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三陪女是一种边缘人群，很少有人会关注到她们的生活状况。但有这样一位摄影师，他的镜头始终跟随在三陪女的背后，他叫她们“女孩子”。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节目将这位摄影师请进了演播室。

　　主持人：一个人要有一个手艺就会特别好会受人尊重。今天我们请来的客人也有一门手艺——他会照相，行业术语叫摄影。他的名字叫赵铁林，赵先生。欢迎他！赵先生请坐，我看专业的摄影师的器材都特别好，镜头都非常大，我们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这么好的器材。拿来干什么用一般比较容易成功呢？

　　赵铁林：拿来干什么用比较成功？你要开影楼嘛，你就照一些比较好的美人照那就能成功，你要是经常喜欢关心一点身边的什么花卉啊、树木啊、风景啊，你也可以……，其实过去的老双镜头，那个机子很好使，也不贵，也可以。如果说你说就是留一个影，留影如果你要能留到一百年也不简单，这不经常出一些小册子吗，什么老照片、黑照片，很多很多的，其实这个照片啊，一旦时间沉积长了以后它就值钱，你如果给你们家留了一百年的照片，这个照片，我觉得就很有意义了。

　　主持人：我让您谈摄影艺术，您谈的基本上都是挣钱。

　　赵铁林：我觉得，因为我也是挣钱。

　　主持人：但是他是不是个称职的摄影家，大家应该先看看他的作品好不好。大家一起看一看，好像拍的都是一些女孩子。

　　赵铁林：对，对。

　　主持人：这些女孩子是做什么的呢？

　　赵铁林：一般我们管她叫“小姐”，因为从我这个摄影的角度来说，我就认为她叫“女孩子”，但是呢，作为社会学者或者是作为我们方方面面的职业方面的人来说呢，可能定义就更加复杂一些了，好像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主持人：我看有的报纸上写得很明确叫她们“三陪小姐”。

　　赵铁林：我给她们起了个名字，我管她们叫“边缘女孩子”。

　　主持人：您怎么看待她们这种“职业”呢？

　　赵铁林：这个如果能算作一种“职业”的话……。

　　主持人：(好象)国家不允许有这种“职业”。

　　赵铁林：对，国家三令五申，上级明确表态说这个口子是绝对不能开。咱们现在经常提倡国家的思想教育啊、道德觉悟啊，提倡这些方面的东西呢，它毕竟是有一种抵触在里面。

　　主持人：大家都会觉得如果有这个“职业”的存在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赵铁林：对，对。是这么说。

　　主持人：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赵铁林：我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的调查已经长达十几年了，根据我的观察，它对社会有几个方面的损害。一个是她自身的劳动能力会丧失。

　　主持人：这是一个危害，她丧失了正常劳动的能力，除了这个呢？

　　赵铁林：危害了社会的一个正常结构，这个家庭吧，你比如说有丈夫妻子，对吧，有孩子，是正常结构，就是有的时候呢，丈夫出去了以后呢，又碰见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关系组织起来，往往就不太好办了，所以呢，我们认为它对社会的正常情况呢，是有严重的腐蚀作用，不是一般的腐蚀作用。

　　主持人：您说两点了，还有吗？

　　赵铁林：还有一点，就是经过我观察，这个在正常的刊物上好像也有提到的，就是这种现象背后还衍生很多现象。你比如说吧，有这种现象的地方呢，往往是其它犯罪现象滋生的土壤。

　　主持人：我们还能看到媒介上公布的一些大案要案，很多腐败分子都是从这儿开始失足的。

　　赵铁林：对，对。

　　主持人：我觉得您说得很清楚，这样的事情对整个社会是有危害的是没有好处的，但是为什么您个人对这件事情有了这么浓厚的兴趣，愿意用相机去记录他们？

　　赵铁林：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的，这个情况非常复杂，所以才让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调查她们，去跟踪她们，去采访她们，甚至和她们交成朋友，深入到农村去。

　　主持人：您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想了解她们为什么会误入歧途？

　　赵铁林：我就要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呢，我不能帮她解决，这个我要明确一下，我不能帮她解决，但是呢，我可以帮她记录下来，反映出来，经过若干年，比如说100年，假如说100年以后，大家说那个时候有那么一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情呢？我这儿历次存照，有十几年跟踪下来的长期的一个人变迁的结果，我觉得好像这个是我工作的意义。

　　主持人：赵先生，您的说法可能不被所有的人理解。

　　赵铁林：对，对，经常被误解。

　　主持人：您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为什么不能把它暴露出去，或者把它举报出去。

　　赵铁林：我的工作呢，就是要尽可能客观地把这个社会变迁的某一个个体行为客观地记录下来，我只能干这么一点事情，多的事情不归我干。

　　主持人：那我们能不能由此推断说，赵铁林先生作为一个公民没有什么责任感。

　　赵铁林：不，不。我觉得这个责任感，怎么说呢？其实这个责任感非常非常强，因为我的成长经历就是一个证明，正因为我有社会责任心我才去干这件事情，我如果没有社会责任心的话，好像我没有必要贴几十万块钱去干这件事情吧，对不对？这不是个小数字啊，你得长年累月地，1999年春节人家都过节呢，我在大山里面和他们一块过春节，我看看她们(家)生活变了没有啊，看她们(家)买了奶牛，奶牛挤奶，多少钱一斤啊，生活好了一点没有啊，那我就不能在家里过节，我爱人她知道这个事情，这没有办法，成年累月在下面跑。

　　主持人：这位是赵先生的爱人李女士，欢迎您！您在什么地方工作？

　　李女士：在西城公安局。

　　主持人：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

　　李女士：对！

　　主持人：您就到她这儿举报就可以了。您理解赵先生这个工作有什么意义吗？

　　李女士：他对这些事非常关心，他愿意把这有个记载，有个摄影。他对这方面感兴趣，那他对这样的事特别关心，特别感兴趣。

　　主持人：您不担心啊？

　　李女士：我跟他结婚有26年了吧，也有根深基础所以互相也理解，对他工作吧，我也比较放心。

　　主持人：我再给大家介绍黄明芳女士，她是从南方一个省来的，在赵先生开始采访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当地的土话他听不懂，所以黄女士就给他做翻译，协助他工作。当时赵先生要做什么工作，你知道不知道，他怎么跟你说的？

　　黄明芳：他说他要反映一组关于边缘女孩子，就是把这些社会变迁中的一些女孩子的一种漂泊的，在我们正常人、一般人看不到的情况下把她们记录下来。

　　主持人：你当时在做什么工作呢？

　　黄明芳：我当时也是在一家报社，我们就是在报社里面认识的。

　　主持人：你怎么相信赵先生说的是真实的想法，而不是个借口呢。

　　黄明芳：这个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我跟着他，一方面也是看他怎么做，一个是看他的行为，看他的举动，也是个逐步信任的过程。

　　主持人：那他一开始是怎么做的，你看到了，是吧。

　　黄明芳：看到了。

　　主持人：推开门就拍？

　　黄明芳：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赵铁林：那得叫人打出来，不行。

　　主持人：我觉得您跟那些女孩子好像非常近或者说非常熟悉，所以她们才让您那么近地拍，或者说介入她的生活那么深。

　　赵铁林：要跟她们长期相处，这个相处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彼此沟通的过程。

　　主持人：您说的长期大概有多长时间？

　　赵铁林：像这个女孩子差不多有，93年，7年了。7年的时间。这些问题很多人不太理解，觉得，她如果让你拍的话，她为什么会让你拍呢，她怎么不让我拍呢，为什么？有一个长期信任的过程，你不是瞧不起她，因为我拍她的时候我的情况还不如她呢，我刚刚破产，我在街上十块钱一张照片，谁拍？人家说过来过来，照相的，我就赶快过去，给我照一张，我就照一张，完了送照片，人家给我十块钱，我就靠这个为生的。完了以后，我说你照相不照相？她说我照，但是我不照这种低档的，我说你照什么样的，(她说)我要照那么大的，这么大的，漂亮的，我说那行，时间长了以后呢？我说你看咱们换一个方式行不行？我记录你生活，我去你老家行不行？她说那也可以，她说我有一个女儿，她就把她的身世给我讲了一遍，这张照片是过春节，她告诉她外公，她说我一定要带你去趟北京，去颐和园、去故宫，争取让你多活几年，因为她7岁的时候死了母亲，她的长大呢，是外公给她抚养起来的。她靠着她外公的肩膀。

　　主持人：我想他们肯定知道国家或者社会不允许这样的事情！

　　赵铁林：知道。因为她还带孩子去渣滓洞集中营，给孩子接受阶级教育了嘛，她希望孩子走一条不同于她的路，走一条好的路，这是她的理想。

　　主持人：所以她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这个具体问题就很复杂了，但是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路呢？

　　赵铁林：这个问题，她不是她非要走，她正好走到这儿了，她不是非要走。这个情况千差万别，你说一方药治所有的病，这个恐怕就不大容易办到。我呢，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吧，我只是说从我这个角度来把这个问题拍摄下来，完了以后供给社会科学界，大学老师或者是有关政策部门研究，就是将来呢，有可能能对症下药，社会总会好的嘛！

　　主持人：那天我和办公室的几个同事一起在看这个照片，就是很奇怪，大家说好像从您的照片里能看出对这个女孩子的同情。

　　赵铁林：我觉得我拍她呢，不是对这种现象的同情，这可弄清楚了，是对某个人她在处理个人生活环节上不够妥当，有一种惋惜，其实，不是说她一干这一行就坏得不得了了，她希望孩子努力，带孩子去渣滓洞，让孩子好好学习，检查孩子作业，参加家长会，让她给她爸爸磕头，好好上大学，这好像也是正常人需要的东西，只是说她这种手段出了毛病，所以这个问题呢好像就稍微复杂了一点。

　　主持人：但是有一件事可能做起来能简单一点，就是您能帮助她，或者说劝她回到社会中来。

　　赵铁林：去年我去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小丽，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办呢？

　　主持人：赵先生，我们能不能说您对她们的做法和政府，或者说社会对她们的做法有些不同。

　　赵铁林：不，不。是一样的，这个东西不能说不同，因为政府宏观管理，不能说比如说有十个人干了这种事情，完了以后把他们关起来，咱们一个一个地去处理，这个不太现实，为什么呢？他们只是按照法律所授予的权限来处理问题，罚款或者劳动教养，或者怎么怎么样，只能按照这个程序来处理，处理完了这个程序之后的事情，那应该是社会的道德面的问题去管理了。

　　主持人：就是说这套程序，不一定能解决她们这儿的问题，是吧？

　　赵铁林：那个是社会的综合素质提高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分别对待，缺一不可。我还强调这个，政府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就乱了套了，我跟你说吧，很麻烦的。

　　主持人：我看过报纸上一篇文章，题目我记得非常清楚，叫《用镜头救风尘》，您是这样看的吗？

　　赵铁林：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我不是很喜欢，什么赵铁林聚焦黑镜头，聚焦边缘女，整个一个侠客的面貌。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事情很难用一两个词把你的工作能够准确地描述出来，其实我做的工作很简单，就是什么呢，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类型的人群去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因为我拍的范围很广，不光是这个，其实范围也很广的，争取能够做到比较客观地把这一些人的生活记录下来，这种记录本身有它存在的价值，而且时间越长这个价值就越显现，我等于是提前投资了。

　　主持人：您说您拍的照片题材范围非常广，我们在看您照片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受，大家可以再看一组，看看赵先生都拍到了一些什么。他们的形象能告诉我们，您拍的是一群最普通的劳动者。

　　赵铁林：对。

　　主持人：为什么会对他们有兴趣？

　　赵铁林：你在广西当菜农，他跑到海南去当菜农，还是当农民，农民当农民，这里面就有问题，都是一样种地，他为什么不在那儿种跑这儿来种？我就要研究研究，完了以后呢，我就发表了一组报道，他给我起的名字非常好听，叫《不要问他们从哪里来》，就是农民和农民的迁徙，通过这样子的话使我这个工作视野和工作记录的范围就相当广泛，而且相当具体，同时也能发稿，人家都愿意要，都没看过这东西，他愿意要，他要了，他就给我稿费，给我稿费我不就可以吃饭了嘛！基本就是这样子的。

　　主持人：我觉得您这种很务实的做法，可能也是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我确实大吃一惊，你比如咱们笼统地说，一般城里人下岗啊，苦恼啊。这些人他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生存能力极强。

　　主持人：而且有一个特别快乐的心态。

　　赵铁林：对，好像就是他们的印象里面他们就应该去劳动，用劳动，不管多么艰苦，他要劳动才能换来食物，才能够维持他的生活，好像他从来就没有一个印象还得靠某一个部门得帮我一把，好像没这个概念，生存能力特别强，这样子的话，如果他占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的话，我想这个是个好事情，应该是个好事情，而且呢，劳动环境无论怎么恶劣，就是我一般身体是可以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出海，我的学生也跟着一块去了，我在那儿吐得一塌糊涂，站都站不起来，他说不行，老赵，你要不行你到舱里面呆着去吧。这个船都45度角，都这么呆着，他们在那个前舱里，我在那甲板上面，甲板上边没有东西呀，抓不住，我得一个膀子挂在一个杆上，这么拍这个，他们不管这个，就是该撒网撒网，该收鱼收鱼，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管怎么说，他们就是一个达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而且他们从来也没有认为他应该去依靠谁，没有这种想法，真是这样子的。

　　主持人：赵先生，您发觉您在跟他们接触的前后，您自己有变化吗？您以前就是这么一个开朗的人吗？

　　赵铁林：不，不。我这个性格也有变化，因为原来呢，你看老三届的学生吧，反正不太顺，你看高中毕业，下完乡了以后呢，高考，我在首钢当炉钎工，一天三班倒，那家伙，热得很，那钩子都是120多斤，下了班不能睡觉，还得复习功课，就那样考到北航去了，完了毕业以后说得回原单位，我说不回，因为带工资上学嘛，回原单位，后来说那这么着吧，给你分研究所吧，到研究所以后呢，就是也干了点工作，但是老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后来干了这个以后我发现呢，在某种意义上呢，使我重新获得了对中国基层社会的一个(机会)，我的视觉的看法(是)中国的老百姓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能够在各种各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够永远往上走，而且不怨天尤人，这个精神力量，我觉得是了不起的。

　　主持人：小黄，你在这之前有没有接触过这些普通的劳动者？

　　黄明芳：没有接触过这些渔民，但是我本身也是农村出来的吧，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对老百姓的一些疾苦也是有所了解的，我能够跟着他这么久，也就是能够理解这种事情。

　　主持人：在赵先生身上学到什么了？

　　黄明芳：最主要的就是学习他那种用摄影关注人生的这种工作意义，他说每个人都有一种活法，谁都有谁选择的道路，但是他选择了用摄影关注人生，他能够把一些熟视无睹的东西摄到他的镜头中去，而且我觉得我的思想观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主持人：您听到过那种说法吗，就是说他拍的边缘人群，老赵如果只是拿照像机记录她们生活的话，显得老赵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责任心，没有责任感。

　　黄明芳：他在用镜头记录她们的同时也在开发她们，启发她们的思想，劝导她们离开这条路，重归到社会的主流中来。就像阿V吧，一开始看到她的时候，阿V也是被男朋友打了很多伤口，他就说，姑娘啊，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去吧，你在这里再呆下去会把你毁了的，你还这么年轻，才16岁。

　　主持人：你经常看到老赵这么苦口婆心地劝她们？

　　黄明芳：对，因为她们思想比较贫乏吧，所以他一方面在拍摄一方面也在给她们做一些思想方面的指导。

　　主持人：赵先生，现场的观众把这个事情大概听清楚了，我想他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问题，我想可能很多问题还会很尖锐，不知道您在乎不在乎？

　　赵铁林：我不在乎。

　　主持人：不在乎，现在大家就可以随意地提问，随意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观众一：您有没有想过当您发表这个照片的时候，会在社会上引起一个什么样的反响，特别是在年轻一代的朋友当中，赵先生应该考虑这种负作用，是吧？

　　赵铁林：我只是尽我的所能呢，把现今中国基层的一些事情呢，尽可能地，公正地把它记录下来，我只能够做这么一点点工作。

　　主持人：还有哪位？

　　观众二：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首先是一个人，或者说首先是一个具有一定道德基础的用艺术来反映社会的一种主流，或者是倾向，或者是导向问题，否则的话就是刚才那位女士说的，恐怕要引起一些负效应。

　　观众三：对赵老师这种行动表示钦佩，因为他毕竟做了一个一般的人不能做的事情，尤其是他起到了一个调查员的作用，尤其是在我们整个的社会，如果是规范一个社会的话，那么就要从你的规则开始，那么规则制定就要有个调查的过程，那么他就起这个调查员的作用，再一个呢，他还能够通过自己的，花费精力啊，还有资金，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他是值得我们一般人应该学习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再一点，我想问一下赵老师，你是怎么处理这个关系，尤其你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越走是觉得越有兴趣，那么你离你的家很可能就越来越远，那么你如何处理，你一开始工作的时候，你的家人和你的关系？

　　赵铁林：你要想干一件事情呢，你就得和你爱人协商好，就是说呢，我半年在外面，我半年回来写书。我这一本两本往外写书，我基本上半年一回来，半年在外面调查，拍照片。

　　主持人：您当时决定出去调研的时候，您爱人很痛快地支持您吗？

　　赵铁林：也不是很痛快，基本上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出去以后要注意身体，少抽烟，多吃水果，来往上注意，来往注意往往话的内容就很多了，但是有这么一点她支持我的事业，一个男同志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选老婆这很重要啊，你选这个老婆就是不让你干事的老婆，那你就甭干事，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问题，我结婚的时候就这么想的，我们俩同学，中学同学，她对我支持非常大，可以说我有一个后盾。

　　观众四：我感觉赵老师和他照片当中的主人公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挣钱，只是说一个是合法的，一个是非法的，一种是美丽的，一种是丑陋的。

　　观众五：我也看到赵老师的同情大于这种厌恶，我就想问赵老师一个问题，在你这么多年，跟照片当中的主人公接触的过程当中，最让你铭心刻骨的、让你掉泪的、终生难忘的一件事，能不能给大家谈一谈？

　　赵铁林：我最刻骨铭心的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呢，她是受的教育不充分，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她应该往上走的时候呢，她却没有往上走，实质上是她们个人呢应该承担自己的主要责任，和社会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往上走，你不往上走，那是你的问题，这个问题要非常明确。

　　主持人：在这个问题上她们经常看不清楚。

　　赵铁林：对，阳光再普遍，还有死角，有阳光就有黑暗，这个道理大家谁都懂，对不对？你不能说有了黑暗，你就说这个阳光是不对的，那不行。所以这个问题要弄清楚，但是她们出了问题，是不是她们就是我们打击的对象和排斥的对象呢，这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她们在一般意义上来说，她们仍然是我们的姐妹，所以呢，我们对她们呢，应该是了解具体情况，对她们加以适当的帮助，这种帮助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就这么简单。我既没钱，又没力，我就用照相机，完了。

　　观众六：我刚才听了赵老师的发言以后，我有一点想法不敢跟他苟同，为什么呢？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首先是一个具有社会化这种性格的公民，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必须具有你的社会责任，那么刚才我通过您这儿一番谈话，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说，您遇到了边缘女这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以后，完全把这个问题客观记录下来，而没有从你作为公民的角度，对边缘女这个问题怎么样妥善去处理，把这个社会责任回避了，而且我刚才听到您拿着镜头拍社会当中最基层的那些人，及边缘的这些人们的社会生活，我觉得呢，你自己说完了以后，我也觉得您很神圣，做得非常神圣，然而呢，我的印象当中，不管什么艺术，它首先具备的一种社会功能，社会功能首先带来什么问题，解决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那么，鲁迅先生曾经有一句话，鲁迅先生说过，就是说暴露时弊的话，必须要引起社会疗救的希望。那么我想您这儿拿着照相机拍摄这个镜头的同时，更主要的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解决社会问题，而不应该是什么啊，这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人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

　　赵铁林：这个情况可以理解，因为具体的问题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你比如说，你去拍农民，农民就跟你说他遇到很多问题，那么，我把这个记录下来，我在报纸上发表，发表完了以后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了，那你说我没做工作吗。

　　主持人：我想在电视机前看这个节目的观众，很有可能是一些年轻人，甚至是青年学生，很怕这个节目对他们有消极的影响或者不好的影响，不知道赵先生能不能借这个机会再跟他们说几句？

　　赵铁林：第一个呢，我刚才说了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就是尽管是阳光普照的大地，有阳光，就有阴影的地方，这个事情好像是一种普遍规律。作为大多数人都是积极向上的，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积极向上的人呢，他得具备一个素质，他得自己动脑子，可是我们年轻人在动脑子的时候，你就需要真才实学，所以我希望大家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头脑调动起来，去判断问题、去处理问题、去解决问题。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大的社会环境就会与日俱增地往上走，落后的现象呢，恐怕它永远有一个相对的落后，这个东西不足为奇，没有什么可怕的，跑步还有最后掉队的嘛，这个事情呢，也是我们这些强势群体所关注的，最后这样的社会，才能统一协调地往前发展，我觉得正视问题并不等于说我们就要回避问题，也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怎么怎么不得了了，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

　　主持人：赵先生的经历还告诉我们，应该做个有心人，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哪怕你从事的是一个个人的喜好，也有可能对别人或者说对整个社会形成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