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在联合国得票高，靠的是威望

　　一身黑色西装，红色领带，黑色皮鞋，92岁的史久镛依旧保持着法官严谨的着装习惯。

　　生于动荡时代，求学海外，学成归国，辗转供职外交部，长期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上世纪80年代，史久镛担任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工作组成员，1994年2月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2003年担任国际法院院长，成为首个中国籍的国际法院院长。

　　祖国利益和国际事务，史久镛用自己的学识、能力处理得游刃有余。“外交领域国家利益的捍卫者”是对史久镛真实的写照。2018年12月28日，在改革开放40周年国际法工作座谈会上，史久镛谈起过往40年，一副骄傲的样子：“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法发展节奏非常快，又有丰硕成果。”

　　香港问题谈判组成员

　　英国“交还”香港是胜利

　　在史久镛的个人经历中，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工作组成员的身份是绕不过去的。谈起香港回归，史久镛就打开了话匣子。

　　1984年12月，中英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份声明指出：中国对香港地区（即香港岛、九龙及“新界”）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地区交还中国政府。

　　然而，外界鲜有人知的是，这个声明中“交还”这一表述拉锯了很长时间。“谈判很曲折，谈了差不多两年，最后阶段谈了好几个月。”

　　当时英方主张的表述是“放弃”，即放弃涉及香港问题的《南京条约》等三个条约。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这三个不平等条约，认为是无效也是非法的。英国统治香港，是因为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把香港割让出去了。“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中方从来不承认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史久镛说。

　　“‘交还’这个词，意味着香港是英国从中国拿去的，现在要还回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说到这里史久镛笑了。

　　他指出，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双方各自明确陈述，有别于国家间曾使用的“废除旧约、订立新约”方式，在国际法领域具有重要开创意义。

　　回归后，香港是否仍以单独关税区身份继续留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成为重要议题。

　　史久镛曾写下了一万余字《香港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长文，专门论述此问题，力陈应使香港先以中国香港单独关税区名义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意见：香港要继续保持自由港的优势。这个建议最终被决策部门采纳，也助力了香港经济的腾飞。

　　任职联合国国际法院

　　潘基文曾评价他工作“令人钦佩”

　　1994年，史久镛被选为国际法院法官，2003年2月，已经77岁的中国籍法官史久镛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这是国际法院1946年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法官担任院长。

　　被提交至国际法院的案子，不论是诉讼案还是咨询意见案，都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和领土主权等国家核心利益，法官需要阅读大量材料并亲自撰写判决，工作繁重。在担任院长期间，他参与审理了多达16宗案件，包括巴勒斯坦隔离墙咨询意见案，这在法院创下了历史纪录。

　　2010年，当史久镛从国际法院卸任之际，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评价他“致力发挥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领域的角色”，工作“令人钦佩”。

　　重回外交部

　　对涉国家利益重大法律问题尽其所能

　　从海牙回到北京，史久镛并没有“闲下来”。2010年6月，他接受时任外长杨洁篪聘请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此后又应邀担任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顾问。

　　21世纪以来，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工作日益突出。

　　作为外交部法律顾问，年过九旬的史久镛会手拿放大镜，一字一句地研读数千页的材料，逐句逐段地审核文稿。

　　有次因意外腿部受伤，行动不便，他仍坚持拄着拐杖前往办公地点。实在无法前往的情况下，也要以口述录音的方式将相关意见送给有关部门参考。

　　“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法律问题上，我愿尽己所能，继续为国家建言献策。”史久镛说。

　　■ 对话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法发展很快”

　　新京报：改革开放40年，你认为中国在国际法方面都有哪些发展？

　　史久镛：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法发展节奏非常快，成果丰硕。在条约法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在许多重大案子中都取得成果。

　　国际法的研究，自1978年以来，各个高校国际法课程开始开放，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等课程在大学里讲授，这是一大进步。

　　我们国家还成立了中国国际法学会，创办了《中国国际法年刊》，水平很高，并与国际的交流日益密切。

　　后来英文版《中国国际法年刊》发展得很好，水平很不错，在国际上声望很高。我可以说《中国国际法年刊》名声是高于《美国国际法期刊》的。

　　此外，中国成立了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专门培训发展中国家青年国际法学者，邀请国内外国际法专家、教授讲课。这个法学院现在的名声很好。

　　有一次，海牙国际法学院秘书长来见我，他说：“你们搞得厦门国际法学院，要代替我们了。”他很紧张，因为知道我们（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水平很高。

　　新京报：国际事务方面，中国这40年有哪些进步？

　　史久镛：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选举中，中国每次选举都得到高票。

　　有一次日本大使宴请中国大使，问我你们中国究竟送了多少钱，得票那么高？我当时一听就笑了，告诉他，我们从来不贿赂，完全靠国家的威望得到支持。

　　新京报：你在香港回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史久镛：我们对香港回归的政策，是自己提出来的。小平同志说，中国政府愿意让香港保留资本主义，高度自治，实行“一国两制”。

　　我们把这个意志也写进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使香港人民能放心，得到香港人民信任。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俊

责任编辑：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