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是很多案件发生后，为了尽快了解真相、缉拿真凶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做法，“悬赏”者往往是受害人的家属。不久前，一位交通肇事的受害者的家属悬赏两万元寻找目击证人，证人找到了，肇事司机抓到了，可死者本来就一穷二白的家庭却为这悬赏的两万元犯起了愁……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详细报道了这起法与情的交锋。

　　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法院副教授)叶林

　　主持人(撒贝宁)：叶教授您好，在您所听到的或者所看到的各种交通肇事案件当中，您认为哪一种的情节是您感觉比较恶劣的？

　　叶林：造成交通事故以后再逃逸的。

　　主持人：在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位老汉，因为自己的儿子发生了交通意外，而想出了一个好的办法来找到这个逃逸的凶手。但是这个办法虽然奏效了，却给老汉家里带来了很多其它意想不到的麻烦。

　　在哈尔滨郊外，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位穿红上衣的中年妇女。知情人告诉我们，她在寻找一位目击证人。

　　王松梅：“师傅，你是不是看见过？”

　　群众：“那天我没出来，所以我也没听说过。”

　　1998年7月12号，王松梅的丈夫过马路时，被一辆机动三轮车撞伤。匆忙之中，肇事司机逃逸。

　　王松梅：“当时撞的时候，我也没寻思是撞的我家爱人。当时他躺的时候，是脑袋冲这边躺着，这么躺着。当时我家姑娘在这哭，血糊哩啦的，孩子也不认识他，光看穿衣服就像是他爸。”

　　家属连忙把伤者拉到医院，但孔祥文终因出血过多而死亡。

　　孔繁增：“住院住了8天，住了8天院，死了。住了8天院花了1.27万。我这儿子死啊，东西两舍都哭。唉呀，爸替你死多好啊！唉呀，你别死，爸替你死多好啊！”

　　死者是老人的三儿子，丧失亲人的痛苦，使这个家庭一下子跌入了深渊。更让生者不能心安的是，肇事司机没有抓到，死者怎能合眼。全家人在极度痛苦中，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孔繁增：“人跑了，以后家里也就急了，就想起来写广告。怎么想起来？外边有出这个事的，有写的。就说咱们也写广告，广告说是给悬赏金，给他两万。”

　　孔繁增的八儿子：“好像挺窝囊的，罪犯还跑了，谁也抓不着。就我爸自己作主，就整了这个悬赏广告。”

　　第二天，这张悬赏两万元的广告就贴在了出事地点附近。广告中明确提出举报后抓到逃逸司机，奖励举报人两万元。然而一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

　　孔繁增：“我就想自己自尽了，活着没意思了。”

　　突然有一天，老人的另一个儿子打电话说，有人看见肇事司机了。

　　孔繁增的八儿子：“李水成着急忙慌骑自行车来的，他说‘你三哥被撞死，我知道。’我说谁？他说‘你就别管了，我知道。你们家是不是举报两万块钱？’我说是的。”

　　举报人叫李水成，是孔老汉家的邻居。

　　李水成：“交情真正不错，铁哥们吗！在东北，铁哥们就是关系不错呗！”

　　根据李水成的举报，公安机关很快布下了埋伏。

　　孔繁增：“在火车站把逃逸司机抓住的。”

　　肇事逃逸司机叫孙志刚，根据事故鉴定，孙志刚应负完全责任，并将受到刑事附带民事的起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心里刚刚舒坦了几天的孔老汉却又遇到烦心事。

　　孔繁增：“这个李水成太不仁义，太不仁义！”

　　记者：“为什么？”

　　孔繁增：“我没说是不给他。他上我家闹呀！一天一趟，要是隔一天就不错了。他一来把我们家大人孩子都吓得了不得，到那时候怕他来。怕他来也不行，他也得来。”

　　本来是李水成帮助孔老汉家找到肇事司机，孔老汉对李水成应该是感激不尽，却为什么反而谴责他呢？

　　孔繁增的八儿子：“要钱要得多紧，我三哥刚死还在医院就紧逼要钱。”

　　李水成：“我一要钱他就不理我就出去了，一要钱就不理我就出去了，上他家多次了。”

　　孔老汉为什么要躲着李水成呢？

　　孔繁增：“那是真没有钱，就我儿子住了8天医院，都是在外边亲戚朋友，亲戚找亲戚，朋友找朋友，花了1.27万。要不哪来钱呢？还没治好，还死了。”

　　据了解，孔老汉一家都是农民，靠种地为生，生活十分拮据，1.27万元的医药费和为数不少的丧葬费已耗尽了这个家庭多年的积蓄，再加上承诺给举报人的2万元的悬赏金，全家在交通事故赔偿中提出要求赔偿10万元的要求。尽管如此，但法院还没有一个结果。再看看李水成的经济状况，他跟妻子经营着一个汽车配件和理发两个小门脸，看来经济状况还可以。但为什么李水成还要坚持要回2万块钱的举报金呢？

　　李水成：“难道这是我要的吗？是你写出告示的，又说写多了，那你当时写200，谁告诉你啊？谁不图两个钱。说实在的，谁得罪那个人去。”

　　李水成进一步认为，孔老汉这样躲来躲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

　　李水成：“他那个告示贴出来根本就是个骗人的。那你不能，我写出来了，我骗谁，谁举报了，最后我不给他，抵赖，那能行吗？绝对法律是保护的。要是法律不保护，完了，完了，那更落不着好儿了。”

　　采访到这里，我们也产生了疑问。孔老汉在写悬赏告示时，是否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了呢？

　　孔繁增：“我就这么说，我说我姓孔的，我绝不丧良心，别看我儿子撞死了，我一辈子没干过损事，我不会丧良心的，我分文都不欠你的。我说对方他必然得给我钱，给我钱我分文都不欠你的，如果从东边过了哈尔滨，把钱拿过来，我家都不到，直接给你送到家去。我说你放心，这都不行。”

　　为了保险起见，李水成要求孔老汉立下字据。

　　孔繁增：“打，怎么打的呢？这么写的，举报费2万元，下边是签我的名，给他打了。第一次给他1000，第二次给他2000，一共给他3000。”

　　字据立下之后，李水成一纸诉状将孔老汉告上法庭，要求兑现奖金1.7万元及利息5000元。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村民们的耳朵里。

　　村民：“要是有一点同情心，这两万块钱就是不应该要。”

　　村民：“他要也是理所应该的，不过，不应该利息什么的，这就不道德了，是不是？”

　　村民：“他不应该多要，本来人家老孔家儿子都没有了，那你还能多要，给你两万块钱就够意思了。”

　　面对村民们的指责，李水成不以为然。

　　李水成：“我说这个词用差了，如果不告诉他，人跑了，人财两空，才叫雪上加霜呢！”

　　孔老汉说自己被告上法院，又和儿媳妇一块商量起来。

　　孔繁增：“咱想法儿给我人家，给人家咱们就静心了。”

　　王松梅：“您这么大岁数替我跑，我心里不是没有，我心里有，我也没那能力，没办法。”

　　孔繁增：“现在咱们想法给他，咱们跟他就结事了，再就不跟他来事了，永远就不见他了，他比张三狼还厉害呀！你别寻思他是人，他也没办法，他不是个人呀！我已经是快要死的人了，叫我心安一此吧！”

　　王松梅：“我是这么想，但是……。”

　　1999年6月，交通事故的官司终于有了结果，孙志刚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赔偿老汉家2.9万元。但这笔钱除医药费和丧葬费已所剩无几。两个月后，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个悬赏金纠纷案。

　　法官：“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被告孔繁增于1999年9月3日前给付原告悬赏金1.7万元。”

　　一个月后李水成从法院拿到了第一笔欠款1.2万元。而孔老汉还将节衣缩食继续偿还剩下的5000元债务。

　　主持人：孔老汉当时为了找到这个逃跑的司机，悬赏2万元。那么从这个案子当中来看，当时孔老汉只是在街上贴出了这么一个告示，这张告示从法律上面来讲，它有什么效力？

　　叶林：我们把这一类的行为叫作悬赏广告，是一方作出了意思表示以后，只要对方当事人或者叫行为人能够满足你悬赏广告当中所列举的事项，那么悬赏广告所涉及到的酬金就应当支付。

　　主持人：李水成既然已经把这个肇事司机给检举找到了，那么他就有权利拿到这2万块钱的悬赏金。

　　叶林：对，应该是这样的。

　　主持人：但是可能更多人想的还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李水成他本身是开车行的，家境还是比较富裕。但是作为孔老汉来说，现在可以说是雪上加霜，那么法律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法院仍然判令孔老汉要把这2万块钱给李水成，那么这样的判决对于孔老汉来说，是不是有一些太过于苛刻了？

　　叶林：不过这个问题要两方面看，一方面，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个全部都赔的原则的话，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一个人在悬赏广告当中，会永远无休无止地提高金额，承诺要付多少钱的话，那么你是要兑现的，否则你要都不兑现的话，就丧失了悬赏广告本身的作用了。东北这个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司法常规的做法。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个案例的特殊性，这个案例在最后结案的时候是按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换句话讲，这个孔老汉仍然还是自愿给他了二万块钱。他仍然还是通过了一种调解协议的方式跟对方达成了一致。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是老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但如果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能够考虑到，由于这个判决的作出或者是判决的执行，或者调解的作出和执行，使得一个原本很贫穷的人变得更贫穷，甚至因此而流离失所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的法院似乎在判决的过程当中应该斟酌一下。不仅仅可能要减掉一个利息的问题，可能还要减掉其它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至少可以考虑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这个老汉作出这个悬赏广告的事，确实是出于情急之下，比如说自己的三儿子受伤，而且在医院马上可能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在这种情况下，又找不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因此不得已采取了这样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把这样一种情况之所做出的意思表示，当作一种全然准确而不可推翻的东西。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我们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确实人们的观点和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比较信奉诺言，有些时候我们又比较信奉一个拾金不昧的精神。在这个观念的协调当中，法官应当有一个可以衡量的地方。如果我们这个法律更体现出一些社会公正性的因素的话，我觉得一个法官完全有理由在这基础上去裁量。总而言之不要使老汉变得更困苦。

　　主持人：至少从一方面来讲这是一个好事情，李水成他能够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应当得到的权利。这表明公民的法律意识在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当你面对一个弱者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付出更多的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