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邃

　　6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就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发表联合声明，称西亚北非有关国家局势问题应在法律范围内通过政治对话寻求解决方案，外部势力不应干涉该地区国家内部进程；双方对利比亚危机表示关切，提出有关各方必须严格遵守安理会1970和1973号决议，不得随意解读和利用。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话语，引发笔者的深深思考。

　　其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经受严重挑战。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这里是“从经济角度来说”的，显然南北之间仍存在和平问题。北约对利比亚的行为，更加印证了邓小平后来说的话“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时代主题规定着人类社会的主要活动内容，体现了时代的基本发展趋势。我们对当今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信念是不会动摇的。但是，同时必须牢记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更不能随意地升格为“我们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其二，“冷战结束”的概念不能泛用。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再的暴力行径，使我们有必要对“冷战结束”重新作一番审视。“冷战结束”，天下却不太平，原因复杂。一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如裁军谈判、地区热点。二是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不仅依然存在，有时还表现得非常突出。如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实行经济制裁、利用意识形态问题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三是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不时抬头，加之外部霸权主义势力的蛊惑和利用，成为诱发地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事态正如邓小平预言的那样，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针对发展中国家，一个针对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后出现的其实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冷和平”局面。

　　其三，北约从军事政治组织转向政治军事组织一说值得怀疑。北约产生于冷战时期，是针对苏联扩张和德国崛起而来的。华约解散之后，北约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不断东扩，名之曰要填补安全真空。北约扬言要弱化甚至改变其军事组织性质，这不可靠。北约在利比亚的做法，是继发动科索沃战争之后且进一步超越欧洲范围的侵略行为，这又唤起了多年来似乎被人忘却了的“帝国主义瓜分世界”概念。

　　其四，“尊重不同文明”多半停留在学术层面。倡导文明平等、文明互补，是必要的、正确的。不过事实上，如今霸权主义行径无不伴随着标榜自身的文明优越性。“文明冲突论”早有流传，且影响甚大。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思考当今中东和非洲地区问题迭起的深层次原因。西方发达大国尤其是美国，并不满足于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它们还要谋求以其价值观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全球化。

　　其五，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任重道远。当今世界，强权与公理并存，许许多多的严酷事实说明，有人还是靠实力说话。利比亚问题毕竟应该由他们本国人民自主解决，外部势力动辄大打出手，那还有什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法准则？！2002年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5月21日为“世界文明对话日”，借此推行全球治理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北约一些成员国是举手赞成的。现在看来，对于黩武主义者，“文明对话”很难行得通。

　　（作者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