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社会或制度下，清廉与自律都不可能是必然的。

　　加拿大的政府官员、公务员素以整体形象清廉著称——哈珀总理出国访问轻车简从，还曾让自己的公务专机绕道去发生武装冲突的黎巴嫩接本国侨民回国，自己搭乘包机返回；前任温哥华市长苏利文是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却住在普通多层公寓，开改装的私家车上下班，公务外出时均自己操作轮椅，且没有专人照顾；现任温哥华市长罗品信年轻力壮，上下班均骑自行车。

　　在报销方面，加拿大三级政府均实行“包干制”和“实报实销制”相结合的制度。如联邦议员如果选区不在首都渥太华，每个联邦议员每年可以有64次往返本选区和渥太华，或本选区和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机票报销，但这笔钱只能实报实销，用不完是自动作废的。而各级官员因公外出有相应的食宿标准，规定得十分细致，这属于“包干制”：超出部分要自掏腰包，有节余则可自由支配。

　　那么加拿大公务员的待遇究竟好不好？

　　和国内情况不同的是，北美“公务员”是个概念广泛的范畴，诸如市政府所雇用的清洁工也是“公务员”，他们的收入固然比低薪普通劳动者高不了太多，却远非其他国家清洁工所能比拟。

　　加拿大公务员的好处和美国大同小异——名声好（廉洁政府的口碑是不含糊的）、福利好（公务员享有附加的商业保险福利，如看牙、配眼镜等都可以报销，而普通人只能自费且费用高昂，且这种附加福利是全家性的，一人为官，全家享福）、收入稳定（到年限就会自动升职或提薪）、饭碗坚固（不犯错几乎不会丢饭碗）等，值得一提的是，只要小心地避开《政府官员利益冲突法》规定，退职官员在商场职场上的竞争优势相当明显。

　　正因为公务员有如此多好处，加拿大才会成为世界上公务员比例最高的国家（据今年3月数据，加拿大官民比例为1比9.8，居全球之冠）；也正因为一系列严格的行政开支控制规定，如此沉重的行政开支负担，才没有把加拿大的财政压垮。

　　然而并非没有人钻空子：前面提到“机票限额”，一些议员眼看财政年度快到，而限额未满，就会突击跑几趟华盛顿“出差”；前年底多伦多市选，市议员李启佳（KyleRae）在知道落选后，拿着400加元的市府公园“告别聚会”申请单据去报销，公共交通管理局主席张本力（AdamGiambrone）宣布退选后，在半年内公款旅游奥地利、西班牙、巴西“考察”，还花4000加元报了法语公共课——因为根据规定，这些退选或落选的议员、官员，要到当年11月30日才交接，此前他们还是可以公款报销的。

　　联邦审计署则坦言，被他们每年“打回”的报销发票金额几乎和通过的额度不相上下。

　　制约公务员、官员贪欲的，是严格的制度。例如对于突击花钱、大手大脚报销等行政开支浪费行为，严格的审计本身就能令其有所节制，而政府财政的透明、公开又让舆论和公众参与监督，大多数公务员慑于选票流失的顾虑而不敢乱来，如多伦多的几次市选，主张突击花钱或官员集体加薪的市长、议员、高官就纷纷落选。

　　任何文化、社会或制度下，清廉与自律都不可能是必然的，完善的制约机制、透明的信息、健全的舆论是抑制官员、公务员贪欲的不二法门。

　　陶短房

　　温哥华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