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月，为反对新冠疫苗强制接种措施，由加拿大卡车司机发起的抗议示威活动愈演愈烈，首都渥太华进入紧急状态，美加陆上边境贸易动脉堵塞，多家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
2022年1月23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德尔塔市，司机在卡车上贴上标语。“自由车队”示威在全国蔓延，并持续外溢。近日，由美国卡车司机组成的数支车队宣布，将于下个月初发起全国性抗议。此外，新西兰惠灵顿、澳大利亚堪培拉亦爆发类似抗议示威活动。
卡车司机的抗议示威活动为何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多响应？又是谁在借机起哄？
文 | 陶短房 旅加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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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大火”从何起？
2022年初，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加拿大掀起新一轮疫情高潮。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各省收紧防疫措施，尤其加强了边境和公共场所疫苗通行证管制。
2022年1月30日，抗议车队阻塞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一条道路。加拿大商品物资供应严重依赖公路集卡运输，特别是美加边境两侧的集卡物流。最新限制措施“卡死”大量没有疫苗通行证的卡车司机，从码头装卸到仓储，整个物流业陷入“大塞车”，影响各地商品物资供应。加拿大货车联盟（CTA）表示，这可能会迫使16000名跨境货运司机无法正常工作。
在这种情形下，部分卡车司机集结前往首都渥太华“堵门”抗议，“自由车队”（Freedom Convoy）运动由此而起。
1月9日，第一支“自由车队”从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温哥华都会区出发，向首都迈进。那里距渥太华数千公里之遥，却是物流“大塞车”的重灾区。一路上，车队不断示威造势，于29日抵达渥太华市区。随后，全国各地的集卡纷至沓来，参与抗议示威。据渥太华警察局副局长史蒂芬·贝尔（Steve Bell）介绍，截至当地时间2月8日，滞留渥太华市区的卡车已达418辆。
除了首都渥太华，“自由车队”还在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地发动规模不等的“卡车大围城”。
加拿大联邦总理特鲁多及其联邦政府阁员、幕僚竭力将“卡车大围城”和“反疫苗者”相提并论，明确“不谈判、不妥协”立场。“自由车队”示威者则辩称，他们发动“卡车大围城”的初衷，是不满政府“过于严厉”的防疫措施影响行业生计。
有专家指出，最初的“自由车队”示威可视为物流储运业内部对行业危机的宣泄。但因疫情旷日持久、公众对防疫措施师老兵疲，这种情绪宣泄在全社会引起共鸣。包括反疫苗群体在内，众多不满现状的社会群体参与其中，借机高喊“打倒特鲁多”。
与此同时，在渥太华市中心安营扎寨已久、进退两难的示威者，也试图借“打倒特鲁多”“推翻内阁”等刺激性口号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为自己寻求有力臂助和光明前景。
正是这种微妙的相互借力，才让此次“卡车大围城”旷日持久、难见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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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裂的加拿大
“自由车队”第一周示威活动得到普遍理解和同情，某在线筹款平台为“自由车队”募集捐款近800万美元。1月29日，“自由车队”在渥太华东区以RCGT公园（RCGT Park）为核心的“红区”（red zone）安营扎寨后，周围市民甚至给司机们送来燃油、食品、野营用品等物资。
2022年1月30日，加拿大渥太华市区的一条道路塞满了抗议车队。但随着示威活动扩散，“自由车队”在渥太华市区日复一日鸣笛、堵路、喊口号，呛人废气、物资短缺和治安恶化让渥太华市民渐渐难以忍受，试图“逐客”。示威者当然不甘心就此撤退，为对抗市民，他们加大示威强度、密度，结果进一步加剧市民对“自由车队”的反感情绪。
“自由车队”运动加剧了加拿大社会本已存在的二元对立情绪。
近日，加拿大民调机构莱格（Leger）的一项调查显示，65%的受访者认为“卡车围城”是少数加拿大人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全体国民利益之上，过半受访者认为示威“吓人”“让人联想到美国袭击国会大厦事件”。但也有44%的受访者表示“同情示威者”，32%的受访者对示威活动表示支持。
从年龄分布来看，18-34岁人群最可能支持示威，55岁及以上群体多持反对意见；从地区分布来看，支持示威比率最高的是阿尔伯塔省（40%），反对比率最高的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65%）。
对此，莱格执行副总裁安德鲁·恩斯（Andrew Enns）认为，加拿大人对“卡车围城”立场严重分歧。抗议者充分利用了人们的不安情绪，使得抗议示威活动的原动力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不满情绪。随着“自由车队”抗议示威在全国蔓延，最初的诉求（取消卡车司机强制接种疫苗的规定）已演变为对政府防疫措施的抗议。
恩斯认为，支持抗议人数之所以高于预期，很可能是因为普遍存在的防疫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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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忙着“踢皮球”
2月8日，《多伦多星报》刊出加拿大联邦枢密院书记、BMO（蒙特利尔银行金融集团）副主席凯文·林奇（Kevin Lynch）和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CN Rail）高官保罗·迪根（Paul Deegan）署名文章，严厉批评加拿大各级政府在示威活动中应对不力。
2022年2月9日，加拿大渥太华，当地抗议者烤火取暖。图|人民视觉文章指出，1月底“自由车队”尝试进入渥太华之际，当局草率允许其在RCGT公园安营扎寨、听之任之。政府本想“将麻烦圈在一个许可范围内”，却在客观上让众多卡车轻易进入并长期滞留市中心。
面对市民不满情绪不断高涨，政府第一反应是搞公关而非设法平息。“但这已不是公关危机，而是治安问题，并非只有示威者才适用《权利和自由宪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指加拿大宪法）。”文章批评各级政府忽视社交媒体的作用，也忽略公众对长期防疫限制措施的厌倦，从而给示威组织者可乘之机。
最初，特鲁多政府低估了“自由车队”的力量，试图将对手“妖魔化”“边缘化”来解决问题。他本人亦采取惯用的“不理睬”策略，避免直接表态，以防危及刚重建的联邦政府。
随着危机扩大，加拿大各级政府明显加大了应对力度。
自2月5日起，渥太华警察局长彼得·斯洛利（Peter Sloly）尝试切断外界对“自由车队”的支援，并动用警力突袭其营地。6日，257名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获批支援渥太华警方。获得联邦政府支持后，渥太华市长沃森（Jim Watson）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
7日，安大略省高等法院颁布10天期限禁令，禁止在市区街道不断鸣笛，渥太华市议会呼吁向滞留市区的抗议者收税。沃森市长亦致书特鲁多和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Doug Ford），要求尽快增派警力，并呼吁联邦和省政府介入干预。截至8日，警方逮捕22人、开出1300多张罚单。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从幕后转到台前。
7日晚，在国会山庄联邦下院紧急辩论中，特鲁多直面反对党联邦新民主党党领驵勉诚（Jagmeet Singh）质询。面对各方压力，他一面承诺“不回避不推诿”，将“负责任地满足地方援助请求”，另一方面微调此前的强硬基调，承认“人人都厌倦了疫情和应对措施，但抗议并非渡过难关的方法”。
同日，加拿大联邦交通部长艾致诚（Omar Alghabra）、联邦应急准备部长比尔·布莱尔（Bill Blair）、联邦公安部长马守诺（Marco Mendicino）等内阁相关要员出席联邦下院紧急辩论和新闻发布会。
面对媒体镜头和省、市两级关切，部长们虽强调“不能把市民劫持为人质”，却拒绝动用更多联邦政府权限。除了增加有限警力，他们更希望将责任与风险推给地方政府。他们在发布会上暗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安大略省交通厅加强卡车运输行业监管，冻结抗议示威活动参与者的经营执照和车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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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借机起哄？
在这次加拿大卡车司机的抗议示威活动中，也不乏美国的身影。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一时间表示支持“正义的卡车司机”；美国右翼势力代表本·夏皮罗（Ben Shapiro）、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等亦转发支持文章。
在线筹款平台宣布叫停“自由车队”募捐后，美国佛罗里达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佐治亚州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扬言要“法办”平台。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连篇累牍，称赞加拿大卡车司机是“英雄”。
[注：实际上，“自由车队”的财源远未枯竭，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圈一直是“自由车队”的支持者。]
在部分政客和媒体的鼓吹下，抗议示威之风已从加拿大吹向美国。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 2月9日报道，美国卡车司机运动团体“人民车队”（People‘s Convoy）的组织者宣布，该车队将于当地时间3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印第奥市集结，并前往首都华盛顿举行抗议。
至于加拿大主要反对党，他们虽有意利用“自由车队”撼动杜鲁多执政根基，但囿于抗议者诉求、民众情绪和政党内部的复杂性，难以“借力打力”。
联邦保守党虽较为支持“反疫苗”，但其核心支持群体为大工商业者，难以支持“自由车队”的工团运动；联邦新民主党虽有深厚工会背景，却比执政党（联邦自由党）更倾向于严格的防疫措施。
可以说，“自由车队”本身莫衷一是，两大反对党也注定无法与其同心同德。
面对旷日持久的“卡车大围城”，率先站出来说“不”的是原住民群体。
萨斯喀彻温省原住民团体“主权民族联合会”（FSIN）负责人波比·卡梅隆（Bobby Cameron）表示，原住民社区为防疫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自由车队”的行为是对这些努力的迫害，是对原住民社区的侮辱。此外，还有人认为，政府和警方在此前的原住民维权示威活动中尚可迅速应对，却无力对抗“自由车队”，明显存在双重标准。
政府应对拖延，意味着更多社会资源的损耗。加拿大环球新闻电视台分析，仅以渥太华市府“将警力增加至1800人以应对‘卡车大围城’”的要求计算，每天出警的成本就要从80万加元增加到250万加元。
这笔账，当然都会转嫁到苦于税负剧增、物价飞涨的加拿大民众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