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9月17日起，黎巴嫩发生传呼机等电子设备连环爆炸事件，造成39人死亡、3400多人受伤，伤者包括大量真主党成员和附属机构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是以色列北方对以最具威胁的势力。自2023年10月真主党策应哈马斯，卷入加沙战事以来，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全面战争又逼近了一步：进入新一周后，黎巴嫩卫生部称，9月23日当天以色列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100人死亡，另有400多人受伤，包括儿童、妇女和医务人员；以色列军方则称，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35枚火箭弹，致5人受轻伤。
记者 | 吴淑斌
记者|程靖
“歇斯底里”的恐怖时刻
对于住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区的萨米·祖海布（Sami Zoughaib）来说，“音爆”是从孩提时代起就熟悉的声音，那是以色列战机突破“音障”、以超音速飞行时形成的剧烈的爆破声。
从前，萨米“每年都会听到几次”这样的巨响。而自2023年10月8日，真主党（Hezbollah）为策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开始频繁袭击以色列北部军事目标后，“音爆”几乎每天都袭扰着贝鲁特的居民。以色列军方频繁空袭黎巴嫩南部、巴尔贝克地区和贝鲁特南郊等真主党聚居区，打死了数百名真主党军事人员，超过150名黎巴嫩平民成为牺牲品，包括萨米熟识的路透社记者伊萨姆·阿卜杜拉（Issam Abdallah），和迈亚丁电视台年仅25岁的女记者法拉·奥马尔（Farah Omar）。
2024年9月24日，在与以色列全面开战的阴影下，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民众在咖啡店抽水烟但这些轰炸带来的恐惧远不及9月17日下午发生的事。当天下午3时30分左右，黎巴嫩各地的数千台传呼机（Pagers）开始发出嘟嘟声，提醒真主党成员其领导层有消息传来。几秒钟后，各地的街道、商店和住宅响起了爆炸声。社交媒体视频显示，一些男子外出购买水果或在杂货店结账时，身上突然发生小型爆炸，他们倒在地上，身体冒出烟雾、流出鲜血，旁观者纷纷逃离。次日（9月18日），爆炸物变成了黎巴嫩和叙利亚一些地区的对讲机和无线电设备。
9月17日和18日的设备爆炸共导致39人死亡、3400多人受伤。17日起，数千名伤者涌进黎巴嫩各地的医院，黎巴嫩卫生部对全国医护人员发出请求返工的紧急呼吁。眼科医生瓦拉克（Elias Warrak）接受美国公共广播（NPR）采访时说，大多数伤亡者面部受伤非常严重，因为爆炸发生时他们都用手持设备，有人失去一只眼睛或两只眼睛；一些伤者颅内有弹片导致脑部受伤。法国《世界报》也报道称，不少伤员因手脚受伤需要截肢。
萨米说，被媒体统称为“电池战”（Battery warfare）的连环爆炸，让贝鲁特街头仿佛“世界末日”：惊慌的人们躲回家里，平日里拥堵的街道一辆车都没有，只有救护车鸣笛声回荡在街头，在爆炸地点和医院来回穿梭。“最疯狂的是（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试验着最前沿的技术和前所未见的战争方式。一切都像一部反乌托邦的科幻电影，而我们都是其中的演员。”萨米说。
第二天的对讲机爆炸发生时，恐惧让萨米一度失去了理智。“那时我刚从外面回到家，手机上不断弹出谣言，让我们远离太阳能电池板、把家里的电断掉，否则它们会爆炸。还有‘iPhone会爆炸’‘苹果手表会爆炸’等等。”萨米焦虑地脱下了智能手表，将它和手机关进了另一个房间。“所有人都歇斯底里了，不管你是多有理智的一个人，不管这些流言是真是假，你都不会想要去碰碰运气。”萨米说。
尽管目前连环爆炸暂时平息下来，但恐惧无法消散。同样住在贝鲁特的金融律师福阿德·戴布思（Fouad Debs）告诉本刊，“走在街上时，人们不敢和路人靠得太近，就怕他身上的某个设备突然爆炸。”
2024年9月20日，贝鲁特的医生正在为9月18日通信设备爆炸中受伤的患者进行眼部手术以色列既未承认也不否认与事件有关，但《纽约时报》从12名匿名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了解到的情况显示，以色列正是传呼机和对讲机爆炸事件的策划者。报道称，真主党在和以色列的常年军事对抗中非常重视通信网络的安全性，并且早已认识到对抗以色列“高科技战争”的方法之一，便是放弃高科技设备，转而使用传呼机等低端通信工具。今年2月，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在一次公开电视讲话中告诉其追随者，“你们手中的电话、妻子和孩子的手机里都有（以色列）特工。”他要求下属不得在会议上使用手机，不得用手机透露真主党的行动计划和细节（连加密通信软件也不可信），要求真主党人员把手机“砸碎、埋葬或锁进铁盒子里”。而替代手机的设备便是传呼机，它功能有限，但可以接受消息，又不会泄露位置等敏感信息。
以色列情报部门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纽约时报》的调查报道称，以色列情报人员成立了至少3家空壳公司，包括总部位于匈牙利的BAC Consulting，后者受中国台湾省的金阿波罗公司（Gold Apollo）委托生产传呼机。金阿波罗公司对此回应称，该公司只是将自己的品牌授权给BAC Consulting，并未参与传呼机的生产。
据报道，BAC Consulting也面向普通客户生产传呼机，但真正重要的客户只有真主党，其订单中的传呼机为单独生产，电池中装有可以远程引爆的爆炸物PETN（季戊四醇四硝酸酯）。自2023年起就有少量传呼机运往黎巴嫩。在今年初纳斯鲁拉强调通信安全后，至少5000台被送达真主党军事和服务人员手中。路透社报道称，真主党对这些传呼机进行过安全检查，包括带到机场安检仪进行扫描，确认它们没有触发警报。直到9月17日第一次爆炸几小时前，真主党仍在发放传呼机，对即将发生的危险一无所知。
生活在“火山”边缘
动荡的一周里，连环爆炸伴随着轰炸，家住贝鲁特的传播顾问娜达·格纳姆（Nada Ghanem）通了无数个电话，确认亲友是否安好。娜达家附近有几家医院，救护车来来往往，连续不断的警笛声成了她脑内挥之不去的背景音。在家的时候，她打开电视，从半岛电视台换到BBC、CNN，交叉比对听到的信息，“只是想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下一步又会发生什么”。
娜达流利的英语里夹杂着法语和阿拉伯语的词组。多元的语言文化身份背后是黎巴嫩错综复杂的宗派关系。这个国家深刻地嵌入在地区局势的纠葛中。
娜达1970年出生在贝鲁特的一个马龙派基督徒家庭。在“一战”结束后的法国托管时期，“大黎巴嫩”领土上已有马龙派基督徒、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及德鲁兹人等宗教派别，在1943年独立时颁布的黎巴嫩《民族宪章》规定了国家权力及领导职位须在基督徒、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平均分配。
2024年9月21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后的真主党指挥官葬礼上，支持者振臂高呼声援真主党的口号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后，40万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更多难民则在70年代约旦内战后被驱逐至黎巴嫩，打破了黎巴嫩各教派间敏感而脆弱的政治平衡。以巴勒斯坦人为代表的逊尼派和阿拉伯左翼势力，和得到西方和以色列支持的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在1975年爆发内战。同年父母带着年仅5岁的娜达避居法国。此后几年里，叙利亚等外国势力不断介入，数千公里外的伊朗发生反君主制革命，胜出的伊斯兰保守派不仅为黎巴嫩国内什叶派带来了精神鼓舞、教育支持，还给予了资金帮助。1982年内战期间，以色列第二次入侵黎巴嫩，“真主党”就此成立。
1984年以色列撤退后，黎巴嫩内战迎来了短暂的停火时期，拥有黎法双重国籍的娜达和家人回到祖国，一直生活在贝鲁特。
然而，尽管内战在1990年结束，来自南方以色列的战争阴云却从未散去。叙利亚学者肖克（Karim Alwadi）在《真实的黎巴嫩真主党》一书中提到，黎巴嫩南部山区是以色列重要的水源地，早在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者刚刚回到巴勒斯坦时就已觊觎黎巴嫩南部的自然资源。1948年后黎巴嫩境内不断涌入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视为安全威胁，真主党的成立让局势更为紧张。
2006年，真主党以声援加沙地带刚刚选举上台又遭到封锁和攻击的哈马斯为名，越境袭击以色列并打死8名、俘虏2名以军人员，黎以战争爆发。战争爆发时，娜达才诞下女儿12天，不得不和丈夫孩子一起躲进黎巴嫩山区的德鲁兹村庄避难。“黎巴嫩人经历了很多场战争，有些人的家被重建了几次。他们想的是，能不能别再来一次了？”
连年的战争打击和脆弱的教派分权，让黎巴嫩政府难以有效运转，电力常年短缺，公共交通等基本的公共服务更是难以循迹。而真主党便是在如此权力真空中一步一步获得了今天的影响力。肖克提到，在伊朗大量经济支持下，真主党向穷苦的什叶派群体提供社会援助，建立各种教育、社会、医疗和福利机构，弥补了什叶派聚集地的社会福利缺失问题，每次战后提供给受难家庭的重建援助也远比政府高效。2006年战争后，真主党和什叶派的政治地位水涨船高，成为黎巴嫩唯一拥有巨型武器库的政党，其军事翼战斗人员数量估计在4万到10万之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
经历了1984年以来黎巴嫩所有动荡的娜达认为，如今以色列和哈马斯、真主党之间的对抗仿佛一场“恐怖的天平”，即天平的双方都依赖对对方的恐惧，对方的存在是自己必须存在的证明，正如美苏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在核扩散与军备竞赛上不断地投入一样，形成了既是对手也是“盟友”（partenaires ou rivaux）的微妙关系。
普通人在这场对峙中无处可逃。娜达说，在黎巴嫩，人人好像都拥有灾难发生后迅速翻篇的能力。她记得，9月20号以色列的空袭杀死了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那晚，街上的人群散得很快，“晚上连一只猫都看不到，空气里弥漫着悲伤和黑暗的气氛”。但第二天早上，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人们去买咖啡，然后去上班、上学、开店，没有人取消安排好的日程。娜达将这种能力总结为刻在黎巴嫩人DNA里的“韧性”。她告诉本刊，在“电池战”发生前黎以冲突加剧的11个月里，她通常早上醒来就开始工作，有时连着工作12小时，还抽空重新粉刷了家里的墙壁。
2024年9月18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一个爆炸后的传呼机残骸但这是假装出来的生活。“我会哭，夜里会失眠。工作是我躲避焦虑情绪的出口。”娜达说，“每当贝鲁特被轰炸或发生袭击，大家都会先难过一会儿，再去查看新闻，发现死者是真主党成员，就有理由告诉自己，‘我不是真主党，这与我无关’，然后努力撇开情绪继续生活。”她说，有朋友为随时离开黎巴嫩而准备了应急行李包；拉菲克·哈里里机场人流涌动，许多受过高等教育、有钱买得起国际机票的年轻人正在离开。留下的人们，有时在贝鲁特基督区的夜店里“像没有明天一样”跳舞到天亮。“人们就像生活在活火山边缘的人一样，随时准备好局势‘爆发’。”
升级
萨米记得，在“电池战”引起混乱之前，人们曾有一次感到和以色列的全面开战即将打响。那是今年7月30日真主党高级军官福阿德·舒克尔（Fouad Shukr）被“定点清除”时。舒克尔遇刺三天前，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迈季代勒·沙姆斯（Majdal Shams）一座足球场被一枚火箭弹击中，12名德鲁兹派青少年死亡。舒克尔自80年代以来便进入真主党高层，生前更是纳斯鲁拉的军事顾问。以色列情报部门称，舒克尔是伊朗向真主党转让远程导弹制导系统的关键人物。“电池战”发生让人们对全面战争的爆发更为恐惧和担忧。
9月19日下午2点15分左右，萨米听到以色列战机在贝鲁特上空低空飞行时的轰鸣。飞机空投了数枚照明弹。随后，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就连环爆炸事件发表演讲时，战机两次突破音障并引起巨大的“音爆”（Sonic Boom）。“我当时坐在车里，车窗是关上的，但‘音爆’时整辆车都在颤抖。”当天来到贝鲁特出差的华人陈斌也告诉本刊，“音爆”像是“发生在几百米外的爆炸”，“吓得我腿软”。
在“音爆”的背景声中，纳斯鲁拉将袭击称为“大屠杀”和“恐怖主义行为”，“超越了所有红线，是对黎巴嫩人民和主权的宣战举动”。他警告以色列，会对其发动“公正的惩罚，无论是其预料到的还是没想到的”。纳斯鲁拉承认，这一系列电子设备袭击对真主党是一次“严重”和“史无前例”的打击，但他向支持者保证，袭击没有损害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他还说，除非“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侵略”，真主党对以色列的作战不会停止。
在9月19日以色列向美国提交的最新停火协议建议稿中，以方希望哈马斯一次性释放所有人质以换取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并要求现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r）离开加沙，但并没有涉及停火后以军在加沙的存在。这份协议事实上宣告停火遥遥无期。英国伦敦城市大学政策与全球事务学院高级讲师里奥妮·弗莱施曼（Dr Leonie Fleischmann）向本刊指出，作为去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的始作俑者，辛瓦尔的个性更有可能留在加沙“作战到死”，更不可能接受以军在费城走廊的驻扎。而“真主党一直将他们的作为与加沙局势联系起来，若加沙战事不结束，真主党的行动也不会结束”。
作为对这番演讲的回应，9月20日下午，4枚以色列导弹击中了达希耶（Dahieh）贾穆斯街（Al-Jamous）的一栋居民楼。达希耶街头巷尾挂满了真主党旗帜和真主党领导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画像——这个地区是黎巴嫩什叶派信众在贝鲁特的聚居区，真主党总部也设在这里。
2024年9月22日，贝鲁特南郊达希耶街区，真主党为9月20日以色列空袭中打死的该党指挥官和成员举行葬礼现场视频显示，建筑物的一层被炸弹贯穿。据以色列方和黎当地媒体说法，遭袭时，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万部队（The al-Hajj Radwan Force）的多名指挥官正在这座建筑地下室举行会议。9月22日，黎巴嫩卫生部将这次袭击的死亡人数更新至45人，死者包括真主党高级指挥官阿基勒（Ibrahim Aqil）和瓦赫比（Ahmed Wahbi）以及7名妇女和3名儿童，另有约60人受伤。
以色列军方（IDF）9月21日在其官方X账号称，在针对包括阿基勒等“重要恐怖分子”的“定点清除”后，真主党军事翼的指挥核心“几乎被完全瓦解”，“我们还会继续向对我们的公民造成威胁的、位于任何一条战线上的‘恐怖组织’采取行动”。该推文配图中，位于纳斯鲁拉之下的8名真主党军事高层中，已有6人被“清除”。
真主党的回应则是在9月22日凌晨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100多枚火箭弹。有报道称这些火箭弹的落点比以往更远、更深，靠近港口城市海法。
弗莱施曼分析，“全面战争”是否会真正爆发，取决于纳斯鲁拉的“惩罚”宣言是否只是修辞，该组织的回应是否会引起以色列的进一步回应。她认为，过去11个月里，真主党虽然与以色列加强了军事对抗，但表现出不愿将战争升级的态度——即使舒克尔这样的头面人物遇刺，也没有让局势升级成为“全面战争”。8月25日，真主党和以色列还在一轮交火后各自宣称“胜利”，让紧张观望的国际社会暂时得以松一口气。弗莱施曼认为，全面开战未必符合真主党的利益，维持现有的攻击规模、持续消耗以色列则对真主党更为有利。
但以色列战略安排并不明朗。弗莱施曼指出，自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犯下暴行以来，以色列的大部分作战力量都被部署至加沙地带以打击哈马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从自身政治利益出发，采取了很多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至今都不愿接受任何停火协议。目前发生的一个变化是：“即使加沙短期内停火的可能性很小，但根据常驻加沙的以军部队规模来判断，以色列已逐渐缩小了加沙的作战规模。‘电池战’是一次相当大胆的行动，表明内塔尼亚胡可能在寻求与真主党的对抗升级。因为一旦（以色列）的作战停止，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就会迎来大麻烦。”
也就是在传呼机爆炸发生的同一天，以色列战时内阁表示，要将“以北部居民安全返回”作为正式的战争目标。次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也明确表态称，以色列“正在开启战争的新阶段”，“通过转移资源和力量，战争重心正向北方转移”。
（应受访者要求，陈斌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