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4日，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首批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抵澳，开始执行军事任务。图为士兵在澳大利亚达尔文的军事基地参加欢迎仪式。

　　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的生存战略就是与最大海上强国——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结盟并参与它们的战争。对于习惯了“仰仗大国”生存的澳大利亚而言，在第一大战略盟友（美国）和第一大经济伙伴（中国）之间如何作出选择将成为其未来不得不反复面对的难题。

　　——美国战略预测公司总裁

　　乔治·弗里德曼

　　早报记者 吴挺

　　澳大利亚悉尼达令港(Darling Harbour)。

　　一艘停靠在繁华海港边的银灰色退役驱逐舰异常醒目，这是“澳大利亚海事博物馆”的展品之一。走入一旁的博物馆主楼，令人颇有些意外的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美利坚历史展馆，它详细展现了200年来海洋如何将澳美两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门前的介绍题板上写道：“大多数描述均鲜有在两国的公开历史中讲述。”美澳今日之特殊关系可见一斑。

　　这对特殊关系在美国奥巴马政府2011年年底高调推出“重返亚太”战略之后获得了新的动力。作为主要的军事部署调整举措之一，首批约18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眼下已经在澳大利亚北部港口城市达尔文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军事训练。未来5年内，这一部署人数将增至2500人。

　　“在我看来，奥巴马（去年访问达尔文港）向中国发出一个充满敌意的信号，他似乎是在说‘我们要限制你，我们不信任你’。美国现在正将亚太地区主要的国家召集起来，以防中国会有什么危险举动。”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马克林(Colin Mackerras)在最近举行的一场以“勾画共同未来：2020年之后的中国、澳大利亚和地区”为主题的“2012年中澳青年领袖对话”活动上向东方早报表示，“（澳）外长卡尔却对此放任，他依然说这没有关系，我们依然会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美国。”

　　不过，马克林的观点与论坛上的另一位主讲嘉宾、澳大利亚前驻日本大使默里·麦克林（Murray Mclean）存在明显分歧。后者认为，澳美安全同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麦克林称，美国将集中在日韩的军事力量进行重新部署从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做法反映了更广阔的战略考量。“从澳大利亚的角度看，尽管在达尔文港未来几年会有一些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进行轮换任务，但这并没有增加本地区的军事力量。”他告诉东方早报。

　　美国战略预测公司总裁乔治·弗里德曼近日发表文章指出，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的生存战略就是与最大海上强国——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结盟并参与它们的战争。对于习惯了“仰仗大国”生存的澳大利亚而言，在第一大战略盟友（美国）和第一大经济伙伴（中国）之间如何作出选择将成为其未来不得不反复面对的难题。

　　强化美国代理人角色

　　澳美同盟关系可追溯到二战时，借助这种盟友体系，华盛顿逐渐建立起了不可挑战的对世界海洋的主导权。数十年来，澳大利亚一直保持着美国亲密盟友中独特的地位，因为美军从未在此设立基地。但即便如此，这丝毫不影响其时常被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代理”的形象。

　　“有时，澳大利亚政府渴望被看待成‘代理’（如前总理霍华德），或者至少是严肃的伙伴。其他时候，澳大利亚领导人（尤其是前总理保罗·基廷）则一直渴望将国家塑造为亚洲的组成部分，以及靠自身力量屹立的重要中等国家。”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项目负责人安德鲁·戴维斯（Andrew Davies）告诉东方早报，“近来欣然接受‘进一步向美国在该区的倾斜’的做法至少与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某些战略思维是一致的。”

　　眼下，随着美国战略关注点从冷战时期的东北亚逐渐向东南亚及印度洋转移，其在澳大利亚四个不同地点的军事设施计划则重塑了华盛顿与堪培拉在该地区“最具活力的双边军事关系”。这四项计划包括：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布里斯班，新的海军基地将能容纳美国船舰造访；在西部的珀斯市，澳皇家海军基地斯特林将进一步扩充，以满足美国航母及其他舰艇的停靠之需；在达尔文港，除了每半年轮换的美海军陆战队员之外，包括B-52轰炸机、F-18战斗机和全球鹰等在内的美国军机将更频繁地出入当地的军事基地，核动力战舰也将加强存在；在位于澳大利亚与斯里兰卡之间的科科斯群岛上，一处小型机场预计将进行升级，以供P-8反潜机和“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使用。

　　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前外交官安德鲁·奥尼尔认为，澳美达成的最新军事部署意味着在支持美国的地缘战略雄心方面，澳大利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奥巴马政府对盟友提出使用前沿部署设施的要求在澳大利亚获得了回应，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将进一步融入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和地缘战略。”

　　但此举显然引发了中国的疑虑。上月中旬，澳大利亚外长卡尔上任后首次访华，在三场与中国高级官员的会谈中，均被质疑为何要扩大已经过时的“冷战式”的对美军事关系。不久后，澳大利亚海军派出“巴拉纳特”号驱逐舰访问上海，并在随后与中国海军一艘驱逐舰开展了通讯和搜救联合演习，力图借此缓解中方的疑虑。上周，澳防长史密斯也展开了其首次访华之旅，对于中方的关切力图再度给予回应，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消解中国的担忧仍难断言。

　　而就在政府加强对华“军事公关”的同时，澳大利亚也继续大力支持美国在亚太的军事投入。本月6日起，美日澳三国海军在日本九州岛东南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军演，以反潜战为主要演习内容，针对中国的色彩浓厚；本月底，全球规模最大的“环太平洋2012”多国联合军演也将上演，参演兵力和国家数量空前，俄罗斯也首次受邀，唯独中国被排除在外。

　　“在处理与中美的三边关系时，澳大利亚仍未找到很好的平衡方式。但一种矛盾的情形是，中澳关系越复杂，澳美关系就越难处理。”澳军方一位匿名官员向东方早报表示。

　　寻求更大存在感

　　对于澳美在亚太地区最新拓展的防务关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前国防部分析师杜邦予以了猛烈抨击，他认为现任政府没有制定出清晰的战略就已支持在科科斯群岛及斯特林基地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置包括对华关系在内的与地区邻国关系于险境。

　　乔治·弗里德曼指出，为了维系经济，澳大利亚必须开展贸易，鉴于其地理位置，它的贸易必须经由海上完成。由于其人口规模和地理位置，澳大利亚靠自己保障不了其海上航线的安全。因此澳大利亚遇到两个障碍。第一，它必须在世界市场上保持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第二，它必须确保其商品能运抵那些市场。假如其海上航线被切断或受到干扰，澳大利亚经济的基础就会岌岌可危。在弗里德曼看来，澳大利亚就好比是一个主要循环系统在体外的生物，这种生物会非常脆弱，不得不形成独特的防御机制。这个挑战指引着澳大利亚的战略。首先，澳大利亚必须与全球最大的海上力量结盟，或者至少不敌对。在澳大利亚历史的前半部分，这个最大海上力量是英国，到了近代则是美国。其次，澳大利亚需要诱使海上强国更积极地保护澳大利亚的利益。澳大利亚必须能够说服海上强国相信有必要保持那条路线畅通。仅仅拥有亲切友好的关系是做不到那一点的。澳大利亚必须使那个强国依赖它。文章称，对于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有赖于海上航线来维持生存的国家来说，有能力让一个大国承诺保护其利益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的战略天生就具有坚定不移支持一个‘强大朋友’的惯例。”澳大利亚安全问题专家、英国牛津大学学者阿什利·汤森德对东方早报表示。

　　“澳大利亚越来越向西关注印度洋。”阿什利说，“随着经济增长推动中国和印度走向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前台，澳大利亚位于世界两大新兴大国之间的地理地位意味着，堪培拉或许有史以来最明显地自视处在了世界最具活力地区的中心……澳大利亚将寻求在‘印度洋-太平洋亚洲’发挥更大作用。”

　　这一评估清晰体现在2011年澳防长授权的该国军力部署审查报告之中。报告认为，更多军舰、战斗机及士兵将被派往澳西北部地区，因为“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国家的重要性和能量与日俱增……不仅仅是保卫澳大利亚的资源，也是为了这一区域的人道救援考虑。”这一结论预计将纳入2014年的国防白皮书中。

　　同样在2011年，美国对亚洲关注的“南移”（向东南亚及印度洋）契合了澳大利亚的战略评估，也使得这一传统盟友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其在该地区战略利益的中心。

　　澳大利亚前资深外交官安德鲁·希勒告诉东方早报，这一盟友关系仍然与两国安全保持相关性的原因之一，在于该联盟具有适应变化中的战略环境的能力，如东南亚及印度洋新涌现的挑战。

　　协助“遏制中国”的风险

　　但澳美同盟紧密程度的限度还是一个问题。“由于国内财政问题，美国正逐渐变成要求越来越高的盟友，对于盟友支持的依赖也日渐增多，譬如对澳大利亚。”安德鲁·奥尼尔说，在澳国土上提供联合部署设施是推动美国融入亚洲的有用方式，但“澳大利亚将力图避免投入过多的自身军事力量支持美国”。

　　具体涉及到中国，“澳大利亚需要非常小心，避免陷入一种美国主导的、遏制中国的战略。”这位前资深外交分析师提醒道，“澳国内有关对华关系的讨论很多。有些人视中国为威胁，有些人则看作朋友，认为是善良的大国。”

　　这样的讨论早在2009年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出台前就曾激烈上演，核心争论问题之一便是中国军力究竟构成何种威胁。在中国问题上的所谓“鹰派”和“鸽派”间的分歧迄今仍然盛行于堪培拉，从美国军力部署的情况来看，“鹰派”似乎占据了上风。

　　2011年，围绕应对“中印崛起”等亚洲新挑战的争论进一步延续到澳政府的“亚洲政策评估”。澳知名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当时提出，澳大利亚新亚洲安全政策的轮廓已然变得清晰：除了经济和社会的介入之外，面对未来中国力量增强的不确定性，还有三大战略防范办法：一是加强澳大利亚海上力量；二是加强与美同盟；三是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多个亚洲大国建立安全关系网络。

　　但对此提出警告的澳学者也不在少数。“对于澳大利亚而言，美中间战略敌对升级都是灾难，不论发生什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前国防部官员休·怀特日前撰文警告道，“但是我们却正在鼓励华盛顿，同意扩大军事合作以支持其遏制中国。”

　　曾担任全球最大矿业公司必和必拓中国总裁的戴坚定(Clinton Dines)日前在“2012年中澳青年领袖对话”活动上警告，澳大利亚未来面临失策的可能，他反对澳大利亚对美亦步亦趋。“澳大利亚和欧洲及美国处境都不同，对华政策也应该不同。澳大利亚最不想看到中国经济的放缓。”他说，“在未来的新的世界秩序中，澳大利亚应该适应与中国相处。”

　　马克林主张澳大利亚外交应该在对美关系中取得更多的独立性，“我的确认为澳大利亚需要将注意力、重心及其战略合作关系一点点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我们曾经太过于重视跟随美国了。”

　　安德鲁·戴维斯也认为，如果澳大利亚的目标是维护现有秩序，即美国的首要地位为主要特征的秩序的话，随着亚洲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亚太稳定的局势必然面临严肃的质疑，“要期待中国继续欢迎美国以其首要地位来创建亚太地区秩序的立场并不合理。”

　　马克林对现任政府的批评是，“他们更愿意保持现状，也就是美国第一位，而以为只要和中国做生意就能维持友好关系，而不去重新思考我们在该地区战略思维的整体。”

　　弗里德曼认为，澳大利亚表面上看起来安全无忧，实际上处境危险。它要么与美国结盟并接受随之而来的军事负担，要么与亚洲、特别是中国牵扯到一起。除非有一个亚洲强国能保障海上航线不受美国干扰——那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否则选择后者会使风险大增。澳大利亚决定采取风险较小的策略。这个策略有三个内容。一是深化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来平衡它对亚洲的经济依赖。二是参加美国的战争以便争取美国保障海上航线。最后一个内容是创建一支能够处理澳大利亚周边——从所罗门群岛一直到印度尼西亚列岛——事件的区域性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