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下这个题目，但并不认为卫慧是当下中国的疯狂之最；是卫慧自己出书“号召”人们“像卫慧那样疯狂”，可见她对疯狂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本文要评说的就是这种所谓另类的挑战态度所表现的道德取向和价值标准。

　　要说‘用器官写作”，夹杂露骨的性活动描写，卫慧的书(以炒得最火的《上海宝贝》为例)比不上《金瓶梅》，比不上《肉蒲刚(从中“继承”了对男性超常器官的病态喜爱)，更比不上直观的淫秽影碟；至于比起现实生活中夫为妻拉皮条、警察拔检索“小姐’，妇委主任看着村支书嫖娼并代付淫资之类新闻报道来，卫慧更是缺乏对疯狂的想像力。但是，卫慧的书是当代的公开出版物，是一个女性标榜“半自传”的作品，是一家文艺出版社精心“策划”并由某著名文学评论家担当责任编辑而隆重推出的，这就比现实生活中那些疯狂的个案、为世人所唾弃的丑闻，带有完全不同的道德价值意义，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色彩，不能一骂了之。

　　《舞台与人生》杂志今年第5期上有篇文章分析卫慧现象很到位。作者说，是谁制造了卫慧呢？卫慧制造，上海制造，传媒制造，世纪制造。卫慧正是这样“横空出世”的。《上海宝贝》有一章的标题叫“我要成功”，卫慧只要“成功”，什么都敢写，拼命把自己炒成“明星”；上海这块前十里洋场正是适合生长卫慧棉棉们的土壤；新闻饥渴的传媒借“美女作家”招徕读者助成了卫慧的明星梦；但卫慧的诞生，更是我们这个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日渐时髦的时代的“需要”——所谓应运而生。

　　卫慧是以所谓“新新人类”代表的姿态上场的。这种所谓“新新人类”，在我看来，其实是以自我中心为世界观的内核，以自我放纵为生活内容与形式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类人猩猩”。

　　我这里说的“极端个人主义”，并非中国人用滥了的随口贬人的那种带意识形态成见的语词，而是一种来自西方的“真正”的有理论成体系的主义。以卫慧为代表的“新新人类”所奉行的正是当下西方颇为流行的个人主义(的极端)。她在《像卫慧那样疯狂》里发表了生活宣言：“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这个宣言除了第一句是言不由衷的掩饰，末一句是故作高贵的矫情，余者在《上海宝贝》中有生动的实践。什么叫“即兴疯狂”？什么叫“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无非是放纵本能及时行乐，只要“我”能“尽情”“狂喜”，哪管人问洪水滔天。从处海宝贝》中大量夹杂的英文单词，对洋男性伙伴的迷恋，对亨利·米勒小说的某种跟进，乃至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情节的拙劣模仿(爱人性无能所以去找外遇)，种种种种，显见得所谓“新新人类”是西方颓废文化的“宁馨儿”和追随者。

　　我决不是道学家、国粹派、新儒家和所谓“亚洲价值”观的鼓吹者，从不全盘否定西方文化，而且明确地肯定个人主义的反封建作用和进步意义，但是同样坚决地不希望我们的新一代误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歧路。

　　个人主义是18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一种进步思想。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8世纪30年代初考察美国后写道：“个人主义是个新奇的词汇，它表达了一种新奇的观念。我们的父辈只知道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论美国的民主》)对美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形成有深刻影响的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指出：“我们时代的另一特征就是承认个人的新的重要性……人与人要像主权国家之间那样相待。”(参见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这种个人主义的直接来源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对个人权利的发现和肯定，写进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显然，这种个人主义是反抗神权和君权的产物，是与封建专制主义尖锐对立的。后来它从美国发展到整个西方世界，被帕森斯称为西方现代化的三大要素之一(另两个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然而，什么东西发展到极端都会走向反面，个人主义变为极端个人主义，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个人责任，只要纵情享乐不要节制和建设，鼓吹自我中心。若新一代像卫慧说的那样“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像公鸡一样要谁是谁，想吸毒就吸毒，想偷就偷，想抢就抢，人类社会岂不是变成了“动物世界”，大家还能共存吗？

　　若把“极端个人主义”当作一个通俗的表达语，则中国的极端个人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固有的，唯我独尊，君临一切，三宫六院，只要我能骄奢淫逸，不管他人生死祸福，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就是封建专制主义。时下那些枉法弄权欺男霸女的土皇帝，不择手段侵吞水利款、救济款等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就是这种“主义”的奉行者。封建专制主义“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另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如前所述，是从西方“流感”而来。不论哪一种，听任它们泛滥，人欲横流，中国和人类都是没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