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想要的，是一个理解他想法的人。他必须信任我，相信我能够传达他的愿望并实现我们的计划。所以他觉得，还是我最适合去中国。我很高兴能够被选中。在人的一生中，不是经常有机会实现别人25年来都没有做成的事情。我现在是80多岁的人了，我做了我应该做的。别人大可对此得出各种结论，但我不会去评述自己做过的一切。”

　　文/雷霖

　　今年是中国和美国正式建交30周年。

　　在这两个未来将被称作“G2”的大国1979年建交之时，亨利·基辛格虽然早已是一芥平民，但如果没有1971年7月他对中国的秘访，当年的这两大意识形态死对头，就不可能出现震惊全世界的关系突破。

　　这位1923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至今说英语仍带有德国口音的犹太裔外交大师，主导了1969至1977年——尼克松和福特两位共和党总统任期内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先后担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

　　他的成就除了开拓美中两国的正式交往之外，还包括对苏联实行缓和，以及通过谈判使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现年86岁的他，目前的职务是基辛格顾问公司董事长。

　　近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外语频道(ICS)推出了“中国通”栏目，开篇之作《破冰者基辛格与中国》，就是以这位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外交官作为采访对象。

　　L=雷霖

　　K=亨利·基辛格

　　见证中美关系的30多年变迁

　　L：您在1970年代秘密访问北京和莫斯科，是出于结束冷战时期两极世界格局的一种努力。现在冷战时期的阴影是否依然存在？

　　K：不，我认为冷战时和现在局势已经大不相同。当时美苏之间是对立关系，而在我秘密访问之前，中国则整个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而现在的局势是：我们仍要处理诸如核武器扩散之类的问题，但彼此并不存在难以跨越的明显对立关系。

　　现在中美在核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具有相似的考虑，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已经开始了合作。我们都通过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尝试着将这些问题摆上议事日程；双方也都在实施已达成的协定，这和1971年的情况相反。现在美国和中国是伙伴，要共同面对一些困扰。现在的国际局势已经不是一国和另一国敌对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L：您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K：这个世界面临许多新问题，比如核武扩散、环境、气候变化等等。这些对国际体系来说都是新情况，另外还有能源等问题。而中美正在寻找一条合作的道路。双方领导人今年已经会过面，中美战略对话7月底在华盛顿举行。这是新一轮双边关系的深化。我认为这非常有前途。

　　L：在您看来，一个完美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是由一个超级大国主导，还是像冷战时那样，由两个超级大国形成两极，或者是所有大国均势的格局？

　　K：一个完美的世界秩序，应能让大部分国家都满意，这样它们就能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这个世界很复杂，全球人口在不断上升，仅靠一个国家无法左右世界秩序。今天，中美都面临特殊的责任。我们是最发达的工业国，虽然现在领先的程度大不如从前；而中国是最有活力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隔太平洋相望的国家，拥有世界上相当部分人口，两国目前的责任就是要密切合作。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在这一点上不断进步。

　　L：您一直在为维护中美的友好关系而努力。为什么您对于这一关系如此热衷？

　　K：首先，就个人而言，我热爱中国人民，也热爱中国文化。作为一名历史系的学生，我被中国深深折服。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4000年不间断自主统治历史的国家，这非常了不起。我也非常欣赏中国朋友身上展现的优秀品质——忠诚、有责任心且非常智慧。

　　当然，不能只根据个人好恶来考虑国际关系问题，我也考虑到客观的情况。现在全世界都面临金融危机，危机触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能只靠一个国家来解决，必须是靠中美的共同合作。从很多方面看，美国近几年的消费，是由大量的中国贷款支撑的。而中国的出口市场主要是美国，这些是世界经济继续发展的基础。但现在这些变了，因为客观条件发生了改变。因此对我们两国来说，如何弥补这次大衰退中出现的缺陷非常重要，然后我们才会有更大进步。

　　L：但两国关系也经历了一些起伏，有时还会落到冰点，比如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及中美战机相撞事件等。您对这两起事件怎么看？

　　K：我们的关系确实有紧张的时候。你刚才说到的两起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意外事故，谁也不想造成那样的后果。在这两件事中，我已经尽己所能来平息事态。我当时以非正式的方式访问了中国，并试着去促进双方达成谅解。因为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对双方都不利。而我作为第一个来中国的美国官员，有责任去维系这种关系。

　　L：中国有句谚语：亲兄弟，明算账。可能中美之间关系再好，也会有矛盾。

　　K：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相互关联日益紧密的世界，一定会有不同意见。我们无法避免所有争吵，但我们可以避免它们的失控。

　　秘访中国的幕后背景

　　L：在中国，您最为人们熟知的是1970年代秘密访华。从1949到那时，美中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您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个时候接触北京？

　　K：加入美国政府之前，我是一个国际关系学教授。我曾经说过，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国际体系是不合理的，这会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排除在外。在打开中国局面这件事上，尼克松总统功不可没。他也得出和我一样的观点，虽然那时我们都不认识对方。

　　所以当我们同时进入政府部门后，他让我做了安全顾问。我们当时都想将我们的理念付诸行动。后来我们发现前苏联在威胁中国，我们就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独立强大对世界那么重要？这坚定了我们的信念：去寻找一条道路，和中国合作。而中方也对我们作了一些初步试探和接触。后来我们找到了交流的途径，进而促成了我的北京之行。

　　L：但当时美国主动接触中国，并不意味着你们反对苏联，是这样吗？因为尼克松总统在您去北京之后的那一年，同样也访问了莫斯科。

　　K：是的，我们也有义务去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但我们和北京的关系使得莫斯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反对任何我们称之为霸权的国家去主导这个世界。直到今天，我们与俄罗斯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中俄的关系也很友好。

　　L：您在尼克松正式访华前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您是怎么说服中国政府保密的？

　　K：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像中国政府这样善于保密。如果当时我们大肆宣扬这次访问，在我去中国之前，一些反对者就会对我们的访问提出要求，然后附加一些条件，而且会过分关注我们的访问。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要达成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时我们根本不需要说服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保密。事实上，中方更担心我们能否保住这个秘密。这次不同寻常，我们居然守住了秘密。通常情况下，想要在美国政府中保守住某个秘密是非常困难的。

　　L：为什么您被选为派往中国的特使？是什么使您成为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

　　K：尼克松想要的，是一个理解他想法的人。而我几乎每天都和他共事，我一天见他10次，所有和外交相关的事务都会送到我的办公室。另外，那时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没有任何接触，所以一旦我到了北京，就没法和他联系了，他必须信任我，相信我能够传达他的愿望并实现我们的计划。所以他觉得，还是我最适合去中国。

　　L：在去北京的飞机上，您最担心和最关心的是什么？

　　K：我很高兴能够被选中，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人的一生中，不是经常有机会实现别人25年来都没有做成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当时我对中国一无所知。而且我也不能向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中国的情况，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要去中国。

　　好在通过阅读历史书籍，我了解到许多中国的情况，我当时到许多大学参加研讨会，给自己充电。但麻烦的是，有的教授却想和我讨论一些当下的问题，而我想和他们讨论的是更长远的问题。还好我最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我当时就是希望自己能充分地作好准备。等我到了这里之后，在不到48小时时间内，我和周恩来总理会面的时间就有25个小时。但中国朋友们还是安排了时间，让我到紫禁城转了三四个小时。

　　水门事件延误了两国建交

　　L：您对周恩来总理有什么样的印象？

　　K：周恩来总理是我见到过的最智慧的人之一。他不仅智慧过人，还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而且很有耐心。我在尼克松总统之前来过中国两次，我们经常是午后开始会谈，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而他从来没有被打断过。他给了我这样的殊荣，让我跟他坐在一起。周恩来总理学识渊博，他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

　　L：在您来北京之前，您认为中国领导人是什么样的？

　　K：我当时以为，中国领导人和我以前接触的前苏联领导人很像。但事实上，还是有很多文化差异的。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同双方接触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我当时比较习惯于冷战时期和前苏联进行对抗性的谈判，这样容易把很小的事情扩大化。但中国领导人不同，当我和他们会见的时候，我们更多关注宏观问题，细节问题很快就能谈妥。

　　L：您在去北京的飞机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您的助手温斯顿·洛德成了22年来第一个进入中国的美国官员。为什么呢？

　　K：那天早上，我们很早就离开了巴基斯坦。因为时差关系，我们计划在中午时到达中国，所以我们在天还没亮时就离开了。飞机后舱有一张床，我当时就在那里，而温斯顿当时在飞机前舱坐着，所以他总说，他比我早10秒钟到达中国。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上周还在一起吃晚饭，还说起以前发生的事。

　　L：尼克松总统和您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引领者，但两国正式建交却是在卡特执政时期。为什么中间会拖了这么久？

　　K：我在1971年7月来到中国，尼克松是在1972年2月来的。然后在1973年1月，我们在双方首都都成立了联络处，基本上可以算有外交关系了。那个时候联络处代表实际上和大使差不多。

　　在尼克松剩下的任期内，我们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国内危机，也就是水门事件。在那种情况下，要提出和中国正式建交几乎不可能。

　　后来新一届总统上台了，需要两三年时间让国会来准备方案，而国会一向就认为，中国是我们的敌人。因为这样，中美正式建交的进程才被推迟了。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尼克松时期还是福特时期，都年复一年地不断改善。最后到了卡特时期，双方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L：您觉得遗憾吗：没有在尼克松当权时期完成中美建交？

　　K：没有，我对自己能做成这样的事情非常自豪。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对美国总统和两个政党来说都有益。

　　L：您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非常喜欢冒险的人？

　　K：我现在是80多岁的人了，我做了我应该做的。别人大可对此得出各种结论，但我不会去评述自己做过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