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份时见到高晓松，是在北影厂的剪辑楼里。他说他的第一部电影《那时花开》将在春节期间也就是今年2月份上映。那时老在报纸上看见王朔和一些圈内人对记者大谈对这部片子的好感，说这部片子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它与传统的中国电影没有一点关联，因为它用的是一种全新的电影结构和电影手段。

　　然而春节已过，《那时的花》依然未开。我打电话问高晓松：“你的片子什么时候出来？有什么麻烦吗？”我想我得仔细瞅瞅他那部所谓与传统没有一点儿关系的作品。高晓松说差不多了，现在正等电影局审查通过，他们的意见才是最重要的。我的头皮立马发麻。等电影局通过，那得多长时间？常听一些导演抱怨说，电影局有无数个理由让一部部即将上演的电影变得遥遥无期，理由有许多，比如：调子灰暗，生活态度不健康，艺术上的探索不合某人口味等等。那这部片子到底什么时候出来？

　　高晓松说，4月份应该可以吧。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会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同桌的你》。

　　“你来的信已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题，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不管高晓松个人感觉怎样，这些1990年就在清华大学校园里流传开来，1993年红遍国内外的校园歌谣，10年后依然闪光。一提校园音乐，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高晓松，它似乎成了校园文化的一种标志。

　　1993年，大地唱片公司收录了大学校园中一大批优秀的作品，然后以“校园民谣”的形式向市场推出。校园民谣的火爆证明大地公司这种策划是成功的，其实这个作品集当时收集了许多人的歌儿，但唯独高晓松特受欢迎，他的脑袋上被贴上了“校园民谣”的标签，并因此成了著名音乐人，但高晓松对这种称呼并不满意，甚至于有些恼火。

　　“怎么一提校园民谣你就很反感？”我问。“你不知道，这称呼的烦人在于这种限制性的称呼断了我的财路。在他们看来，我好象只会做这种音乐，校园体裁非我莫属似的，我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校园题材都喜欢，我希望能在音乐这一块做得更宽广一点，其实我一直刻意把一个门类做得更齐全，这样拿来吃饭的家伙多点不是更好吗？我不希望这个称呼把我局限了。”我笑着说：“但校园民谣的确是你所有音乐中做得最棒的呀？”他愣了愣，说：“是，那种东西我的比别人好是肯定的，但别的东西我也能弄点。”“大家也没说你只会校园民谣呀，也许大家只是不喜欢你其它的东西？”我说。但高晓松却认为不是这样，他说自己倒觉得后来的东西越做越好了，尤其是1996年底出版的个人作品集已经达到了顶峰，无论是音乐上，歌词上，还是制作上都达到了最佳状态。而且，也并不象我所说的让别人不喜欢，他说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和海外留学生对此反响很大，销量也不错。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校园民谣反响那么大。中国是一个很怪的地方，早期的东西我现在再回头看其实很商业的，都是直截了当的煽情，我想以后我再也不会没完没了的煽情了。”

　　但是，我们经常看见一些毕业多年的成年人在一起同学聚会时含着眼泪大唱《同桌的你》，那场景确很纯情。想像中的高晓松是一个深沉，早熟的男人，外表冷峻，少言，第一次见到高晓松时，有二位清华大学的学生记者正在采访他；他俩抱着和许多人相同的目的，问他写歌的心境，没想到回答是那样的玩世不恭，给人感觉很失望，他们后来草草了事，提早走了，脸色很不好。他们的问答是这样的：

　　问：你是怎么走上音乐之路的？

　　答：你是问我写歌还是出名呀？

　　问：指写歌吧。

　　答：写歌就是写歌，写歌不是什么音乐之路，写歌就是为了骗姑娘。

　　问：那你就是这个目的呀？

　　答：是，那还有什么目的？写歌就是闲得没事干，有事干写歌干嘛？

　　问：你怎么这种态度？

　　答：那应该怎么态度呀？非得说我爱国才写歌？

　　问：你喜欢自己的那一首歌？

　　答：都喜欢，不喜欢写它干嘛？

　　问：你好怪。你怎么理解校园音乐？

　　答：就是学校里的学生闲得没事干，却觉得自己挺充实的然后写的歌，其实都会有那么一个阶段，觉得自己上了大学就获得了一种权利，既不为生活负责，自己又有点思想，所以就出了这么一种校园文化。

　　问：校园音乐是越来越少了？

　　答：那就别写了呗。

　　问：那你们干嘛？

　　答：干别的事呗，我说得多清楚。

　　问：我觉得你这样只是为了钱却没有自己的理想。

　　答：我觉得特有理想，钱里面就有理想，我现在就是要挣钱。

　　高晓松解释说：“我说的确实是事实，为什么你们总是不相信，以为我会有什么崇高目的呢？那时姑娘们喜欢的重点是能打架踢球和弹琴的，我想打架踢球比较危险，那我就弹琴吧。我长得并不好看，但我总得有一样东西让姑娘喜欢。”高晓松说着这些时，生怕我不理解，又补充一句说：“男人在成长过程中，对女人的吸引力几乎是他全部的目的。我说‘骗姑娘’的话一点儿都不假，也不是调侃。”面前的高晓松头发乱乱的，穿着一件卷了边的牛仔上衣，外面是比牛仔衣长得多的外套，灰不溜秋的，一点儿也看不出“新婚燕尔”的样子。他对我说，他刚才把车停在路边时，有个女人以为他是个拉货的，我看了看他的车，笑了：“你那车是该洗洗了。”

　　“言归正传，你的骗姑娘之说我明白，否则你这种人怎么会在大三正常上课的时候从北京跑到厦门大学去追女孩呢？而且一呆就是半个多月，好像度假似的？但你写着写着还是进入了一种真情状态吧？”我问。他笑了：“骗姑娘也是真情呀，很多很多的目的在成长时都夹杂了这种因素。20多岁时我以为如果男人不踢球打架和弹琴，女人就不要男人了，其实不是，是女人需要男人，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形式主义万岁

　　“我不想回答这种问题，烦死了。我最怕别人问我这歌当时是怎么写的，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为抽象的东西，特难复原，它是个人脑海中一种喷涌。电影可以说是当时怎样怎样和别人聊出来的，但音乐真不是这样。”高晓松对我的提问感到很不耐烦。

　　我不想放过他，于是换了一种方式：“它虽然不好表达，但总会在一定的情绪驱使下进行吧，比如即将毕业时，同学分手总有一种难舍难分的伤感，你能说那时的日记不会带点泪痕吗？”他摇了摇头，对我的话表示否定。他觉得自己在写作时，不管是写歌，拍电影或者在即将出版的小说《写在墙上的脸》中，关于作品承载的内容他的确一点儿也不重视，因为这和他没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我就是公子哥在搞文艺，是文艺形式本身吸引了我，我没有什么文艺思想也没有什么想表达的。说实在话，即使里头表达了一些东西，也表达得很模糊。很多艺术家非常注重对社会和历史进行反映，他们一脱离社会责任感之类的东西就死了，但我没有，基本上我是属于形式主义的，其实象崔健这些人我挺喜欢也挺佩服的，他们有很深的文化内涵，但我不行。我知道我的东西在时代的层面上不会流芳百世，但我明白我在文艺上的地位，我属于那种文化比较苍白文艺上比较闪光的那类，这就是我为什么比较受重视的原因。”高晓松很自信。

　　“那你为什么不能尝试着借文艺本身去表明更多的主题？”我问。高晓松回答：“这不是能尝试得了的，我没有那种经历。我既没插过队也没打过仗，更没有受过社会的伤害，需要把内心血淋淋的抖出来给别人瞅瞅。我没有那种心灵需要。我基本上不太关心时代和深层的社会内涵，也从不逼着自己去想我不爱想的事儿，没有那种苦难就没有那种激情。从小到大都顺利，基本上我都在这个社会的上层呆着。我读最好的学校，在里面风花雪月了一番，撑死了我的生活就是谈一谈恋爱，我还有什么更深刻的东西呢？”

　　“你挺了解自己的嘛。”我说。“对。知道自己经营自己这很重要，我既然自己是一个名利薰心的人，就知道怎样去弄到名利。”高晓松说到“名利薰心”时居然笑了。

　　名利薰心的聪明人

　　“你干嘛用这么难听的词？”我一听他用“名利薰心”去形容自己，感觉很惊谔。“我就是一个名利薰心的人。我既然知道自己是这样人，我就得是个聪明的名利薰心的人，其实大家鄙视的往往是傻里巴叽的名利薰心的人。我知道自己的名利从哪里来，比如什么地方该吹捧自己，什么地方该谦逊，什么地方才是属于你自己的名利。”高晓松对自己显得了如指掌。我说：“你既然谈到名利薰心，那你对《那时花开》作宣传时一定也用了不少手段吧？”

　　高晓松回答说：“是，在宣传方面我是很认真的，否则我就不会坐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了”。他觉得名利对于天才来说不需要努力就能获得，而普通人则需要一点一滴才能如愿。“我到文艺圈里很多年了，还没有给别人赔过钱呢，我不希望自己给别人赔钱。但想方设法赚钱并不表明自己向市场妥协，市场没法则，妥协也没有用。如果说到妥协的话只能说明在做这部实验电影上，有一二个地方做了让步。因为全剧组的人以前也从未用我的那种方式拍过电影，大家都有点不适应，最后，我只好放弃了，在这一点上算有些遗憾吧。”

　　高晓松认为，其实音乐并不是他的最爱，但音乐挣钱快，生活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会想起做音乐，而电影不是。很久很久他就想弄电影了。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突然退学，然后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预备班学习电影，没想到竟没考上。他拍过广告片，拍过MTV，后来又写过一个剧本，叫做《青铜时代》，也就是《那时花开》。

　　高晓松的个性过于自矜。他很早就小有名气，于是他觉得不能象个文学青年似的整天拿个剧本四处找人，这样面子上他过不去。我说：“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缺点，这样你会错过不少机会的。”高晓松不以为然地说：“我这个人相信命。北京话有一句叫做：上赶的不是买卖。如果让我拿着作品去找人我肯定弄不好，我必须维持自己骄傲的心态。因为我文艺的气质属于非平民化的那种，玩气质的东西必须得自己保持才能玩得来。”高晓松笑得很平静，摊开四肢往椅子上一靠，非常放松的样子。“我如果象条狗似的满街乱窜到处乱咬就保不住这种气质了。”我问：“你的意思是你一直在刻意骄傲着？”他点点头：“对。我至少不会去做让我难受的事。出版社在谈我那本即将出版的小说《写在墙上的脸》时就说过，他们之所以喜欢这本书，是因为我在写作时有一种特良好的心态，就是说我不是一边在写，一边在挣命。校园民谣也是这样，那些歌我1990年就开始在写、在唱，弄完后也没有去管它，1993年我已经从学校里出来了，唱片公司的人找上门。一直都没有想去找人，都是闲得没事干做了一些搁在一边，人家找我来了、也就很认真的完成了。如此，我生活得很快乐。”

　　幸福家庭

　　高晓松觉得自己在生活中非常轻松自然。毕竟文艺场中还存在着名利观念，有时心理上难免会失去平衡。生活中的高晓松性格特好。他的家庭属于很平和很随意的那种，父母都在国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母亲生在德国又在德国长大，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因而对高晓松的管教非常宽松。没人给他什么目标，高晓松的父母对儿子的唯一要求是：别让人看成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

　　高晓松在谈着自己的现状时，言语之间流露出志得意满的样子。他说：“我觉得生活对我已经很不错了，我住的是高级公寓，开着一部不错的车，有一个很漂亮的老婆，然后还有记者你追着我，出身名门，又是北京人。我再抱怨就有点不讲理了。”高晓松微笑着，很自足的样子。“和有钱人在一起，我吃得起饭，和有教养的人呆一块儿我也受过教育。”我也笑了，接着他的话往下说：“然后你把自己仔细打量了一番，发觉自己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对，我觉得生活给我的一切，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高晓松和我聊天时，他的可爱的老婆打了好几次电话，他接手机的时候样子非常温存，说话就跟蜜里调油似的，并不在乎身边有人。我倒挺不自然的，装做没听见。我说：“你对你老婆真是关怀备至。”高晓松说他经贸大学毕业法律系的老婆人挺好，长相是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那种。因为家世很好，成绩优秀，人也漂亮，一直过得很顺利，上了大学立刻热衷于谈恋爱，所以，属于那种很健康，一点儿也不病态的人，“我们很般配，都是那种到了年龄该干嘛就干嘛的人，她心无城府，和我一样口无和遮拦。”高晓松说着这些，眼睛望着前方，沉静下来，补了一句：“我喜欢和健康的人一起生活，而且O型的男人和A型血的女人是很般配的。今年我30岁，活到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我想我一直生活在幸福之中。”(李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