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报道战争？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并不是典型的战地记者，因为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我想告诉人们，战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几个世纪过去了，战争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战场上依旧炮声隆隆、血肉横飞，战场外妻离子散，交战双方都不肯公开真相。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做一名战争证人。

　　——玛丽·科尔文

　　有人生来就是为了成就一段传奇。

　　战地女记者玛丽·科尔文便是如此。

　　玛丽·科尔文：我的工作是战争证人

　　本刊记者/吕娟 综合报道

　　2012年2月，世界上接连三位杰出的女性离我们而去。如果说，美国著名歌手惠特尼·休斯顿与台湾歌星凤飞飞的离世一度让我们失去了倾听美好天籁之音的机会，那么，英国战地女记者玛丽·科尔文的离去则让我们失去了见证真实战争的那双眼睛。

　　2012年2月22日，供职于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56岁的玛丽·科尔文在叙利亚霍姆斯市中弹身亡。她的遇难激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反响，英国首相卡梅伦当天在国会上表达了他的哀悼，并称这是对正在叙利亚采访的记者所冒危险的“一个令人失望的悲哀提醒”。在科索沃战争、车臣事件、叙利亚内战等战场出生入死了近30年并在炮火中失去一只眼睛之后，科尔文终于不出乎人们意料地为战地新闻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从文艺女青年到战地记者

　　科尔文于1956年1月12日生于纽约长岛，在家里5个孩子中排行老大。1974年高考，她以优秀的表现获得面试老师的认可，进入耶鲁大学攻读英语文学专业。她曾一度以为自己未来“只是写点儿无病呻吟的小说而已”。

　　大四那一年的一场研讨会改变了科尔文的一生。研讨会上讨论的是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情况的报道。这篇报道是美国20世纪新闻业的巅峰之作，深深地震撼了科尔文。科尔文回忆说：“赫西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让我想去报道真实的事情，也让我相信，这些报道能够改变世界。”从此，她决定投身新闻业。

　　1978年大学毕业后，科尔文在合众国际社做了一名夜班记者。1986年，她加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逐渐成为资深的战地记者，并在这家报社一直干到她去世那一刻。

　　美国《纽约客》专栏作家约翰·卡西迪在纪念科尔文的文章中这样评价她：玛丽太像格雷厄姆·格林小说里的人物了：固执己见，手指因吸烟熏成黄色，近乎荒唐地勇敢。

　　熟悉科尔文的人知道，她从来就不是个在办公室坐等新闻的记者。在她驻扎过的地方，她了解所发生事情的唯一途径就是结识“大玩家”，获得他们的信任。许多她最有价值的新闻都不是通过迎合消息提供者的手段而获取的。从20世纪80年代末黎巴嫩被围的布尔吉· 阿尔· 巴拉吉奈难民营到战火纷飞的霍姆斯街道，她都能偷偷溜进这些地狱般的地方，然后实地向全世界报道那里所发生的一切。

　　很多时候，科尔文到了一个地方，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记者。危险似乎对科尔文有种天然的吸引力，越危险，她就做得越出色。不管在哪里，科尔文都坚持和报道对象共同生活。1999年12月，她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时，在极度的寒冷中徒步穿越高加索山，曾掉进齐腰深的冰水里，每天最多只能喝一碗面糊。晚上，她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起休息。有一次睡到半夜，科尔文被身下的硬块硌醒了，一摸，居然是两枚手榴弹。“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炸个稀巴烂。这种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千百次”。

　　在2010年的一次获奖演讲中，科尔文说：“在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新闻、博客和微博滚动的当今时代，不论我们在哪儿，总是随时待命。但是，战争报道基本上没有改变……总得有人去那里亲眼看看发生了什么。如果不去那些人们遭枪击和有人朝你开枪的地方，你就得不到新闻。”

　　在科尔文的笔下，战争不是精准地定向射击和量化的死亡人数，而是烧毁的房屋、残缺的肢体、抱着孩子哭泣的女人和士兵眼中一闪而过的惊恐。她说：“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它让处于和平环境的人们也不觉得遥远和陌生。”

　　2012年2月21日，在科尔文遇难前数小时，她通过电话发回了自己人生中最后一组报道：“今天，我看着一个幼儿死去，非常可怕。一个只有2岁的孩子被击中，弹片钻入了他的左胸。医生只能说：‘我什么都做不了。’孩子的肚子一起一伏，直到他死亡。这样的事情不断在发生……”

　　乐观的独眼女侠

　　科尔文对工作的执著和对人性的洞察让她成为国际新闻奖领奖台上的常客：2000年，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勇气奖”；2001年和2010年，两次获英国“最佳驻外记者奖”。获奖无数并没有令科尔文过分开心；相反，她时常感觉焦灼。她曾经试图停留在一个地方，过一种安全而稳定的生活。但没多久，她就会感觉到窒息。《星期日泰晤士报》主编约翰·威瑟罗对此评价：“一种热情驱动她去报道战争，因为她相信她所做的很重要。她深深地相信新闻报道可以让残暴的政权大大收敛他们的暴行，唤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当我们阅读她感人的新闻报道时，我们知道她心中充满对暴力受害者的同情。”

　　1999年8月30日，东帝汶通过全民公决，正式脱离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但随后，亲印尼派与独立派发生流血冲突，20多万名难民逃至西帝汶。其中，1500多名妇女和儿童难民躲进了帝力(东帝汶首都)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基地，但基地随即被亲印尼派军队包围。当时，联合国维和人员早已撤离，而在场的其他22名西方同行也都准备撤退，只有科尔文选择与难民留下来。在被包围的4天里，科尔文几乎每小时都在与难民交流。她的报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联合国改变了撤离决定，开始积极营救这些难民，并最终将他们送到了澳大利亚的医院治疗。

　　科尔文人格魅力的影响超乎我们的想象。一些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任务，她都能奇迹般地完成。她是采访卡扎菲次数最多的记者。自20世纪80年代末她与卡扎菲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以来，两人有过数次对话。科尔文笔下的卡扎菲似乎更像个“人”，而不是“神”，也不是“魔”。

　　2011年年初，卡扎菲曾坐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一家海滨餐馆里接受她的采访。科尔文的提问直言不讳：“你看到那些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没有人反对我，”卡扎菲回答，“利比亚的每个人都爱我，都在忠心耿耿地追随我。”“可现在，一半的国土都处在反对派的控制下。”“有吗？我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变化，一点儿动乱的迹象都没有。”科尔文与卡扎菲认识20多年了，“他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王国里的人，很缺乏安全感”，比起“中东疯狗”、“非洲雄狮”等名号，科尔文对卡扎菲的评价更为中肯、可信。

　　2001年年初，为了报道斯里兰卡内战，科尔文进入与政府军交战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区域，采访到多名猛虎组织高层人士。正是在这次报道中，她失去了左眼。从此，她左眼上的黑眼罩成了她独特的标志。科尔文对此说：“我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戴上这东西。但没办法，我还是得戴着它，生活总是千变万化。”她还向一个采访过她的媒体透露，她有很多眼罩，有一只是镶有人造钻石的，“那是我的好朋友海伦送的，我喜欢在出席宴会时戴着它”。

　　孤独的战争证人

　　战场为科尔文带来的也有甜蜜和温暖，那就是她的两场战地恋情。但是，战地记者间的婚姻十分短暂。在约翰·卡西迪看来，科尔文身为一名女人的孤独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战争以外的其他任何事情——她的健康、她的家庭、她的个人生活……统统都是次要的”。

　　20世纪80年代末，在两伊战争前线，科尔文认识了来自《星期日电讯报》、久经沙场的记者帕特里克·毕晓普。相识伊始，毕晓普得意洋洋地向她传授自己的各种战地本领，希望能演一出“英雄救美”，来捕获科尔文的芳心。面对勇敢独立的科尔文，虽然毕晓普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但科尔文还是爱上了他，两人结了婚。

　　两年后，科尔文和毕晓普的婚姻破裂。当科尔文重新审视这段失败的婚姻时，她觉得自己和前夫就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孩子，太专注于战争中的毁灭与死亡，以至于忽略了其他东西，甚至对方的存在。

　　几年后，在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冲突时，科尔文又遇到了《国家报》的胡安·卡洛斯·古穆西奥。他们很快结婚，但是不久又离了婚。

　　一次次失败的婚姻给科尔文带来不小的麻烦。由于同是战地记者，她总担心会在战场上碰到两位前夫。她在阿尔巴尼亚库克斯采访时，一天，她回到饭店，发现另一个人的东西已经在她的房间里，当时科尔文吓了一跳。“我想，哦，上帝，如果碰到的是我的前夫该怎么办？”她知道两个人都要到这里采访。于是，她开始“检查”来客的包，结果找到一件“滚石”乐队的T恤衫，她这才松了口气，因为两个前夫从不穿这样的衣服。

　　2011年年初，叙利亚爆发大规模骚乱，随着战事不断升级，叙政府禁止外国记者进入。

　　2012年2月初，科尔文隐藏在一辆越野赛车车顶上，成功潜入叙利亚境内，开始对霍姆斯市暴乱的报道。20日，科尔文的母亲与《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名编辑联系上了科尔文，希望科尔文能赶紧撤离。但科尔文说：“我必须做完最后一个报道后再走。”

　　科尔文用生命实现了她最初与最终的诺言，在她的身后，战火、硝烟、爱情、孤独仍在继续。这一次，唯独她已远去。

　　延伸阅读

　　烽火佳人：聚焦战地女记者

　　世界上从不缺乏优秀的战地女记者，与科尔文一样，她们穿越死亡、报道事实。她们以女性特有的亲和与视角关注战乱中的人与事，用生命告诉人们战争的真相。

　　迪克·夏贝尔  著名美国战地摄影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地报道而闻名，包括越南战争、硫磺岛战役、冲绳岛战役等。1965年10月4日，一颗地雷结束了她的生命。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猜到有什么事要爆发了。”  

　　奥里亚娜·法拉奇  意大利记者、作家，二战前的游击队员。她先后报道了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重大冲突，成为当代最著名的战地女记者之一。她曾在采访墨西哥暴乱时身中三枪，被士兵拖着头发拽下楼梯，扔在大街上。但她大难不死，被人救了过来。她还采访过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其中包括邓小平。她的提问咄咄逼人，具有很强的挑衅性。

　　阿达里奥  《纽约时报》记者。她曾穿梭于达尔富尔、阿富汗、伊朗、非洲等多个冲突与危机满布的地区。在采访中，她被俘虏过，也遭过多次性侵犯。

　　闾丘露薇  凤凰卫视采访总监。2001年美国攻打阿富汗塔利班，她是全球首位进入阿富汗腹地喀布尔采访的华人女记者。在2002年2月和2002年年底，她又两度前往阿富汗采访，成为唯一一位三进阿富汗的华人女记者。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美军轰炸巴格达时，她是在巴格达市区进行现场报道的唯一的华人女记者。2003年4月初她重返巴格达，并且在当地采访半个月后又直接前往北京抗击“非典”的第一线，进行有关SARS的报道。

　　拉腊·洛根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过去10年间多次勇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战地采访。美军2003年入侵巴格达后，她是唯一留守在那个城市报道的美国电视记者。她曾多次遭遇性侵犯及人身安全威胁。她豁出一切追新闻的风格获同行赞赏。(本刊综合《都市快报》、腾讯网等报道)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2年3月下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