的行为，指责教育部借之打压南科大。

　　我认为，南科大的意义不在于鼓励学生不参加高考，南科大于中国大学和教育的首要价值是“去行政化”，而学生不参加高考并不是“去行政化”的组成部分，把它看作是对行政化办学的抵抗是舆论对南科大教改的误读。实际上，鼓励学生不参加高考，是对国家基本教育制度的不尊重。

　　正因为南科大的首要价值是要探索和开创中国大学在一个行政权力无所不在的社会独立办学的先河，我对南科大核心团队这次因办学理念的不同而导致的分裂表示遗憾。从媒体的报道看，朱清时校长和香港几个老师的办学理念分歧其实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一个以在中国内地办大学的经验，认为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招生机会，必须采取“边开车，边铺轨”的模式，不能等待一切完备再按部就班地来；一个则从国际办学的经验出发，坚持在正式招生、开学之前，必须将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等全部制定完备，不能还没有设计图纸就开工建设什么一流别墅，更不能别墅还没建好就让“住客”入住。从常规来说，当然是后者更符合教育规律，但不要忘了，南科大并不是常规的产物，它的使命是要打破行政对教育的垄断，因此，这决定了它每走一步都是非常艰难的。这一点，连不认同朱清时办学理念的几位香港老师也不得不承认。

　　因此，当朱清时从他在内地办教育的经验出发而匆忙决定招生时，你可以说他做出这个决策所依据的经验判断是错误的，但对一个改革者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和条件下探索改革，重要的是要抓住机遇，否则改革很难成功。如此看来，对朱清时的责备是没多少道理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同南科大的最大困境是打破行政对教育的主导，那么，内部的办学分歧应该是第二位的矛盾，此时作为核心团队的成员，应该同心协力，帮助南科大和朱清时渡过难关。帮助南科大和朱清时，就是在帮助中国的大学和教育。因为极有可能在这些核心团队成员离去后，南科大因师资的名实不符而引起一系列后遗症，最后导致改革无疾而终。南科大本来就是在争议中过来的，行政权力一直在图谋收编它，它能得以出生，舆论的力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现在舆论的转向，很可能对南科大产生不利影响。

　　所以，在南科大改革有可能陷入困顿的时候，我希望舆论不要受这件事的影响，而应继续给予南科大和朱清时以理解和支持。新生事物总是带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南科大和一切南科大式的改革。但此事也提醒我们，在改革空间愈来愈小，改革触及的利益愈来愈坚硬的条件下，今后要顺利推进一些重大改革，必须立法先行，用法制来保障改革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