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万里开始了离休后的生活。

　　万里虽已年逾古稀，但离休毕竟是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他思前想后，百感交集，写下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还有许多好朋友，我的晚年乐悠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建立起了离退休制度，并强调各级领导必须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万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了表率。

　　“三不主义”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万里不止一次地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我来说，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对当权责任领导的有力支持。

　　因此，万里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离休以来，他一直遵守自己规定的“三不主义”。

　　1993年9月，万里退下来不久，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组委会一如既往地给他送去了主席台上的票和请柬，他没有出席。电视、广播和报纸报道中没有他，很多人感到奇怪，进行种种猜测，有的以为是他身体不舒服或者病了。其实什么事都没有，那天他和一些朋友去北京郊区平谷县山区农村参观了。

　　此后不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举行首发式，与此有关的中央领导人大部分出席了。按说万里应该出席这个会，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又没见到他。1993年12月26日，首都举行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万里也没出席……

　　不为了露面而露面

　　1994年新年期间，万里与人谈话时说：有些活动领导应当参加，特别是有关领导更应当或是必须参加，但那主要是指在位的领导，而不是不在位的领导。当然有些活动不在位的领导也可以参加，但不能反过来说没参加就是有什么不同看法，更不能说这是不“捧场”、不支持。对领导者来说，组织活动要实事求是，尽可能地少搞或不搞形式主义；对参加者来说，目的要明确，不要为露面而露面。

　　万里说，我下来之后，现任领导对我是很尊重的，有些重大活动，还一如既往地请我去参加，还没有忘记我。但我毕竟已经退出领导岗位了，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了，而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普通群众，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对待自己。

　　万里处理这方面问题的原则是：不该过问的事，不问；不该管的事，不管；更不要惹事生非。万里说，许多重要活动我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许多情况不了解，讲了人家听不听？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当然，“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有些事情，领导找我征求意见，了解情况，我还是坦诚相见，讲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但这些只能供参考而已。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1994年国庆节北京举办大型焰火晚会，请万里去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他又不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们着了急，万里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他说看焰火不一定到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咱们找个地方看。10月1日那天晚上，他带着大家到大会堂三楼东北角的西藏厅去观看焰火。万里说，这不是照样看得很清楚嘛！第二天电台、电视台和各大报都发表了一连串参加晚会人员名单，又没见到万里。万里说，我们是来看焰火的，不是来露面的，名单上有没有我们这些已经退下来的都无所谓。

　　桥牌、网球、看书、读报

　　万里退下来后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午饭后要睡上一觉，起来之后(一般是3点钟)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是比较高的，牌友也比较多，既有老的，也有年轻的。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职务也不干了，唯独桥牌协会名誉会长，他还愿意当。

　　万里的一日三餐，比较素淡，有时喝点啤酒。他在饮食上不挑剔，比较喜欢吃狗肉，时而吃上一次。

　　晚饭后，看电视、除了新闻，他比较喜欢京戏。

　　万里每天仍在坚持多年形成的习惯，首先是阅读当天送来的各种报刊和大量的内部刊物，以及中央文件。他说，这是他的主要信息来源。

　　万里的听力不好，影响语言交流，但视力很好，看东西不戴眼镜，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的记忆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我现在下去的时间少了，接触实际少了，我的主要信息来源，一是国内报刊的公开报道；二是港台海外报刊；三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量参考材料；四是中央和一些部门的文件；五是同一些领导和朋友交谈中了解的情况。

　　　　　　(据《老同志之友》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