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事务》杂志7月13日文章，原题：冷战陷阱，美国统治时代的记忆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指引时，他们习惯性地求助于冷战。他们从冷战事件中吸取教训，向冷战人物寻求建议，并将冷战特征与现在进行比较。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称，与中国“不必爆发新冷战”，这是困扰美国外交政策界最引人注目的例子。
困在旧时代的旧观念里
这种冷战的强迫症思维弊大于利。当今现实与冷战史之间的矛盾阻碍了美国寻求新的战略。80年来，美国的政策一直建立在经济、军事、技术和政治主导之上。今天，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的降低、军事优势的缩小、技术优势的下降以及外交影响力的减弱，意味着华盛顿将首次面临二战以来的多极世界。然而，美国人仍然被一个正在消失的时代的观念所吸引。
冷战史已经成为限制美国人看待世界的束缚。它支配着他们对过去的认识，扭曲他们对冲突的理解、对谈判的态度、对自己能力的看法，甚至是对问题的分析。冷战史将辩论的范围限制在一个不寻常的旧时代，这种狭隘的参照系误导了那些想要从冷战中吸取教训的人，也掩盖了那些试图超越冷战的历史启示。
美国外交政策圈几乎每个人都把冷战作为他们处理世界事务的参照点。拜登政府将冷战视为一种典型的对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认为，美国必须拒绝“新遏制”，应该“吸取冷战的教训，同时拒绝其逻辑仍然适用的想法”。今年4月，特朗普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主张，美国应该起草一份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1950年美国国务院要求大规模重整军备的文件），以对抗俄罗斯等国。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正处于一场新冷战中，分析人士经常用冷战类比来获取新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评论人士一直在努力为美国在世界上规划一条新路线，这并非巧合。对“美国时代”的过度痴迷限制了战略想象力。通过用过时的观念和实践来构建现实，这种过度痴迷使一种治国之道固化。而且，由于排除了其他历史案例，这种痴迷剥夺了分析人士更广泛的知识基础，而这些知识基础可以帮助他们创造性地思考。即使分析人士否认这种类比，他们仍促成了一场将冷战视为国际对抗终极先例的讨论。
政策制定者如何被冷战误导
基于冷战时的参照系在许多方面误导政策制定者。首先，冷战史使冲突看起来像一个开关。美国“遏制邪恶帝国并领导自由世界走向胜利”的叙事，将国际关系的范围缩小到友谊和全面竞争的二元对立关系。这种感知使得中间的紧张程度难以理解。因此，沙利文所谓美中关系“有管理的共存”的许多变体，对政策界来说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鉴于冷战时期的各种非此即彼，美国人很难理解朋友和敌人之间的灰色地带。
冷战史也扭曲了关于如何与“令人讨厌的伙伴”打交道的假定。冷战时期被研究最多的谈判将与对手的交易描述为要么是可耻的，要么是大胆的革命。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取决于肯尼迪政府设计的一项绝密的交换条件。相比之下，尼克松时期的中美和解被许多人视为突破性转变。这些故事让美国与竞争对手的谈判看起来似乎有着难以置信的高风险，尽管这种外交手段是寻求推进共同目标的国家之间的标准做法。
对冷战历史的关注限制了美国人对自己能力的看法，使他们很难想象一种不那么军事化的外交政策。现任中情局长伯恩斯2019年曾在一篇署名文章中，称赞冷战是美国外交的黄金时代。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战后时代的特点是美国建立了一个国防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军事力量，想迫使莫斯科对华盛顿的要求做出让步。这种体制使得美国军方、中情局和国防部长以牺牲国务院甚至总统的利益为代价，强化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
最后，对冷战的夸大性记忆掩盖了可能对当代决策者和分析人士更有帮助的其他历史时代。由于限制了历史知识的范围，美国人对冷战的反思性研究让他们看不到一些学者所谓的“应用历史”的好处：利用历史来澄清当下，阐明问题的起源，并获得替代经验。这些是政策制定者在日常工作中使用的主要分析方法，当美国人忽视冷战前几个世纪的历史时，这些方法就会受到障碍。总之，这些冷战导致的短视使美国人以一个“占统治地位、毫不妥协”的美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但美国无法再现那个时代，深陷冷战不能自拔的美国人没有为新兴的多极世界作好准备。
在更多历史中寻找正确经验
历史类比在决策者的分析中占主导地位，尽管它们毫无帮助或具有误导性，冷战就是如此。哈佛大学的“避免大国战争项目”发现，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从二战后的50%下降到1991年的20%左右，再到今天的不到17%。正如伯恩斯所说，“美国不再是地缘政治领域唯一的大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摆脱毫无帮助的冷战框架：多学习历史。
要让美国人清楚地思考他们对多极世界的态度，他们必须了解过去驾驭多极秩序的国家。比如19世纪末开始的英德对抗，当时英国和德国在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同时享有互利的贸易关系。这些案例让我们更容易想象，例如，美国和中国如何在贸易、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领域解决和管理争端，而不是屈服于一场包罗一切的冷战。中国历史上到处都是与对手交易的例子。汉朝和宋朝都发展出了复杂的条约、贸易和外交体系，与无法在战争中击败的强大邻国共存，同时努力增加他们的相对实力。随着美国主导地位的衰落，这些历史揭示了各国是如何通过优先考虑目标、进行权衡和改变伙伴关系来弥补弱点的。这是一种与冷战时期僵化的二元对立思维相去甚远的行动方式。
历史还可以帮助分析人士学习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的管理能力。这些历史可以帮助美国人敏感地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一种可容忍的权衡，而不是不妥协；对困难的目标进行优先排序，不能全盘取胜；关注实际政策，而不是狂热；注重军事和经济实力与外交的结合，而不是诉诸蛮力；还有，与美国人既无法改变也无法忽视的人共存。忽视如何在没有压倒性权力的情况下制定外交政策，将把美国人带入一个危险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们无法应对变化，可能会导致自我毁灭的流血。如果美国想在即将到来的多极时代取得成功，就必须打破冷战的束缚。（作者贾斯汀·维诺克尔，陈欣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