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27日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6月20日刊登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一切的战争》一文。作者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文章称,一百年前的6月28日,在巴尔干小城萨拉热窝,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谋杀了奥匈帝国皇储和他的妻子。就像一颗卵石可以引发一场滑坡一样,这次刺杀引爆的一系列事件在5周内将欧洲拖进了一场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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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28日发生了成为一战导火线的萨拉热窝事件。图为事发现场刺杀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的塞尔维亚族青年普林西普被捕。(资料图片)
冷酷的数字记录了这场战争的恐怖之处:900多万人死亡,受伤人数还要翻一番。那时,随着枪炮归于沉寂,一种新的灾祸以致命流感的形式袭击了人类。部队返乡时,无意中把这种疾病带到了世界各地,导致5000万人死亡。
欧洲神话碎了一地
欧洲和中东许多如今看着眼熟的政治边界仍体现着这场战争之后达成的和平协议。这导致俄国和德国面积缩小,伟大的多民族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瓦解。新的国家以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等名字出现在我们的地图上。
更难确定和评估的是这场战争的长期后果——政治、社会和道德上的后果。这场冲突改变了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社会的控制力度。旧政权垮台,代之以新的政治秩序。在俄国,共产主义制度取代了沙皇制度,对20世纪剩下来的时间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场战争的规模之大和破坏之重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有许多人们今天仍在与之搏斗——并传播着新的政治理念。威尔逊总统谈到了民族自决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捍卫民主。他希望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作为国际合作的基石。俄国方面,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替代方案:一个没有边境线或阶级的世界。相互竞争的设想使25年前刚刚结束的冷战愈演愈烈。
这场战争使欧洲社会变得残酷无情,在大半时间都风平浪静的19世纪,欧洲社会已变得对和平习以为常。1918年后,从政治刺杀到街头暴力,欧洲人越来越愿意诉诸武力,以及用激进手段解决自己的问题。极右和极左的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种子在1914年前的岁月中就种下了,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它们提供了养料。
一战导致许多欧洲人对自己的社会不抱希望。1914年前,他们知道欧洲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支配着整个世界,他们可以以欧洲的力量和繁荣为傲。他们可以夸耀欧洲文明比其他所有文明都要优越。战后留给他们的是一块陆续花光自己的财富、削弱了自身力量的破碎的大陆。
来自非洲、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士兵当时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欧洲主人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欧洲人彼此征战时那种浪费、混乱而残忍的姿态,以及欧洲大部分战争行动体现出的能力不足,摧毁了欧洲至上的古老神话。在帝国各地,过于自信和迫不及待的民族运动——通常由那些从战场上返回的人领导——将帝国推向末日。
德国坚称“未被击败”
1918年的停战还带来了以下挑战——我们仍面临这一挑战——如何以不制造新冲突的方式结束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直接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它创造了让后者成为可能的条件。威尔逊总统提倡以不施加报复的方式实现和平,创造一个各国为共同利益团结起来的世界;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等他的对手认为,只有对德国及其盟友取得决定性胜利才能为持久的和平奠定基础。这些人或许是对的。1918年后,德国的右翼精英和许多普通人无疑说服了自己——德国并未真正输掉一战。
实际上,1918年夏,德国就在战场上被打败了。不过,战争在德国遭入侵前结束了,所以几乎没有几个后方的德国人直接经历了战败。德国军队返乡时秩序良好。德国总统说:“我们欢迎你们这些未被击败的人。”而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等统帅部的成员匆忙散布以下恶意的神话:国内的叛徒——管他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从背后捅了军队一刀。
因此,德国人普遍认为《凡尔赛条约》——从割让领土到赔偿战争损失,把一大批处罚强加给德国——不合法。撕毁《凡尔赛条约》的承诺成了纳粹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转而“以俄为师”
即便在战胜国方面,一战后签署的和平协议也导致仇恨情绪的滋生。在远东地区,曾站在协约国一边的日本的民族主义者觉得他们的国家先是被利用,随后遭到了拒绝将种族平等条款写入《国际联盟盟约》的“白人”大国的轻视。这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并最终与美国在珍珠港爆发了冲突。
对未来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中国对西方的失望情绪愈演愈烈。中国也是协约国的一员,为西线提供了10多万名劳工。其中2000人葬在了法国。然而当各大国在巴黎召开会议时,它们没有给中国它最想要的东西——德国在山东省的租界和特权——反而把它们移交给了另一盟友日本。这是极具讽刺的强权政治:日本更强大,因而对西方更重要。
在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怒潮中,中国自由主义的重要人物放弃了西方和西方式的民主。一名示威学生说:“我们立即意识到以下事实:外国仍是自私的,仍奉行军国主义。”就像命运安排的一样,当时一种替代模式现身了——在俄国,新的共产党领导人正承诺要建立一个新的、更公平、更有效率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1919年曾参与反西方示威活动的人有许多成了共产党员。这一转折带来的后果今天仍影响着我们。
美国变成“一种理想”
在世界的另一头,美国开始为世界领导权挑战日渐衰落和分裂的欧洲。在战争过程中,随着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金融领域的支配地位跨越大西洋由伦敦转移到了纽约。在其他方面美国也强大得多。一战推动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加快了美国的经济力量转化为外交和军事实力的步伐。到一战结束时,美国成了世界最大的制造商,拥有能支撑美元的最多的黄金储备。美国海军可以与英国海军匹敌了,在那之前英国海军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美国例外论——认为自己既与众不同又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观感——也得到了强化。正如威尔逊曾说的:“美国是一种观念,美国是一种理想,美国是一种设想。”美国代表团是带着对古老欧洲的蔑视和道德上的优越感来参加战后的和平会议的。当结果证明媾和并非易事时,这种感觉更强烈了。
随着欧洲战后问题的增多,许多美国人对此的反应是沮丧,愤怒,觉得他们受骗卷入了错误的冲突。这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孤立主义者的冲动不谋而合,并再一次产生了危险的后果。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但这至少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美国加入了国际联盟并做好了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抵御盛气凌人的非民主大国的准备,二战能避免吗?
此类关于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可能走上的另一条道路的问题使得人们对一战的兴趣经久不衰。我们的生活中仍充斥着一战的后果,我们也面临类似的担忧。例如,若大国的领导人觉得他们必须占据有利地位的话,世人要如何面对这样的大国呢?当时的德国,现在的俄罗斯。
奥匈帝国大公在萨拉热窝街头遇刺一个世纪后,回顾一战或许仍能帮助我们朝更和平的未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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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战爆发百周年 柏林举办纪念展览会
2014-06-02 16: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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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展览会开幕式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正仔细查看一个马拉式战地厨房。(法新社)
参考消息网6月2日报道 据德新社5月31日报道,以德国人为主的人群开始参观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纪念展览,对他们来说,往事属于另一个国家。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为此次展览揭幕。展览在一间昏暗的博物馆地下室举办,里面摆放着各种可怕的装备:炸弹、火焰喷射器、防毒面罩等。在一个信奉和平主义的国家,许多人对这些展品充满厌恶。
“我从书上读到过这种东西,但从未亲眼见过。”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26岁学生表示,他正半跪着观察一门保存完好的德国迫击炮。
“竟然有人想到制造火焰喷射器,真是匪夷所思。”
展览在位于柏林菩提树下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它将持续到11月30日。
所有参加了一战的国家都在铭记本国作出的牺牲,但德国的纪念活动不多,主要形式就是博物馆展览。
饱经沧桑但坚强不屈的德国军人后代并未表现出自豪之情。
在英联邦国家,纪念的重点往往是向被迫经受战争磨难的普通百姓致敬。但在德国,哪怕是向堑壕战幸存老兵致敬似乎都已过时。
展品中有一幅上世纪30年代的绘画作品,画面上,一个满脸污垢的德国军人在1918年签署停战协议前,心有不甘地扔出最后一枚手榴弹。
文字解说称,这是纳粹的宣传画。
许多德国人不愿形容他们的国家在一战中的角色不如在二战中那么邪恶。
此次展览并不宣扬认同1914年的德国,它突出强调了战时宣传的荒诞不经,比如有一幅油画描绘一群衣着整洁、头戴尖顶盔的德国军人穿过刚刚收割的玉米地发动攻击。
自始至终,整个展览充斥着阴森森的气氛。最后一部分则展示了柏林的战时生活、饥荒和粮食配给。
整个展览中没有音效,灰色调的地下室犹如掩体,地面凹凸不平。开幕当天,这座博物馆附属建筑里挤满了神情肃穆、沉默不语的参观者。
“我对历史很感兴趣。”18岁的莱娅·尼恩贝格尔表示。她是和父母一起来的。
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经过整修后将于7月19日重新开放,其中的一战陈列馆进行了改造。但德国并不打算实施类似的浩大工程。
德国没有全民共同的痛苦感受,因此根本不大可能就修建一个国家级一战纪念馆达成一致意见。
默克尔在开幕式上指出,她在当时的东德长大时,那场战争极少被人提起。
在许多人看来,一个世纪以前的德国就像外星人居住的地方。
一名46岁的律师说,他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什么此次展览热衷于描绘1914年的那场战争,也不明白为什么当时冲突双方都普遍认为战争会有助于消除无聊、重振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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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欧洲人至今仍须讲述的故事
2014-05-30 09:41:00
参考消息网5月30日报道 德国《世界报》网站5月28日发表题为《为什么1914年至今仍引起我们思考》一文,作者系荷兰历史学者黑特·马柯。文章摘编如下:
那是黄金时代,技术发展势如破竹,所有人都生活在对新成就的陶醉之中,年复一年:火车和汽车的速度令人窒息,电话的发明是一个奇迹,化学和物理简直是魔法,电灯驱散了室内的昏暗和逼仄。伦敦、柏林和巴黎等城市充满活力和乐观情绪。人们越来越认为,在这些幸福且文明的国家之间爆发战争是不可能的。
导致所有灾难的源头
我的姑妈曾向我讲述一战爆发的消息是如何传到我祖父母位于荷兰小城斯希丹的家中的。她那时6岁。有一天突然全城钟声齐鸣,她便匆忙从学校往家跑。
在工人住宅区,一些人站在门前聊天。一名男子激动地喊道:“英国和德国开战了,我们要开始战时动员了!”所有孩子都沉默无声,没有奔跑或呼喊,就好像他们直觉感受到发生了某些完全不正确的事情。
欧洲随处都是这样的情景:沉默无声的孩子、抽泣的妇女,但同时也有很多兴高采烈的男人,他们充满当时无处不在的乐观情绪,呼喊着,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圣诞节前就能回家。
我们知道接下来所发生的。那一年没有圣诞节庆祝,也没有重返故里,他们再也没回来。那场大战毁灭了帝国,创造了各种形式和大小的新国家;它拉开了苏联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序幕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20世纪的原始灾难成为其他所有灾难的源头。
今天,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在一战爆发100周年纪念日前夕,历史学家们重新思考和阐释了战争爆发的原因:俄国无法控制其不听话的卫星国塞尔维亚;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后,奥匈帝国下达了塞尔维亚不可能接受的最后通牒;随后德国无条件支持奥匈帝国。
法国坚持与俄国的盟友关系;踌躇的英国政府明确自身立场过晚——不管是对盟友,还是对敌人;软弱的俄国沙皇在军方领导层施加的压力下第一个下令开展战时动员,随后其他国家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卷入其中。
最终,几乎所有欧洲人都遭受了这一命运。最强势的国家元首和政治领袖一同胡乱参与到这场大战中来。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写到,他们是“梦游者——醒着,却什么也看不见,被噩梦困扰,却无法认识到他们即将在世界上实施的暴行的真实性”。
历史重演几率有多少
这一切会再次发生吗?最近几周人们经常提出这个问题,这并非毫无理由。
乍一看,答案无疑是否定的。1914年7月发生相互碰撞的事件是如此独一无二且复杂,因此同样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此外,欧洲各国如今紧密联系的程度远胜100年前。当时,国家间爆发战争是常见现象,如今却很少发生了。但如果您问我,2014年的春天是否与1914年的春天有相似之处?是否可以重新辨认出某些规律?我可能无法作出明确的否定回答。我首先会想到三件事:
首先是政治的终结。我所指的是一种政治决策进程,它已被另一种力量接管——一种具有完全不同的优先任务、价值和考量的系统。不久前,我们在欧元危机中体验了这一点:金融市场的法则突然接管了欧洲政治,而且时至今日我们仍在忙于将幽灵重新装进瓶子里——倘若还有这种可能。
其次是在低估历史力量的同时高估当今时代和持久的进步。俄罗斯如今要成为神秘大国的梦想、欧洲民粹主义者的血腥民族主义——这些都源自19世纪,同时又完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
同样的现象也是1914年闹剧的一部分:当时的制服、语言和梦想还源于18和19世纪,而技术——天然气、坦克、飞机和机关枪——已经是20世纪的产物。不仅技术,盲目的乐观主义也出自20世纪。
最后是一再围绕灾难和战争编织出的神秘主义,一种总是随处存在的神秘主义。太过频繁地主导公众讨论的荒谬的共同传说,还有被斥责为魔鬼或被奉为中世纪英雄的政治领袖。
杀死别人的人也杀死了自己的一部分。伤害别人的人也伤害了自己的一部分。1914年的夏天,这个阳光明媚、大有希望的夏天,标志着欧洲历史的深度断裂。20世纪前10年的乐观主义、对永久国际合作的设想、共同的欧洲文化和经济,这一切突然都成为过去。
争取和平与国际正义的伟大法国斗士让·饶勒斯就是在那几周里被暗杀的。后来德国的瓦尔特·拉特瑙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声音陷入沉寂,民族主义和复仇的呼声在几十年里决定着欧洲政治。
欧洲灯光不能再熄灭
直到1945年以后,欧洲才又亮起了灯光——但之后这片大陆又被铁幕分割了40多年。不过,我们经常忘记1914年也意味着当时欧洲秩序的终结。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后在几百年里或多或少决定着力量平衡的主权国家体系,在这个夏天以灾难性的方式失灵了。
1945年以后,欧洲记住了这个教训。上世纪50年代,欧洲人发展出了塑造国家间关系的全新形式的制度。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制度在欧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传播开来。它是一种带有超国家机构的制度,它不希望通过武力和封闭的边界而是通过开诚布公、良好的关系、合作和说服力去创造安全。是的,的确,这就是著名的欧盟软实力。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实验——虽然包括很多错误和缺陷。但这同时也是一个奇迹,是的,是满目疮痍的战后欧洲的一个奇迹。
经历过那场欧洲大战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都是受过严重创伤的两三代欧洲人的孩子、孙子和重孙子。
1914年的这个夏天对我们自己的家族史、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对我们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便在100年后的今天仍是如此。
“知道战争结束的兄弟,向我讲述故事吧。请一遍遍地讲述,我必将一直哭泣。”这是我的同胞莱昂·弗罗曼写的诗句。是的,我们欧洲人必须继续讲述历史故事,一再讲述。这是理解对方、重新发现对方、互相安慰和重新相互拥抱的唯一途径,是把共同的过去一劳永逸地变为共同的未来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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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当今世界局面与一战前夕相似
2014-04-17 10:02:17
参考消息网4月17日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4月16日发表题为《与一战前不吉的相似性》的文章,作者为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
2014年逐渐作为一个转折年份被历史长河铭记。在一战爆发100周年,同时也是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今年,世界局势迎来冷战结束以来最剑拔弩张的局面。
不言自明,直接起因是欧美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局势产生对立。俄罗斯普京政权闪电吞并克里米亚引起欧美强烈反弹。欧美近来持续加强对决俄罗斯的姿态,包括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认定吞并无效的决议、北约决定向东欧成员国增派军事力量等。
一些人宣称“冷战已死灰复燃”,但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要比冷战时代深厚得多,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最佳方案是“和平解决方案”,即各国领导人注意到对立造成的损失,不采取单方面行动,通过以谈判解决争端这种手段达成共识。最糟糕结局是对立不只停留于“冷战层面”,而是陷入“热战”,就是陷入“一战”那样的事态。届时可能造成比一战还要惨烈的灾难,因为一战时还没有核武器。
东西方“新冷战”或“第二次冷战”是一种介于最佳方案和最糟糕结局之间的折中局面,因为冷战时代最受青睐的核遏制力理论将可能起作用,但出现折中局面的概率在三种可能性中是最低的。
话虽如此,在21世纪,真的可能上演大国战争等事态吗?就在数个月前,无人认为这会带有几分现实意味。时至今日,世界上大部分人仍不相信大国之间会打仗,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眼下的局面和一战开战前的状况呈现出不吉的相似性。
在近年出版的一战相关著作中,引起英语地区热议的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撰写的《梦游者》。该书认为,当时的欧洲各国领导人像梦游者一样不知自己正在走向何方,最终导致一战爆发。
事实上,当今世界也和一战前一样,前景极度不明朗。在去年的叙利亚化武危机中,在到底是谁动用了化武这一问题不明确的情况下,各方就销毁叙化武达成协议,但叙内战并无平息的迹象。
另一方面,主要国家领导人对彼此的不信任感正在加剧。日中没有举行领导人会谈,美俄领导人之间也只剩冰冷的感情。本应为友邦的日韩也几乎没有对话,还有美国高官被曝曾痛骂欧盟。在浓雾中,各国领导人虚张声势,认为自己的不安情绪不会被对方察觉,犹如在上演一场“懦夫游戏”。这种姿态看上去就像梦游者。
总的说来,乌克兰已经陷入看不到希望的境地,欧美与俄罗斯在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正在让局势进一步升级。当然,普京政权吞并克里米亚不仅违反国际法,而且其排外的民族主义已经显现出危险的征兆,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什么会将这种做法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但是,假设这一比喻成立,西方是不是应该为避免重蹈二战前绥靖主义的覆辙而尽早与俄罗斯对决?正如当年不知能否遏制希特勒一样,今天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遏制得了俄罗斯。
为今之计,乌克兰民众、欧美以及俄罗斯应当同时对今日乌克兰的局势进行反省,联手找到打破僵局的办法。乌克兰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课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解决不了,不仅是乌克兰,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爆发冲突。
具有军事和经济脆弱性的日本不得不与西方保持联系,想在欧美和俄罗斯之间坐收渔利的外交风险过高。但同时,日本在同欧美、俄罗斯抑或是中国打交道时,也要从梦游症中回过神来,平静地表达理性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以我们自己采取理性行动为前提。
(原标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一切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