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长征书笺·王志发烈士家书：没有做父母之孝子 却孝天下父母 央视网消息：在江西省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珍藏着王志发烈士的家书，这些家书记录了王志发从参加长征到参加抗战直至为国牺牲的光辉足迹。品读王志发烈士的家书，我们既能看到他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的壮志雄心，也能体味到他忠孝不能两全的无奈和遗憾。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正是无数像王志发一样为大家舍小家的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民族的解放和革命的胜利。 王志发烈士家书： 廷凤胞兄台鉴。自从离家迄今五六年。这几年为救国救民的事业而奋斗；从南至北转战千里。我们红军这种艰苦奋斗的伟大革命精神为全中国同胞钦仰和赞叹。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弟弟在红军中的工作，现在为着准备抗战正积极训练。除给战士进行教育外，生活很快活，学习也很进步，身体也好，望勿挂念。 这封家书字迹遒劲潇洒，意气飞扬。写信人叫王志发，原名王廷凰，1913年出生于兴国县兴莲乡长塘村一户贫苦农家，17岁参加红军。写下这封信时，24岁的王志发已随红一方面军辗转过25000里征程，在山城堡打了长征的最后一仗，4个月前，随红一军团二师抵达甘肃宁县驻防。 王志发烈士家书： 国军到嶂背，父亲、二叔同时毙命。三叔又遭天雨倾颓，破墙将三叔在床上砸死，弟已悲泪。殡殓、掩葬全是兄的孝纯。弟是不孝。好男子为国出力。现在国家危亡，匹夫有责，是光荣的。我想家人是知道的。 在王志发的家乡，我们了解了他走后的家庭变故。 王志发随部队离开兴国后，不久父亲去世，妻子改嫁。只剩下兄长王廷凤靠种地和打零工，独自一人扶养母亲。 王志发烈士堂弟 王廷爵：王廷凤的妈妈好苦呀，生活也过得苦，就王廷凤一个人赡养老母亲。 得知消息的王志发悲恸不已，写下了这封回信。我们能从力透纸背的墨迹中，窥察到一位坚定、深情而豪迈的青年——难解对家人的依依牵挂，因无法尽孝深深自责，更以投身革命为无上光荣。在另一封写于1938年6月的信中，他用极为自豪的口吻，描述了我军在抗日战场的伟大胜绩。 王志发烈士家书：近来几月，在以山西附近取得不断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在我们八路军，由于抗战以来，以抗战中表示英勇坚决，如近来在山西蒲县及汾阳之间几次战斗又获得伟大胜利，缴获了汽车百多辆。很多其他各方也获得同样的伟大胜利。如在徐州缴获日寇轻重机枪三千余枝，步枪一万余，唐克车二百余，捉拿日寇活的万余名。日寇现今无办法只有死路。 信里提到的山西蒲县及汾阳的伟大胜利，正是发生在1937年9月的平型关伏击战。王志发随八路军115师临危出征，与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及辎重车队浴血死拼，取得八路军出师的首次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后，他还参加了午城、井沟战斗和汾离公路伏击战。他提到的徐州伟大胜利，是开抗日正面战场胜利之先河的台儿庄大捷。日寇如今，只有死路！英豪气魄，满纸纵横。 王廷凤一直在家务农、最远只去过县城，从没听过“唐克车”“统一战线”，也没亲眼见过“日寇”。王志发在精彩而英勇的新世界战斗着，却始终心心念念要回到家乡。 王志发烈士家书：望兄切勿远念，只要把日寇驱逐国外时，弟就可回来与兄见面，切不食言。但须望兄接此信后立即来一回音，是为至盼。 须、立即、至盼。最后这句话，连用了三个强调词。可见王志发多么期盼家中的消息，与此同时，王廷凤也在无比期待弟弟的信。由于仍处于国民党统治，每当收到信，王廷凤只敢悄悄找来小舅子，栓上家门，让他把信念上一遍又一遍，和老母亲一同拭泪。在妻舅代笔下，他和弟弟书信往来，但1939年后再没收到过信了。 1945年，日本战败，志发却未实现回乡的承诺。王廷凤安慰母亲，说志发忙着打国民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仍没有王志发的消息。直到五十年代初，一位返乡探亲的老红军在圩镇上认出了王廷凤，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1942年底，王志发在山东单县“反扫荡”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王志发的最后一封家信，珍藏在兴国县革命纪念馆。寄信的地址正是他最后牺牲的鲁西地区。文物登记表上这样记载：王志发同志为了夺取祖国壮丽的河山，驱逐日寇，光荣牺牲。这些文物廷凤同志经常携带身旁，留藏现在。 这封家信墨笔书写，从左到右直书，长28厘米，宽21厘米，纸已变黄，字迹清晰。字迹与之前不同，称呼亦有错误。据专家考证，应为王志发口述，文书执笔记录。 王志发烈士家书：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保卫国土，兄也尽忠国家矣。孝有忠全，不愧父母生我。兄弟见谈有期，驱逐日寇至鸭绿江边，他日回家，共享自由幸福新中国建设成功之太平年月。 原兴国县委党史办主任 黄健民：他在信里说了很动听的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多次在家信中提到这个问题，意义不一般。他就是农民出身，在家私塾读了两年书。他有没有老婆？有。有没有父母？有。有兄长吗？有。但他为了民族解放，毅然决然出来当红军。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有着共同的情怀，爱国的情怀，献身疆场，不惜一切，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在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英名廊，镌刻着兴国县23179个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姓名。 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有千千万万个王志发，在忠孝两难的选择中，舍了小家，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国家；又有千千万万个王廷凤，在亲人参军离开后，用沉默坚韧的辛劳，守护着家人的平安。自由幸福新中国建设成功之太平年月，愿他们与我们共享。[详情]
原标题：历时近70天，行程超3万里，报道组抵达长征胜利会师地甘肃会宁！ 历时近70天，行程超3万里，“我们重新再出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组” 6月11日从江西于都出发，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湖北、陕西、宁夏、甘肃等13个省市自治区，今天（18日）抵达长征胜利会师地 甘肃会宁。 总台采访车队到达会宁红军会师旧址 80多年前，红军战士历经千辛万苦，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完成伟大远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如今记者再走长征路，也有我们的使命和担当。央广记者杜希萌、李行健等多位总台记者循着先辈足迹，走完长征全程，他们有着怎样的收获和体会？ 我是记者杜希萌，6月11号从江西于都出发，到今天已接近70天。我们乘坐的车辆从江西出发时，仪表盘显示还是0公里。我们在达到12500公里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是车队就快要抵达陕北的时候，当时我们还很有仪式感地做了记录，因为达到了传统意义上长征的二万五千里。行程数字上的吻合，让80多年后再走长征路的我们感到一种内心的撞击。 我是记者李行健，循着一样的轨迹，不由得你不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作对比。如果问我们一路走下来最大的感想是什么？我想说，我们知道方向在哪，目的地在哪，而他们不知道下一站在哪，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我们知道第一站是江西、第二站是福建、第三站是广东……7月我们会看到泸定桥、8月我们能看到陕北的窑洞，最终会抵达甘肃会宁。但红军战士并不是这样的。 81岁的钟基发：“哥哥出门当红军，笠婆挂在背中心…” 比如在第一站江西采访的时候，我们采访到了瑞金叶坪洋溪村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和马灯的故事。红军出发的那一夜，老红军刘石生的妻子点亮家中唯一一盏马灯，送军十里，想替行军的丈夫照亮前路。可没想到，这么一走，家里的三位红军就再也没有回来。刘石生的儿媳，八十一岁的老人钟基发还给我们唱起婆婆当年的歌，这盏马灯和蕴含在其中的长征精神成了他们家里的传家宝。 总台记者采访红军刘石生的后人刘有信、钟基发夫妇 这个故事里，最让人动容的是另外一个细节，老红军的妻子每天向北方张望，一直以为丈夫是北上。但是邻村的战士说，他最后一次听到刘石生的消息，是在云南，后来就没了音信。这个“一南一北”的冲突非常触动我们。 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人知道自己未来会去哪里，“北上”和最终在“西南”听到消息，写出的不仅仅是命运的捉弄和时代的不可预知，也表现出，即便是在不知未来向南还是向北，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的情况下，我们的红军战士还是坚定不移地跟党走、跟着红军走。这是我们通过报道最希望呈现的————是什么支撑他们走下来。 再比如我们沿着红军的路线走草地，在四川红原县的日干乔大沼泽体验。远处看，蓝天白云绿草如茵，走近了才发现这片泽国暗流密布，即便是在当地藏族向导的带领下，隐藏的危险也并没有被完全排除。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行进，浅的地方没过脚踝，深的地方已经可以达到膝盖。80多年前，红军战士的情况比我们所经历的要危险的多。 红军曾走过的日干乔大沼泽 一边草叶茂盛，一边暗流水深 总台车队在日干乔大沼泽旁行进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力不可攀，要想飞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到人间！” 今日的夹金山垭口，红军曾从这里翻越雪山 夹金山还流传着一首歌谣，“要想翻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我们采访老红军黄兴顺的家人，讲到红军翻雪山，又冻又饿，眼睛被阳光刺得肿了起来，根本看不到路，就用数数的办法，从1数到100，然后走不了100步了，就再从1数到50、到30，但是不能停，停下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 所以红军哪里是什么“神仙”，过雪山过草地，哪里有路可言，可他们却用信念开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路。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长征当时能看到什么？在哪里真正能够落下脚生存都不知道，就是革命理想在支撑着。后来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凭的还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的力量。 我想，这说的其实就是“初心”二字。这是一场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 总台车队在四川境内采访行进 记者乘坐的车辆在开往陕北的路上抵达25000里 再走长征路，是对脚力的考验，也是对记者眼力、脑力、笔力的综合检验。广播电视的媒体特性要求我们找到初心的表征，让初心会说话、让初心有画面，使初心能够获得具象化的表达。瑞金洋溪村的这盏马灯、宁夏固原毛主席的警卫员留下的米袋子、重庆酉阳南腰界老红军符治义用生命守护的红旗、湖北郧西县留下的“什么是红军”的传单等等，都是“初心”故事的载体。同时，我们希望深入思考，通过作品，探寻初心的内核。这些“感人”“感动”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次原因。 总台央广记者李行健采访陕北红军薛应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于茜讲述了她在甘肃采访时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细节，她说，我们是时代的记录者，之所以再走长征路，是因为只有在现场才能感知最深刻最生动的时代记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于茜：“当去到红军楼见到义务的讲解员张存义老人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已经85岁了，他跟我说：‘你们来采访了，我特别高兴，因为这些故事能被更多的人知道，长征的精神才能会更好的传扬下去’。” 总台记者采访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开国少将彭显伦的子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记者李晋说，再走长征路，是寻找初心的过程。在这段超过两个月的采访征程中，我们收获的除了用镜头和话筒记录的片段，还有长征这段历史所传递出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样的力量，足以穿透时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记者李晋：“这些用双脚走出的路，用眼睛看到的这些故事，让我们之前有关长征的记忆、有关长征精神的理解更加有了血肉，更加生动起来。其中很多的细节，很多的故事穿过了85年的时空，仍然有能够打动你的泪点，真的让我们感觉到长征精神的这种震撼力，它的力量，我想这也是我们所追寻的长征精神的初心所在！” 作为年轻记者，再走长征路，我们收获了职业生涯最扎实的历练和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成长。总台的长征路万里行报道组到今天走到了长征胜利会师地会宁，但其实对我们个人而言，也是新的起点。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新闻宣传事业中，依然有很多娄山关要闯、有很多腊子口需要攻克，所以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央广记者：杜希萌、李行健[详情]
原标题：【央视快评】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八月陇中，天高云淡。历时两个多月的“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在甘肃省会宁会合。习近平总书记对采访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要求，希望大家“不断跨越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使命、传承革命精神的嘱托，切实履行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的职责使命。先后有1300余名记者参加采访活动，累计跨越16000余公里，推出10000余篇鲜活生动的报道，网上总阅读量近20亿次，用笔端、镜头、话筒，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迸发出了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跟随着记者的足迹，通过媒体人的镜头话筒和笔触，我们看到了福建长汀“生命等高线”上铭刻的军民血脉相连、感动于江西瑞金“踏着先烈血迹前进”的英勇壮烈、重温了六盘山“红旗漫卷”时胜利在望的喜悦……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征所锻造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坚强意志，不畏难不畏死的英雄气概，是我们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原点。新时代，再出发，今天的我们更要焕发长征精神新的时代意义，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再续新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我们要时刻牢记这三个“来之不易”，在理想信念上坚定不移，在行动作为上言行合一，永葆与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初心，不断砥砺忠于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革命理想高于天。今天的新长征路上，发展任务紧迫繁重，改革攻坚艰苦卓绝，外部环境极端复杂。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承担的历史重任丝毫不亚于当年的万里长征。但是，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新时代的长征路一定要走好。我们既要传承长征精神、也要汲取长征智慧，在战略上把握方向、统揽大局，在实践中突破关键、抓住重点，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进！（央视评论员）[详情]
原标题：《长征路上的爱与诗》之《铺开二万五千里的长卷》 人类有爱：最圣洁的爱，是亲人之爱，战友之爱，民族之爱； 世界有诗：最隽永的诗，是追求的诗，牺牲的诗，奉献的诗。 长征，用最隽永的诗，开创了世界历史上空前伟大、惊天动地的壮举； 红军，用最圣洁的爱，谱写了人类命运中壮怀激烈、可歌可泣的史诗。 在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战士牺牲。30万红军战士，超过90%牺牲在路上……艰难可以摧残红军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红军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动摇红军的理想信念…… 中国之声《长征诗会》创作组一路跟随长征战士的足迹，特别创作一首诗歌《铺开二万五千里长卷·长征》，致敬英雄、纪念长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详情]
原标题：六盘山上，红旗漫卷西风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宁夏固原市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上，镌刻着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名篇《清平乐·六盘山》。 词中所描写的六盘山，古称为陇山、鸡头山，地处宁夏南部黄土高原，平均海拔超过2500米，是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必经之路，也是红军长征时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因此被称为“胜利之山”。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休整了3天。8月17日，红二十五军仅以两个连的兵力一举攻克德隆县城，最后与主力部队会合，连夜翻越六盘山，进入甘肃平凉境内。10月5日，红军进入宁夏西吉县境内。当时，国民党军为了堵截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在六盘山一带设置了包括国民党毛炳文两个师、东北军何柱国骑兵部队、门炳岳及西北马鸿宾部队等在内的重兵，形势相当严峻。10月7日，陕甘支队主力沿固原王套、后莲花沟到达六盘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则向东南绕隆德县境，沿小水沟登上六盘山。 仲秋时节，秋风送爽，天宇澄澈。在六盘山主峰之一的牛盘山顶，六盘雄姿一览无遗，招展的红旗尽收眼底。毛泽东回顾红军纵横十余省、长驱几万里的艰难历程，看到中央红军沿战国秦长城一路东进，即将到达目的地陕北，展望革命前景，顿时感慨万千。一首《清平乐·六盘山》，既抒写了红军的豪情与气度，也让六盘山为人所熟知。 如今，不少游客慕名来到六盘山，走一走“红军小道”，亲身体验长征的艰难险阻。这条长2.5公里的小道，以雕塑群的形式再现了当年红军长征壮举的18个主要场景。从山脚沿着红军小道拾级而上，“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场景在沿途逐一呈现。 “翻过六盘山，中央和中央红军就彻底地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杜彦荣介绍，六盘山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符号和记忆，它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与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还创作了《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等多首不朽的诗词。这些作品不仅生动记录了红军长征辗转曲折的行动轨迹，更让长征精神以文字的方式流传了下去。 《清平乐·六盘山》诞生之后，在军民中广为流传，极大地鼓舞了斗志。后又历经几次修改，最终形成了今天人们熟知的这个版本。如今，在宁夏的六盘山长征纪念馆等纪念景点、各党政机关及高校里，经常可以看到这首《清平乐·六盘山》。 “《清平乐·六盘山》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是毛泽东留给宁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一名句，已经融入宁夏人的血脉之中，激励着宁夏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勇前进。”杜彦荣说。 （本报记者 方曲韵 章文 费建异）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原标题：两只米袋子见证鱼水情（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图为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红军长征纪念碑。本报记者 刘 峰摄 红军长征途中，有一些历史细节，虽然时间久远，却历久弥新，鼓舞人心。 比如，两只米袋子的故事。 长征途中，粮食贵比黄金。负责照料毛泽东生活的警卫员陈昌奉，从江西苏区出发时背了3袋米以备应急，其中一袋在贵州送给了乞讨的苗族老大爷，剩下两袋背在身上从不离身。 1935年9月，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北上到达甘肃西固哈达铺，改编为陕甘支队。之后，部队进驻通渭县城。眼看着米袋子又瘪了，陈昌奉琢磨着，该怎么填补这空空如也的米袋子？ 10月5日，红军陕甘支队所辖3个纵队，由甘肃静宁界石铺入宁夏固原，继续向陕北挺进，宿营于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临出发时，部队严令，必须尊重当地风俗习惯。进村后，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临行前，战士们把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数归还所借物品，损坏了按价赔偿。红军列队走出村庄时，当地群众在路边陈设茶水、糕饼、水果，鞠躬拱手为礼，难分难舍。 在沟壑纵横、苍凉贫瘠的黄土高原，群众靠天吃饭，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可红军来了，亲人来了，老乡们连夜煮了羊肉、蒸了馍馍。 据西吉县文化馆馆长刘成才介绍：行军路上，毛泽东看到陈昌奉又背着鼓鼓的两只米袋子，便问他，“陈昌奉，你背了些什么？”“羊腿、馒头……全是当地群众做的。不过我可没犯纪律，都照价付钱了。” 陈昌奉回答。 自10月5日进入西吉到10月9日兵出彭阳，红军陕甘支队在固原历时5天4夜。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政策，赢得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顺利翻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胜利到达陕北。[详情]
原标题：将台堡:红军长征胜利的见证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盛夏时节，宁夏南部固原地区明媚凉爽，沿着曲折的山路行至西吉县将台乡，一座夯土垒制、气势恢宏的古堡出现在视野中，将台堡到了。宽阔的红军会师广场上，会师纪念碑庄严矗立，正面刻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16个鲜红雄浑的大字，碑顶上象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三尊红军头像，目光凝视着远方。拾级而上，推开沉重的堡门，一幕幕生动的画卷从历史深处走来。 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的正中央是一个日晷，1936年10月22日在这里被铭记。这一天，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二军团到达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二师胜利会师，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并红六军团首长陈伯钧、王震等，和红一军团领导人左权、聂荣臻、邓小平并红二师首长杨得志、肖华等参加了会师。在东侧的广场上，红旗猎猎、军乐声声，一场盛况空前的红军长征会师大会正在举行，红军万人在将台堡前握手拥抱，大家手拉手载歌载舞，群众送来鸡蛋、纳底鞋等，一时间，广场变成了红五星的海洋。 这是一个胜利的时刻，然而胜利来之不易。1936年7月西征战役胜利结束后，为打破蒋介石阻止红军会合的阴谋，9月初，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主力挺进西兰公路，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红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前进。1936年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之后，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又转战至将台堡等地，准备迎接红二方面军。 此时，红二方面军正奋勇苦战在从甘南仓促北移的征途中。他们不畏艰险，夺路前进，连克甘肃成县、康县、两当等地区，迅速北上，20日到达六盘山南角下，21日进入西吉县境。当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及随二方面军行动的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西吉平峰与红一方面军代理军长左权，还有聂荣臻、邓小平等亲切会面。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二军团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二师胜利会师。红一师三团政委肖锋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粮食、5万块银元、20头肥牛、200只肥羊、1000套棉衣、数百张羊皮、2万斤羊毛和三架缝衣机赠送给红二方面军。贺龙总指挥笑着对肖锋说：“谢谢一方面军同志的关怀，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请你回去代向毛主席和其他同志问好。” 1936年10月24日，红一方面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在将台堡向红二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传达了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并做了关于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红二方面军将士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政策！”贺龙同志听了报告后高兴地说：“这下好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之下了。” “将台堡会师是继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之后红军长征史上最后一次会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的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西吉县文化馆馆长刘成才说。 在这里，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一切都汇集在了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历史长河中。作为长征的最后会师地，将台堡已化作一座精神丰碑。（本报记者 章文 方曲韵 费建异）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原标题：三十三颗红星在述说（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位于劳山战役烈士陵园里的英名亭。 青山巍峨，绿树成荫，陕西延安甘泉县劳山战役烈士陵园里，整齐地排列着33座红军墓，每座墓前都有一座雕刻有红色五角星的墓碑，墓碑上都没有名字。 这33座无名红军墓，述说着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第一场反“围剿”战役的壮烈。 1935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0多万兵力，分5路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9月15日，由鄂豫皖根据地突围的红25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红26军、红27军南下永坪与红25军会师，三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总兵力7000余人。红十五军团组建后，经短时间休整，便投入反“围剿”斗争。 “徐海东、刘志丹率领部队在劳山观察地形，决定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诱导延安守敌驰援甘泉，在路上歼灭敌军。”甘泉县党史办原主任史云楼介绍，9月28日，红十五军团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包围甘泉县城。29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以南到白土坡之间两侧的山坡上布下“口袋阵”，设好伏兵，等待同国民党军队一战。 “即便如此，战斗依然非常惨烈，敌人的装备比红军先进得多，红军伤亡很大。”甘泉县委党校副校长魏延宏说，但红军战士纪律严明、临危不惧，“有的战士身中数枪依然冲锋在前，有的战士断了手臂还坚持战斗，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战斗取得胜利。” “劳山战役的胜利对粉碎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有重要意义。”史云楼介绍，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大多没有留下名字，他们用年轻的生命捍卫了革命，守护了革命根据地。（刘书文摄影报道）[详情]
原标题：“切尾巴”战役：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 新华社西安8月8日电 题：“切尾巴”战役：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 新华社记者刘书云、李浩、蔡馨逸 8月的陕北吴起县草木繁盛，胜利山上游人如织，山顶一棵枝繁叶茂的杜梨树，一如84年前那样，静静看着洛河水汩汩流过。彼时，它站在“切尾巴”战役临时指挥所旁，见证了中央红军为了不把敌人带进陕北苏区，击败尾追敌骑的战斗。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吴起镇，尾追的国民党骑兵团就已到了苏区大门口。党中央连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分析敌情。 “两条腿打四条腿，怕是开玩笑。”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汤彦宜介绍说，因为敌人的骑兵师装备精良，有些干部一开始不主张打，认为经过长途行军很是疲惫，对当地情况又不熟悉。但是党中央大多数同志是主张打的，他们认为，一定要在这里打，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中央红军已经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了群众基础，且之前有步兵打骑兵的经验，所以有把握一定能打胜仗，给陕北人民送一个见面礼。 “那时红军战士穿得很少，群众都穿棉衣了，他们还是单衣，还有穿半截裤的，大部分穿茅草鞋。”吴起县倒水湾村民张新说，爷爷张宪杰曾给中央红军提供了做饭的水缸，刚刚抵达陕北苏区的红军战士早已疲惫不堪，装备补给严重匮乏。 10月21日，战斗前的黎明静悄悄，红军队伍按此前部署，在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以及平台山（今胜利山）等地设伏，对敌形成合围之势。战斗的指挥所设在平台山顶的杜梨树旁，可俯瞰各道川战事。 战斗7时全面打响，中央红军采取分块切割、相机包围的战术，战斗进行到9时许，共击溃国民党骑兵4个团，毙伤敌军数百人，俘敌200余人，同时缴获大量战马、重机枪等武器装备。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为彭德怀赋诗一首，彭德怀看了后，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并退还给毛泽东。 中央红军为何能在兵乏马困之际，打赢“切尾巴”战役？这与深厚的群众基础密不可分。 “为了支援中央红军，当地群众不分白天黑夜集中大批粮食和生活用品，驴驮人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形成了多个川流不息的送粮大军。”吕军是吴起县革命纪念馆老馆长，他说，当地百姓看到中央红军战士在陕北寒冷的时节依然身着破旧单衣，就组织上百位毡匠为中央红军赶制了一批毡衣和毛被套，许多妇女也放下家中的活儿连夜为中央红军精心制作衣服、鞋袜。 至此，中央红军切掉了长征途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这场胜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为了纪念“切尾巴”战役的胜利，当地群众将平台山改名为胜利山。[详情]
原标题：解读红安的“红色”密码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内悬挂的第一次称“红军”的对联。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罗伊璠/摄 “说红安为什么这样红，首先不是要讲这里出了200多位将军，而要说为革命牺牲的14万英雄儿女。”8月1日，面对“再走长征路”的全国媒体记者，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的开场白让人动容。 红安，曾名黄安。中国工农红军两支长征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从这里走出，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等223名将军，被称为中国第一将军县。 在七里坪镇长胜街深深的街巷里，在红军纪念馆一幅幅黑白照片上，在红军家属真切的讲述中，80多年前红旗漫卷、风云激荡的场面恍若就在眼前。 这是一片鲜血染红的土地 资料显示，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列里，每3人中就有1个红安人，每4名英烈中，就有1名属红安籍。 走在红安县七里坪镇的长胜街头，随便问一个街坊，你会发现，这里几乎家家有红军，户户有英烈。 “七里坪镇100多个村庄在战争中消亡。”镇宣传委员肖晓红介绍，1932年年底，红四方面军撤离后，国民党在当地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当时下辖的紫云区人口从6.5万骤减到1.6万，被称为“死人区”。“80多年过去，这里的人口仍未恢复到上世纪30年代的规模。” 红安县内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名，这些姓名被镌刻在烈士陵园一面巨大的弧形黑色花岗石墙上。在这块弧长62米、高4.6米的“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的正中央上方，赫然刻着数字“140000”，密密麻麻的名字常让驻足的人视线模糊。 发生在179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故事，32岁的程星已经讲了10年。作为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的讲解员，革命英烈的事迹，她早已熟稔于心。 “高山岩洞是我的房，青枝绿叶是我的床。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被称为红二十五军“军魂”的吴焕先，早年在家乡发展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组建农民协会，宣传革命思想，得罪了当地的地主恶霸，一家六口惨遭杀害。 劫难过后，吴焕先继续投身革命洪流之中。1927年他领导黄麻起义取得胜利，后红二十五军重建，吴焕先任军长。母亲和身怀有孕的妻子听说部队军粮短缺，将婆媳二人乞讨来的“百家粮”送到军营，而她们自己却饿死在乞讨路上。吴焕先自己后来也在长征路上牺牲，年仅28岁。 七里坪镇张李家村的村民也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尺布和最小的儿子都献给了红军。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撤离大别山时，张李家村有60多名青壮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仅有张天伟、张天华、张天恕三兄弟幸存。 曾任红一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的戴克敏，全家14人参加革命，11人牺牲，满门英烈。还有夫妻烈士王鉴和夏国仪，程启宗、程启波、程启东和程训宣烈士四兄妹，巾帼英雄闵丹桂，少年勇士林清芝…… 80多年后，今天的青少年无法想象，当时16岁的肖国清在即将被活埋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唱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他们或许同样无法理解，“长征路上的七仙女”——7个十几岁的姑娘是哪儿来的力量，忍受饥饿、躲过追兵，日行百里，立下 “宁死在长征路上也不当逃兵”的誓言。 毁家以纾难，青山埋忠骨。实际上，22552名在册有姓名的烈士之外，更多无名烈士的名字，则浓缩在大大的“14万人”里，默默无闻的革命者及他们的家人将全部的热血洒在了革命的征途中。 在红安，流传着一句“一要三不要”：“要革命，不要家、不要钱、不要命”，这是对革命年代红安人的真实写照。 曾任红安县政研室副主任的刘晓军说，红安人常自嘲为“山民”，这里的人耿直、倔强、认死理。但也正是这种犟脾气，使得他们在长征路上、在革命路上不管是遇到自然艰险，抑或与敌人激战，都始终一往无前，不胜不休。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革命的红旗不倒” 饭堂合作社、苏维埃银行、经济公社、中西药局、革命法庭、十月门、正红街、列宁小学……这些代表共产主义新世界的符号，都曾在“列宁市”里实现。 这个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集镇，就是如今的红安县七里坪。 1930年2月，七里坪改名为“列宁市”，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七里坪工会旧址的大堂里，悬着一面犁头旗，墙边竖着一把老旧的铁犁。 红安县档案馆馆长辛向阳介绍，这面1平方米大小的犁头旗，是当地农民协会的旗子。它见证了当时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 1923年，革命元老董必武在武汉召集红安籍党员学生开会，亲自组建了红安历史上最早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黄安工作组。随后将工作组派回黄安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7年11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精神在七里坪文昌宫筹划落实，“黄麻起义”打响了鄂豫皖边区的第一枪。黄麻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正式成立。 “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克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 县城一位有名的书法家吴兰陔写下这副对联表示庆祝，联中以“红色”象征起义部队——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据考，这是第一次出现用“红军”一词称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这支只有300人的“农民自卫军”，是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前身，后来它经历了鄂豫皖的革命武装4年的烽火硝烟，于1931年11月，发展成为总兵力达3万人的红四方面军。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今天在列宁小学旧址的黑板上，可看到这首广为传唱的红色歌谣。1932年以前，鄂豫皖曾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1932年7月，列宁市的宁静祥和被彻底打破。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红二十五军的主力师七十三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一同撤离鄂豫皖苏区，其余的七十四师被编散，七十五师的剩余部队仍然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 红四方面军一走，鄂豫皖区的革命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为了坚持根据地的斗争，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留在根据地内的5个红军团统一组织起来，于1932年11月30日在红安县北的檀树岗村重建为红二十五军。 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了两年的艰苦斗争，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开始长征。这支由吴焕先、徐海东带领的红军部队最迟开始长征，却最先到达陕北，出发时人数不足3000，至永坪会师不减反增，并于途中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根据地，毛泽东称它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向导”。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新四军敌后抗战的重要支撑点。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成为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重要战场。 “黄麻起义后，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这里的）党的组织不散，武装斗争不断，革命的红旗不倒。”鄂豫皖红军发展研究专家李敏说。 而红色革命政权之所以能始终延续，离不开老百姓的积极拥护和支援。 “从这里走出的红军是大别山土生土长的农民自卫军，他们是当地老百姓的儿子，血浓于水，真正的人民子弟兵，所以老百姓都豁出命来保护红军，有一点粮就送给红军。”李敏如是介绍这里独特的军民关系。 “妈妈告诉我，红军到了，我们要去拥护红军。”这是8月2日记者在列宁小学看到的初级国语第一册上的课文内容。纺线、织布、做草鞋、打掩护、送粮食、救伤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遗余力地帮助红军。“我问妈妈，为什么要拥护红军？妈妈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 “不图名、不图利、图贡献”的红色精神永流传 红安县李先念纪念馆内，一个花瓣形子弹的照片引人注目。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李先念在子午镇战斗中中弹。60年后，他的遗体火化，家人从骨灰中找到那颗已熔成了花瓣形状的子弹，这颗子弹伴随他走过60年的战斗人生。 讲解员介绍，夫人林佳楣将这颗子弹珍藏起来，“什么都交给了党，这个留下来教育子孙，告诉他们先辈走过的道路。” 103年前，当红安人董必武走上革命道路时，曾写道：“重违庭训走天涯， 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目， 神州遍种自由花。” 百余年过去，这座共和国著名的“将军县”，至今依然保留着质朴的革命情怀，这就是“不图名、不图利、图贡献”的红安精神。 在红安，红军团长方和明的故事广为流传。 曾经翻越雪山、三过草地、七次负伤、十五次立功受奖的红军团长方和明，放弃在延安休养的机会，毅然决定回乡当农民。 家乡七里坪柳林村的村民不解，问他为何不要荣誉要种田？ “出门打仗是革命，回乡种田也是革命。想想为革命英勇牺牲的71个同村后生，只活了我一个，我么能享清福呢？我不回来把家乡建设好，不除掉家乡的穷根，怎么对得起烈士们哟！”方和明曾对党旗宣誓，“不是为做官，而是要革命。”在他心里，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 全国开展“捐献群众运动”时，方和明打了三天短工，将挣来的两角四分钱送到乡政府；生产队里修厕所没有砖，他把自家盖猪圈的石头和土坯献了出去；队里建仓库，他把自己做楼板的木料先用上。 方和明的孙女，而今年近六旬的方保红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在民政局当打字员，有时抱怨工作太累。爷爷对她说，“只有病死的人，没有累死的人。单位里你年轻，多吃点苦，累不死。” 不只方和明，在整个红安县，“不图名利图奉献”已内化为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精神底色。 据县统计局记录，从1955年到1983年，红安共上交公粮189546万斤。这是一个苏区上交给国家的粮食，而按国家有关规定，苏区可以免交公粮。 对于这组数字，当地干部和农民都给出了相同的解释：红安出了两任国家主席，作为主席的同乡，有责任作出表率，为他分忧。 1964年晋升共和国少将的秦光远，出生于七里坪观音阁村，参加过长征，曾任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等要职。 秦光远的侄子秦秋平如今担任观音阁村党支部书记。27年前，他高中毕业，想找伯父照顾一份工作，被他拒绝。 秦秋平拿出两封珍藏的家书，是伯父秦光远上世纪80年代写给父亲的——“村里和组里同意给你家免交提留，不能这样做。万一交不起，我给你想办法。遵照党章规定、发挥支部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作用，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能做的事，党员自己首先不做。” 而今，这位带领全村69户贫困户209人全部摘掉了贫困帽的村支书渐渐理解了昔日伯父的苦心，更牢记了伯父的嘱托：“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 本报湖北红安8月7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张艺 记者 雷宇[详情]
原标题：“坚持向前走，不能掉队”（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本报记者 龚仕建 人民网记者 吴 超 8月6日，在延安八一敬老院，91岁的梁克兴（中）讲述长征的故事 本报记者 龚仕建摄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陕西延安八一敬老院，91岁的梁克兴唱起了这首经典歌曲，将人们带回那段革命岁月。途经11个省区，行走两万五千里，各路红军主力陆续汇聚延安。 老红军刘天佑也曾在八一敬老院生活。刘天佑出生于1916年，2009年逝世，是经历长征的老红军。回忆起外婆刘天佑，雷勇有讲不完的故事。“外婆是四川巴中人，小时候家里很穷，给人家当佣人。一次赶集途中，她遇到了红军宣传队，当时就报名参加了红军。”雷勇说，“后来还是红军的首长给外婆取名刘天佑。” 1933年10月，刘天佑参加红四方面军从事宣传工作。1935年8月随部队长征，翻越雪山，两次过草地。1936年9月到达甘肃会宁，在部队医院做医务工作。刘天佑曾给雷勇讲过长征的故事，她说：“爬雪山，过沼泽，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坚持向前走，不能掉队。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和信念。” 这种精神和信念，影响着刘天佑的一生。2008年7月2日，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延安传递，92岁的刘天佑在延安传递第一棒。“接过火炬，外婆执意不坐轮椅，自己小跑了50多米。”雷勇回忆。 “任何时候都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这是刘天佑经常说的话。雷勇说，每次见外婆，她都叮嘱自己要踏实工作。 延安八一敬老院副院长张柏亚介绍，敬老院的老人们常结合自身经历现身说法，向来访者进行红色教育。这里不仅是老红军、老复员军人的家园，更是弘扬延安精神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详情]
原标题：[记者再走长征路]红军传单褪不去的红色记忆 人民网郧西8月6日电 （周雯）“什么是红军？”8月5日，记者在湖北省郧西县档案馆，看到了这张珍贵的《什么是红军》宣传单。宣传单上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向当地百姓清楚阐述了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和政策。褪色的宣传单，见证着永不褪色的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934年11月，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他们从鄂豫皖根据地长征到郧西、陕南地区。部队到达郧西后，红二十五军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播撒革命火种，《什么是红军》宣传单就是当时印发的。 记者看到，这张476字的传单上清晰写着：“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民、贫民、士兵出身，所以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落款为1934年12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 “这张传单讲的都是大白话，不仅阐述了什么是红军，还详细介绍了红军部队的作风。”郧西县原史志办主任李仁喜介绍，这份85年前红军宣传单，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当时红军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着，赢得了百姓的拥护。 郧西县档案馆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珍贵的宣传单。（周雯 摄） 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与长征途中军民一心积极宣传红军思想、传递革命精神密不可分。1935年2月1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县庙川区虎坪涝池大院召开第二十次常委会议，再次提出“大量的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战略目标。 “这次会议也称之为‘郧西会议”，对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史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地区出发的时候是2900多人，到我们这地方只有是2500多人。”李仁喜介绍，为此，当天下午紧接着举行了军民大会，向当地老百姓宣传红军，不少郧西百姓当场就报名参加了红军。 郧西县湖北口乡的李玉才也是那时加入了红军队伍。如今，保存下来的这份珍贵的传单，就是他和家人历经艰辛守护下来的。 1935年5月，驻扎郧西的红二十五军准备西征北上。临行前，红军特务队副班长李玉才回老家看望生病的母亲。部队交给他一份传单，让他再继续宣传红军。 “在白色恐怖的艰苦环境下，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的搜查，爷爷在深山老林里躲了上十年，走时他把这份红军传单交给奶奶刘立英藏了起来，并再三嘱咐她用生命守护这张传单。”李玉才的孙子李登科回忆，奶奶虽然不认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发的传单，便决心将它保存下去。 李登科接受采访 历经敌人的百般折磨，刘立英也没有交出这张红军传单。“用锥子剜，吊在树上打，后来身上还一直留着疤痕。”李登科说，奶奶始终坚信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的思想不仅写在纸上，当时也是这么做的，百姓都看在眼里，都打心眼里拥护红军。 直到1981年当地核查史料，来到了李玉才的老家，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才被世人所知。 李登科展示他家珍藏的《什么是红军》宣传单的复刻版。（周雯 摄） 李登科说，当时奶奶上交了这份她用生命守护的传单，她请求档案部门把这份珍贵的传单影印一张送给了她。李登科回忆：“奶奶曾说过要把这张传单作为传家之宝，教育子子孙孙，把这种革命精神祖祖辈辈传下去。” 85年过去了，《什么是红军》宣传单褪去了昔日的鲜红，但共产党人的初心永不褪色。85年后，共产党人的主张不仅印在了纸上，更用实际行动写进了百姓心里。[详情]
原标题：【记者再走长征路】红色大别山 英雄万万千 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巍巍大别山，英雄万万千。”这里堪称“红军摇篮、将军故乡”。位于大别山南麓的湖北省麻城市，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之一。 “三支半枪闹革命，二十六将出乘马。”在麻城市北部，有一个乘马岗镇，被誉为“中国第一将军乡”。开国大将王树声、上将陈再道等将军都是乘马岗人。这里可谓将星闪烁。 “1927年春天，‘麻城惨案’发生。在武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同志，派出200名学生军驰援麻城，一举击溃地主武装，推动了麻城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当年学生军指挥部的旧址——乘马会馆内，担任“小小讲解员”的乘马中学学生夏慧，向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讲述了乘马岗的红色历史。 1927年“八七会议”后，“黄麻起义”的枪声打响，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的革命战争大幕，红色风暴席卷鄂豫皖3省26县。“一九二七年哎，共产党大发展哎……红旗插遍大别山，土地革命把身翻哎呦。”这句当年的革命歌谣，生动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当年，乘马岗成为麻城的红色中心，建立起了乘马苏区。乘马苏区拥有13个乡苏维埃，在500余平方公里土地上，8万人中有2.9万人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1000多人参加长征。”乘马会馆文物管理所副所长丁坤锋说。 “红军长征并没有从麻城经过，但从这里走出了红军队伍。麻城一共走出了36位共和国开国将军，在红军长征乃至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麻城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敏告诉记者。 红军离开鄂豫皖后，麻城到处是白色恐怖。“乘马、顺河两大苏区原有18万人口，到1935年国民党政府统计人口时，只有40564人。13万人在战乱中或死难，或流离失所，部分妇女儿童被贩卖到外地，在册的革命烈士达5938人。麻城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李敏说。 漫漫长征路上，走出鄂豫皖的麻城人，经受着另外一番考验。“天是被、地是床，雪水拌干粮。征程百里无炊烟，皮带、草根充饥肠。风雪寒侵岩石裂，红军战士更刚强。风雪吓不倒英雄汉，胜利在前方。”这是来自乘马岗的开国少将赵炳伦在1936年4月率领部队第三次过雪山时，即兴编的一首歌《过雪山》的歌词。歌词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红军战士们，最终他们胜利翻越雪山，进入山脚下的四川道孚县城。 79岁的麻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史瑞林，曾采访过多位麻城籍开国将领，他向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讲述了长征故事。“1987年，我在北京见到陈再道将军，他说起长征时，用了3个‘最’：最苦的是过草地、最难的是爬雪山、最怕的是战士受伤生病。过草地时，陈再道让战士们每人准备一根棍子探路，用弓腰前行、拉开距离的办法，顺利过了草地；爬雪山时，他们在衣服外披着一层草袋，腰上再扎一圈草绳，用铲子铲雪开路。虽然备有干粮，但以防万一都舍不得吃，以吃雪和冰块充饥的办法爬过了雪山。在艰难过雪山草地时，红军队伍舍不得丢下伤病员，用担架抬、用马驮。后来，多亏了老百姓用土办法治好了不少官兵的伤病，减少了部队伤亡。”史瑞林说。 “永远跟着共产党，崭新世界我们开。”在麻城，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地域的人，都在讲述红军的故事。红色基因，流淌在麻城人的血脉中，也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当年的革命歌谣，依然激励着麻城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浩）[详情]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生命的最强音——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烈 新华社武汉8月4日电 题：生命的最强音——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烈 新华社记者张铎、侯文坤、王作葵 如果此生只能再讲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长江边、洪湖畔，曾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生命是那么的短暂，他们的语言却是那么的坚定。 这些语言，拥有穿透历史的力量。 陈步云：给儿做套列宁服 他是儿子，也是丈夫。牺牲前，他对自己的母亲说：“儿死后，您一不要给儿烧纸，二不要给儿做斋，只要给儿做件列宁服穿上就行了。”在湖北省监利县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龙敏的指引下，《陈步云妻母探狱图》映入参观者眼帘。 陈步云，1927年任中共监利县委书记。他率领监利剅口农民秋收暴动队，向反动势力展开武装斗争。 1929年2月7日，陈步云在剅口附近的黄桥召开群众大会，由于叛徒告密，在场的县委干部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军包围。危急关头，群众将陈步云藏进了草垛里。 为了威逼老百姓交出陈步云，敌人架起机枪准备开枪射击。 “不能开枪，我就是你们要抓的陈步云！”为保护群众，陈步云冲出草垛，大义凛然地走向敌人。 敌人对陈步云用尽酷刑，又把他的妻子和老母抓来探监，企图用亲情软化他。 “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请你们在我的坟头放一挂鞭炮，好让我和你们一起高兴！”陈步云对妻子和母亲这样说。 1929年3月22日，陈步云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年仅30岁。 龚南轩：要我投降比登天还难 “从事革命，努力奋斗；壮志未遂，半途牺牲；母老子幼，孝义两亏；教育子女，继续革命；只要真理，视死如归；共产党员的意志不可摧，要我投降比登天还难！”作为一名父亲，在狱中面对自己的幼子，龚南轩写下了这篇“拒降书”。 龚南轩，1926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时期，龚南轩同陈步云等人在监利县建立和发展中共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在县城附近的黄公垸秘密成立了监利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龚南轩被选为宣传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龚南轩转移到洪湖沿湖一带坚持斗争，组织领导了全县的秋收暴动，建立了洪湖岸边最早的一小块革命根据地。 20世纪20年代末，龚南轩在开展地下活动时不幸被捕，“要我投降，除非日出西山，江水倒流！”他这样对敌人说。 敌人见硬逼不行，又施软计，乘龚南轩的嫂子抱着他的幼子到监狱探视之机，用所谓“天伦人性”劝他投降。 行刑之日，敌人给龚南轩带上脚镣手铐，游示长街。龚南轩沿街高呼：“革命一定胜利，反动派必将灭亡！”英勇就义。 秦凤二：留我何用？留儿报仇 在湖北省石首市桃花山镇，革命母亲秦凤二一门九英烈的故事广为流传。 “红军树上党旗飘。”红色廉政教育基地现场教学老师吴嫦蓉介绍说，秦凤二有3个儿子，其中大儿子李恒久是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军事部部长。在长子影响下，秦凤二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担任桃花山四区区妇协会主任。 她不仅走村串户号召妇女起来反封建、反压迫，还先后动员自己的大伯李楚文、二伯李丕明、小叔李克文、侄子李新德、李光中、李光华和次子李炳煊、小儿子李作鉴参加革命。 1928年8月，在反“围剿”斗争中，李恒久、李炳煊兄弟俩壮烈牺牲，秦凤二的其他六位叔伯子侄也相继遇害。1932年7月，国民党对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秦凤二和小儿子不幸被捕。秦凤二的娘家哥哥为了救妹妹和外甥四处奔走，最后敌人仅答应免去秦凤二的死刑，但还是要杀死她的小儿子李作鉴。秦凤二得知这个消息后悲愤异常，她说，留我何用？留儿报仇！ 就这样，秦凤二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儿子的生命。临刑前，秦凤二高喊：“共产党是杀不绝的！” 一家10人参加革命，9人英勇就义…… 漫步洪湖畔，这样的故事如洪湖水的浪花，不断朝记者涌来。[详情]
原标题：在麻城追忆“红军干娘”（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本报记者 范昊天 钱一彬 “快到我家躲躲。” “可这会连累您啊！” 在湖北麻城市乘马中学内的一间教室，一名身穿蓝布衣的学生，紧紧攥住另一名身着灰色长衫的“小演员”的手，动情地说：“我指望红军为我们百姓打天下，推翻压在我们身上的三座大山，让我们穷人过上好日子！” 这是情景剧《红军干娘》中的一幕，讲述的是麻城西张店老街“红军干娘”周家姆帮助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红军战士王树声躲避敌人搜捕、儿子不幸牺牲的感人故事。 麻城是王树声的家乡。当年，从乘马岗山间小道到西张店老街，革命队伍向穷苦百姓宣传革命主张。王树声是其中的活跃分子。在西张店地区进行活动时，王树声与周家姆结下了“母子”深情，平日里习惯喊她“干娘”。周家姆的家成为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 有一次，王树声和麻城县委负责人在秘密召开紧急会议时，遭到敌人追捕。王树声连夜转移至西张店老街，被“干娘”周家姆藏在家中。正值深夜，敌人在老街大肆搜捕，甚至架起机枪威胁。 “我还要去通知同志转移，十万火急，我不能待了。”王树声着急地要出门。周家姆心知拦不住王树声，便找出儿子的一件蓝布袄和一条旧棉裤让他换上。为给王树声争取时间，周家姆让自己的大儿子王正道假冒王树声，丧心病狂的敌人为了邀功顾不得核查，残忍地将王正道杀害。 “虎口脱险的王树声后来回乡专门拜访周家姆。王树声说，‘您为了掩护我，掩护我们红军，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以后我们都是您的儿子！’”麻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史瑞林曾深入寻访周家姆的感人事迹。他告诉记者，周家姆还让王树声带上另外两个儿子参加红军。 “我们红区人，个个要觉醒，参加红军杀敌人，革命要齐心……”一曲《送郎当红军》高亢、激昂，唱出了麻城军民齐心斗争反压迫的豪情壮志。[详情]
原标题：[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鄂豫陕根据地：大家一家 军民一心 央视网消息：8月1号，再走长征路第52天。湖北郧西。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建立的根据地。郧西县地处鄂陕交界，红二十五军在这里建立了第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一幢土坯老屋静静屹立，黑瓦黄墙。据当地党史专家介绍，1935年2月19日鄂豫陕省委在这里召开了第20次常委会议，再次提出“大量的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战略目标。 原郧西县史志办主任 李仁喜：郧西会议在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地区出发的时候是2900多人，到我们这地方只有是2500多人，力量削弱，因此红二十五军需要发展壮大。 这次会议，明确部队放弃入川，就地创建根据地的目标。这一决策为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积蓄力量，北上接应中央红军创造了条件。 为了扩大部队，红二十五军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宣传工作有声有色。在印发《什么是红军》传单之后，又刻印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民族政策》、《告国民党士兵书》等布告。其中在《告国民党士兵书》发布后不久，国民党陕军警备第一旅的一个连就投诚参加了红军。 央视记者 黄峰：在郧西县的多个乡镇，至今都还可以见到像我身后这样，写在房子上的红军标语，通过团结农民、发展农民，扩大了队伍。就我目前所在的郧西县关防乡，有一个二天门村，村里的老人告诉我们，当年全村一共有78户，有76人参加了红军。 在关防乡二天门村，被当地人记住的，不仅有写在民房上的红军标语，还有一段感人故事。1935年，村民丁敬礼为了反抗地主的压迫，参加了红军组织的“抗捐队”，因为他读过书，就担任了宣传委员。红军发布的政策和主张，让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为了把红军的主张告诉更多贫苦百姓，丁敬礼自编红军歌谣，走村串户地唱给大家，其中唱的最多的就是“打富救贫”。这传到了反动民团的耳中，他便成了眼中钉。1935年7月，红军大部队北上后，他不幸被俘。 打富救贫，为的是穷苦人，帮的是老百姓。而为了封锁红军宣传的主张，反动民团对丁敬礼进行了非人的摧残，而直到牺牲那一刻，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 大家一家，军民一心，历经生死，不改初心。据统计，郧西县的2409名革命烈士中，半数以上是在保护红军，支援红军中牺牲。正是有了当地穷苦百姓的支持，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充实了力量，来时部队2500余人，只用7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包括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在内的6000多人。 当年，从湖北口回族乡追随红军长征的青年丁起鸿，就是为了穷苦人能过上好日子。后来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为了能让后人记住那段历史，丁起鸿给几个孩子都起了特别的名字。 老红军丁起鸿的儿子 郧西县公安局土门派出所民警 丁爱军：我父亲给我们弟兄三个起的名字，老大叫爱民，老二叫爱国，我叫爱军，就是说把红军的这种精神永远刻在我们的名字上，希望我们把红军的精神发扬光大。 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也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广泛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不仅为部队增加了战斗力，也为长征走向胜利吹响了号角。[详情]
原标题：“红军树”见证初心（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本报记者 程远州 67岁的刘克树，默默守护“红军树”（见图。本报记者程远州摄）已有31年 这是3棵树龄400余年的黄芯树，生长在湖北省石首市桃花山鹿角峰虎脚爪公路边。大树参天，亭亭如盖，粗壮的树干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刻下的标语依稀可辨。 “‘红军树’是湘鄂西苏区人民跟随贺龙闹革命的历史见证。”刘克树说，他自小常听父亲刘道明讲述“红军树”的故事，对这几棵古树有着深厚的感情。 石首市原党史办主任蔡国松介绍，1930年1月29日，中共石首县委组织赤卫队400余人从桃花山出发，配合红军独立第一师袭击华容县反动团防，沿途刷写了数百条标语口号。粗大的黄芯树，成为宣传革命的天然媒介。赤卫队员们刻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军阀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等大字标语，群众响应者云集。 “因为革命标语，这些黄芯树成了地方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每次‘清乡’，都要大肆毁坏。”蔡国松说，当年众多写满革命标语的“红军树”，存活下来的只有3棵。 “老百姓用锅灰和石灰混合桐油搅拌后，将树上的标语抹平，再用刀刻出树皮的裂纹，让敌人难辨真假。”刘克树说。 大树无言，历史有痕。“在贺龙带领下，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群众解决困难，深得百姓拥护。”蔡国松说，仅20多万人的石首就有3万多人投身革命。红二军团南征时，湘鄂西苏区常常见到父送子、妻送夫、父子同参军的动人场面，涌现出革命母亲秦凤二带领一家10口人参加革命、9人英勇就义的悲壮故事。 这些故事，刘克树听父亲说了不知多少遍。刘克树的父亲义务守护“红军树”直到去世，此后刘克树成了“守树人”，浇水施肥，剪枝除虫，清理杂草。 恰逢八一建军节，桃花山红军树革命烈士纪念园里，人们在树下缅怀先烈，在纪念碑前敬献鲜花。“等我走不动了，我的儿子会接班来义务守树。”刘克树说。[详情]
原标题：【记者再走长征路】两代烈士守墓人 父子接力52年 央广网阿坝7月30日消息（记者夏恩博）这个季节，每天早晨六点半，罗建国起床后，就会来到离家两百多米远的红原县邛溪镇革命烈士陵园，开始清理陵园里疯长的野草，擦拭那一座座大理石墓碑和坟茔。 罗建国在烈士陵园拔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夏恩博 摄） “这个时候草长得很快，拔完了又长出来，拔得慢了就没过墓碑咯！墓碑要经常擦，因为鸟会拉屎下来。”57岁的罗建国，身材瘦小，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说话时一脸的认真。那189座烈士墓冢，他都擦拭的一尘不染。 从1995年至今，他每天做这项简单的工作，从未放下过。这一切，源于对父亲的承诺。 烈士陵园中的无名墓碑，是当年牺牲的红军战士墓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夏恩博 摄） 罗建国的父亲罗大学，13岁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过草地时因伤掉队，不得不流落在四川红原县邛溪镇。为了生存，罗大学不得不给别人当娃子，养好伤后便去给当地的头人做长工，直到解放。1967年，罗大学开始义务守护邛溪镇烈士陵园。这一守，就是28年。 在罗建国的记忆里，父亲尽管腿上有个巴掌大的伤疤，而且经常腿疼，但他从未因自己是老红军而向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对于子女，他要求也格外严格，要求他们自强自立，勤俭节约。有时候，父亲怀念在大草地上牺牲的战友时，会忍不住落泪。 渐渐地，父亲年龄越来越大，守护陵园的活儿干得越来越吃力。父亲希望罗建国接他的班，罗建国十分不情愿，因为家里生活条件本来并不好，他还要打工讨生活，哪里还有精力像父亲这样守护烈士陵园呢？ 父亲说：“你自己好生想一下，这些埋在陵园里的只有十八九岁的烈士，他们为了什么牺牲呢？你生在新中国，吃穿不愁，这可都是这些烈士们打下来的，可不能忘记他们！” 父亲的话刻在了罗建国的心里。父亲去世后，他成了第二代义务守墓人。而且其中17个年头里，他是边打工边做这项工作的。因为父亲曾要求他，要自己养活自己，不能因为守墓而向政府伸手要钱。 罗建国守护着邛溪镇革命烈士陵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夏恩博 摄） 奶牛产奶的季节，罗建国就去奶粉厂打工。奶粉厂没活儿的季节，他就去做清洁工作。因为工作不稳定，收入低，生活实在艰难，2012年民政部门了解到他疾病缠身、没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便给他办了低保和生活慰问。2019年，烈士陵园归退伍军人事务局管理后，当地部门又给他发放了每月1200元的公益岗位津贴。 罗建国说，他今后就是要专心守护好烈士陵园，直到守护不动。[详情]
原标题：红军走过这片草原（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在儿媳妇阿尔基看来，公公侯德明的一生就是传奇，“尽管他没有做过什么大事”。站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日干乔大沼泽的一块石碑旁，阿尔基讲起过去的故事。那块石碑上镌刻着周恩来总理1960年为红原建县题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10个大字（见图。本报记者卫庶、陈振凯摄影报道）。 侯德明老家在湖南大庸（今张家界），一家9口人参加红二军团，跟着老乡贺龙长征。1936年夏天，队伍到达红原境内。一天，母亲牺牲在沼泽地里，侯德明当时还年幼。后来，侯德明掉了队，一个喇嘛收养了他。他开始学习藏语，人勤快老实，当地土司把女儿嫁给了他，因为他“人品比金子还好”。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瓦切镇上的保管员，保管的玛瑙、珊瑚等珍贵物品，无一丢失。 2004年因为媒体报道，湖南的家人联系上了侯德明。事后才知，长征后，一家9口人只活下来3人。2005年，侯德明启程回湖南老家那天，镇上熟人都来送他。阿尔基至今记得，当天人山人海，大家为侯德明找到亲人高兴，又都说：你一定要回来，这儿离不开你。探亲后，侯德明很快便回来了。 在阿尔基眼里，侯德明对家人影响很大。“公公常说，年轻人遇到一点小事，不用怕，再难也没有红军过草地难。只要人品好，就像埋到土里的金子，早晚都会发光，都会有好运气。” 侯德明去世前，组织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一样都没有提，“比起牺牲的战友，自己很幸运。” 红原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贺建军介绍，许多红军战士牺牲在长征途中，红原留下“金色的鱼钩”和“七根火柴”等动人故事。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红军三大主力经过红原境内的雪山、草地和沼泽。艰苦岁月中，红原牧民为红军当向导，用青稞和牦牛支援红军，救助、收留了许多伤病、掉队和失散红军。 亚口夏山红军烈士墓、日干乔大沼泽、嘎曲河、色地坝和年朵坝大草地等革命遗址，是红军长征在红原的历史见证。 2003年，红原县委和县政府在日干乔大沼泽修建了红军过草地纪念碑。这个大沼泽是红二、红四方面军左路纵队穿越草地北上的所经之路，被称为陆地上的“死亡之海”。纪念碑碑身右侧，刻着一段话——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卫庶 陈振凯）[详情]
原标题：记者手记: 泸定桥断想 新华社成都7月30日电 题：记者手记: 泸定桥断想 新华社记者 丁玫 这是7月26日拍摄的泸定桥。新华社记者吴壮摄 终于，我们站在了泸定桥上。 桥体在不规则晃动，荡秋千似的，脚下水流激荡，桥板稀疏，似乎每一步都有踏空的危险。此刻，真切感知何谓“大渡桥横铁索寒”！ 84年前，绝境中的红军，面对滔滔大渡河，面对河岸顽抗之敌，选出22名勇士担当飞夺泸定桥的先锋。勇士来自英名赫赫的红四团，都是自愿报名。 这是信仰的对决，这是意志的拼杀。 泸定桥只有短短100米，在万里征途中，似乎可以忽略。然而，那一刻，中国革命的成败系于这100米，系于22名红军战士的勇气和信念。 桥板被敌人抽走，剩下的铁索是滚烫的，守桥的敌军气急之下在桥头疯狂纵火，是勇士们用血肉之躯，冲过铁与火的封锁，突破枪林弹雨，以超越生命极限的壮举，打开了通往胜利之路。 血路杀开，他们身后，千军万马走过了泸定桥。 下达战斗命令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从这座铁索桥走过，进入泸定城。 1年之后，在延安，毛泽东对斯诺说: 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间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在那里失败了，红军就可能被消灭。 毛泽东写下“大渡桥横铁索寒”，一个“寒”字，既是对严峻战事的真实描述，也是对红军付出牺牲的彻骨痛惜。 在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展线结束的地方，写着巨大的“传奇”二字。 记者从东桥头出发，踏出了走过泸定桥的第一步。大约走到10米处，晃动加剧，大家抓住各自背包带，互相搀扶着……终于，走到了西桥头。 就这样，记者亲身感受着这个伟大传奇的温度和分量，感受着历史的脉搏。过桥时攥在手里的手机，始终没有勇气、没有可能举起来…… 回到东桥头，暮色降临，霓虹闪烁，广场上藏族音乐响起，市民们围成大圈跳起锅庄。 记者拍下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有朋友留言: 当年勇士们的梦想，就是为了今天的盛景吧。[详情]
原标题：重访两河口会议召开地——红军北上，朝着胜利的方向（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本报记者 卫 庶 陈振凯摄影报道 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的“红军北上”雕像 在一座关帝庙前，身着嘉绒藏装的杨成红停下脚步。这座庙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两河口镇，是著名的两河口会议召开地。杨成红是小金县达维镇副镇长，也是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兼职解说员。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县）会师。懋功所在的川西北人烟稀少，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发展。红军接下来往哪走？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关帝庙里召开扩大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通过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纪念馆里一张巨幅油画，重现了会议场景。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 很快，中共中央离开两河口北上，翻越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到了四个土司管辖的“四土”地区（今马尔康市）。7月上旬，中共中央在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休整一周，继续北上。在卓克基红军长征纪念馆门前，有座名为“北上”的雕塑群像——以毛泽东为中心，展示了红军战士和藏族小红军举旗挑担，跟随领袖向北进发，爬雪山过草地的场景。这一群雕，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的“红军北上”雕塑遥相呼应。毛泽东曾多次讲到一个细节：红军过草地时，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而是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 方向决定成败。就在两军庆祝会师，北上方针开始贯彻之时，张国焘却进行了一系列违反党的原则的活动，反对北上。行军途中，张国焘竟另立“中央”，坚持南下，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后来，南下失败，张国焘才不得不再次北上。 历史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唯有遵循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才有长征的胜利。小金县党史与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学贵认为，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两河口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在马尔康市松岗镇胡底革命烈士纪念广场上，纪念碑被命名为“北望”。遭张国焘残害的胡底烈士所望向的，正是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方向。 在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座高大的毛泽东塑像，背靠青山，目光坚定。 山河无言，历史回响。[详情]
原标题：丽江古城的红色记忆 新华社昆明7月22日电题：丽江古城的红色记忆 新华社记者李䶮、薛笔犁、林碧锋 彩云之南，秀色丽江。在这座美丽古城大约800年的悠远历史当中，有一段80余年前的红色记忆，令人铭记至今。 1936年3月底，由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接到朱德总司令“北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电令，迅速调整战斗部署，开始了以抢渡金沙江为目标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由贵州突入云南，突破重重敌障，进抵鹤庆县。 此时，国民党军判断红二、六军团将由云南永胜县抢渡金沙江，故布下重兵企图围歼红军。红二、六军团识破敌人阴谋，在佯攻永胜的同时，主力部队转向丽江急进，以甩开敌军，在其防御薄弱的地带渡江北上。 “这条路就是茶马古道，也是当年红军进丽江的行军路，我的叔叔为红军做过向导。”今年已经76岁的纳西族老人和文戬领着记者，一边沿着雨后泥泞的小路登山，一边说：“我叔叔告诉我，红军不简单啊，红军当年虽然穿得差，但缝着五角星的帽子都戴得端端正正”。 然而，在红军初入丽江时，并不是每一位老百姓都了解这支穷人的军队。 “当时丽江的国民党民团不敢和红军正面交锋，但却跟老百姓做了很多反动宣传，红军要争取群众，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原丽江市委党史办副调研员和钢说。 最终，红军用自己铁一般的纪律赢得了丽江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戴。 丽江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桑增光说，他的四爷爷桑即强当时被红军从监狱解救出来，为了报恩主动为红军带路。“抢渡金沙江前，丽江古城的裁缝师傅们纷纷响应红军的号召，为他们赶制衣帽、粮袋，为翻越雪山储备军需。”桑增光说。 在丽江行军途中，红军途经9个乡镇，110个大小村庄。红军所到之处，开牢释囚、开仓济民，宣传共产党政策，严明军纪、团结群众。 和庚吉是丽江历史上最后一位进士。当红军长征过丽江，古城内外人心惶惶时，这位已隐居深宅的老人却走出家门，号召大家迎接红军，还把自己的一座大院让给红二军团做指挥部。在他的动员和影响下，丽江民众出城来到5公里外的中岗村东元桥，隆重摆设香案、敬备酒茶、献上供品，迎接红军进入丽江古城。 据丽江历史研究机构统计，红军在丽江期间，共有71名各族百姓自愿为红军做向导，有1000多户农民家里住过红军。此外，还有14名丽江青年参加了红军。红军在丽江仅停留了5天4夜，却与丽江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也在各族人民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着优良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这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使红军得以不发一枪一弹过丽江， 也奠定了日后丽江和平解放的基础。”和钢说。 1949年，国民党反动统治濒于崩溃，当年的红军就要回到丽江。丽江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进步组织与革命武装，最终迫使当地国民党守军放弃抵抗，丽江古城也得以从战火中幸免于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当年帮助红军在丽江落脚的和庚吉老人已是85岁高龄，他挥毫写下一副对联，讴歌新中国的诞生：创前古未有之新中华，英雄时世；扩养生大同于遥远邑，衽席苍黎。 长征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红军长征过丽江，留下了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激励着丽江人民不断为幸福生活而奋斗。1996年的7.0级大地震给这座古城带来了巨大创伤，但没有击垮丽江人民重建家园的斗志。在重建过程中，丽江逐步走上了一条“文化旅游、新型工业、特色产业、城镇建设和生态保护”之路。 今天，这座曾经偏处边陲的无名小镇已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之都，正在不断焕发新的活力。[详情]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七送红军五斗江，江上船儿穿梭忙，千军万马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7月21日中午，伴随着《十送红军》的歌声，记者来到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鼓镇。在大新村文化活动中心，当地村民们正在演出自编自排的舞蹈《金沙江畔话红军》。 舞蹈展现的是1936年红军在石鼓镇抢渡金沙江的感人场景。1936年，奉朱德总司令“北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电令，红二、六军团急进滇西，神速抢渡金沙江，摆脱了长征以来一直穷追不舍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取得了北上抗日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如今再访当年红军渡江地，但见金沙江浊浪排空，滚滚南流。两天以来，从当地群众的口中，记者了解到当年红军战士抢渡天堑的经过。 1936年4月24日夜，红二军团先遣红四师用火把照明，急速西进，25日凌晨占领石鼓镇。石鼓镇地理位置显要，是南下大理、北进藏区的古道，历来兵家必争。“路上，队伍都是打着火把行军的，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火龙在滚腾前进。”当年的红军向导、丽江群众桑乐天后来撰文回忆当时情景。 抢渡！部队到达石鼓，当即组织渡江。当时沿江船只被勒令隐藏，只有海洛塘一只小船来不及藏匿，被先头部队截获。侦察、择点、渡江，红4师先遣队就是靠着这一叶小舟迅速渡江，抢占上游渡口。当天下午，先锋部队就已全部渡江，占领对岸滩头阵地，随即部署警戒，控制码头，以保证后续部队顺利渡江。 争渡，争渡，昼夜不停。上有敌机袭扰，后有敌军追击，强敌压境时间紧迫。从25日到28日，红军在从石鼓到巨甸长达100多里的江岸上，通过木取独、格子、巨甸等5个渡口，利用7只船、十几只木筏，在28名船工的帮助下，不分昼夜轮流摆渡，18000余人顺利渡过金沙江。在渡江的四天三夜里，当地乡亲抬木料、打榫口、扎筏子，帮助红军渡江。为了给红军扎筏渡江，一些群众拆了自家的门板，有的老人甚至将自己的喜床（棺材）拆掉，供红军渡江使用。28日傍晚，担负维西方向警戒任务的47团张铚秀营，最后在巨甸安全渡江，进抵格鲁湾宿营，至此，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宣告胜利。4月30日，朱德总司令等发来渡江贺电——“金江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 生怕儿孙忘昔日，金沙江上话长征。红二、六军团过境丽江、渡江北上已经过去80多年了，当地群众还在追忆长征往事，说着红军的故事。七河镇东关村的和文戬老汉不知多少次用脚步丈量红军进城时走过的茶马古道；玉龙锁脉寺旁，当年趴在父亲背上看红军的孩童和锡群，如今已是耄耋老人；桑乐天的侄孙桑增光，多年来乐此不疲地向人们讲述着丽江群众焚香摆案三迎红军的故事；当年收留过红军战士的85岁老人木映荣，将红军后代还给他家的一床军被“当作传家宝一样传下去”；在木取独渡口，当年借船给红军的鲁桥乡副乡长王缵贤之孙王曙轩，对当年贺龙写给王缵贤的信倒背如流。“我孙子现在还小，等他长大些，我要把这封信教给孩子背，把这段故事讲给孩子听，让他们记住这段历史！” （光明日报云南丽江7月21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刘华东 陈城 光明日报通讯员 梁鹤）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原标题：【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一场推迟了半个月的战斗 央视网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7月16日从重庆綦江区来到渝东南，红三军曾在这里转战，并建立了包括酉阳、秀山在内的黔东革命根据地。 7月16日 再走长征路第36天 酉阳县 酉阳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素有“渝东南门户、湘黔咽喉”之称。1934年，贺龙率领红三军以酉阳南腰界为军事中心创建川黔边苏区，并在此迎来了与红六军团的会师大会。 酉阳南腰界群山清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静静矗立在这里。时间倒回85年，1934年6月，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来到南腰界，这里就成了红三军在川黔边的大本营。同年8月，趁红三军主力外出作战，巩固和扩大川黔边苏区，一直躲在深山老林的国民党民团头目冉瑞廷带领其团防武装，扑回南腰界疯狂杀害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员。贺龙得知后，派部队围歼冉瑞廷。自知难以抵抗，冉瑞廷外逃搬救兵，他的儿子冉崇侯则退入大坝祠堂，妄图负隅顽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海霞：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坝祠堂，过去这里是冉氏宗祠。当年，祠堂的周围是比眼前看到的更大的成片的水田，只有这一条独路可以进出。而祠堂的四周围着厚厚的石墙，还有瞭望的碉堡等防御工事，形成了一道牢固的防卫圈，可以说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 白明跃：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围墙它2米多高，实际上当时的围墙有3米高，我们看到这个平台，就是当时守卫的团丁站的位置，他蹲在这个地方，你要上来他就用梭镖给你弄下去。这就是射击孔，你看里面要宽的多，里面打出去容易，外面打进来不容易。 1934年8月28日，红军和游击大队一齐包围了大坝祠堂，组织火力准备强攻，但很快就停了下来。 大坝村村民 冉崇群：听我父亲说，红军来了过后，冉崇侯他们就说红头发来了，如果你们不进来要如何如何，后来老百姓就被冉崇侯他们逼到祠堂里面来了，包括我父亲、爷爷奶奶，都进来的。 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 白明跃：贺龙知道里面有老百姓就马上叫停（强攻），我们打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吗，不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吗？我们想另外的办法，不能让老百姓受伤。 为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红军选择了暂时围而不攻。一边严密封锁，困死敌人，同时设法争取里边的群众尽快脱险，等待围剿的时机。 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 白明跃：围了十多天半个月这个样子，慢慢的吃的就没有了，有些老百姓悄悄就出来了。红军做了几门土炮，（用）当地的一种好的木材做的一个炮，一打就把这个城墙就轰了一个缺口。 这一仗，红军击毙了冉瑞廷的儿子冉崇侯，歼灭冉瑞廷团防武装四十多人。 大坝村村民 冉崇群：我父亲就说，那红军真正是来解救百姓的，百分之百的人都说红军好。 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 白明跃：通过打下大坝祠堂，既鼓舞了南腰界军民的势气，也巩固了黔东特区的苏区。这一仗打下来以后，老百姓发现我们的红军就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是可以追随的一支军队。 追随这支队伍，不到半年的时间，红三军的人数从刚来时的3000多增加到4000多人，当地的游击队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今年62岁的符宁江，父亲就是游击队员。 红岩村村民 符宁江：“我们是工农红军，打倒土豪，穷人要翻身——”这是当年在南腰界的红军教我父亲唱的，我父亲在发动乡亲们闹革命的时候，又教给老百姓唱，我从小听所以也就会了。我父亲说，那会儿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立了好多支游击队，有八九百人。 红三军在酉阳南腰界呆了近半年的时间，建立了包括酉阳、秀山在内的黔东特区，17个区革命委员会、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1934年10月27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决定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由红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第二天，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北挺进，在湘鄂川黔地区先后粉碎敌人的多次围攻，有效牵制了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策应主力红军长征。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今天，在酉阳南腰界，我们仍能看到保存完好的的红军大学、红三军医院、红三军宣传队等旧址，多达56处。 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黎洪：这些旧址经过80多年还能系统完整地保留下来，跟当地百姓与红军的鱼水深情分不开。比如说，红军在的时候，在当地这座土地庙的后墙上书写了“共产党十大政纲”的宣传标语，在红军主力撤离后，白色恐怖反扑，当地百姓用稻草盖住红军留下的标语，再敷上厚厚的泥巴，今天我们才能再次看到。 把群众的安危放在首位，当年红三军团用半个月的守候替代强攻，让乡亲们记住了这支时刻记挂着人民的队伍。他们在这里播下了中国革命火热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断生根发芽，指引着当地人民在新的长征路上不断前行。[详情]
原标题：【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蹲点笔记】探寻地震孕育的奥秘 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作为我国自行建设和管理的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地震观测台站，是集地球物理场野外观测、观测技术研发与质量检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科普与培训园地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学观测研究站，其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显著科学成就是我国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6月17日22时55分，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应急管理队伍第一时间集结驰援灾区；有关地震的权威判定和辟谣信息及时而广泛推送；“愿四川灾区同胞平平安安”的网络热搜话题寄托了全国人民的牵挂和祝福——一系列完备及时的地震应急举措让人们“心安”。 眼望江山如画、万木葱茏的地球，辽阔的土地上绵延着生生不息的生命赞歌。然而，地震灾难就像自然界里的一头猛兽，每当它咆哮时，都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1955年，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在京郊温泉镇上的白家疃村拔地而起。它的建立翻开了我国地震探测科技发展的新篇章，见证了我国防震减灾救灾事业在风雨砥砺中奏响的时代凯歌。 抗战烽火中的坚守 北京西山，林海莽莽的鹫峰森林公园内，掩映着一幢银灰色小楼，正门一侧挂有“地质调查所鹫峰地震研究室”的牌子。小楼前还伫立着一座仪态庄重、惟妙惟肖的半身铜像，引人注目。这是谁的铜像？铜像与这座简洁、朴素的小楼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一切还要从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说起。 我国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但由于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地震观测与研究水平十分落后。1920年，宁夏海原发生8.5级大地震，地震灾区的惨烈景象，对赶赴现场开展灾情调查的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触动极大——他萌发了要建立地震台的想法，随后得到热情于科学事业的北平大律师林行规的鼎力支持，主动提出把自己鹫峰别墅旁的空地和几个房间无偿捐赠，用作建造地震台之用。 海原地震10年后，青年学生李善邦在恩师、我国物理学一代宗师叶企孙先生的举荐下，应翁文灏的邀请，在鹫峰创建了中国人自行建设和管理的第一座地震台。为了更快掌握地震监测知识和技能，李善邦先后到日本、德国学习前沿的地震监测技术。1930年9月20日，我国首个地震监测记录在鹫峰地震台诞生，这标志着中国地震事业正式扬帆启航。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地处半山腰的鹫峰地震台基础设施落后，根本不能通电。火苗如豆般的煤油灯下，只听见山风呼啸。李善邦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观测了7个寒暑。 7年中，鹫峰地震台共记录到2472次地震，并与国外50多个地震研究机构开展资料交换和学术交流。不论从仪器设备、管理水平、记录质量还是数据分析，鹫峰地震台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一流水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鹫峰地震台的监测工作被迫停止。李善邦辗转来到重庆，克服重重困难，于1943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现代地震仪——霓式地震仪，并在战火硝烟中坚持地震观测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霓式地震仪升级为“五一式”地震仪，装备在我国黄河流域布设的20多个地震台，成为我国地震台网的雏形。 1955年，为迎接两年后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地震台在北京西郊白家疃得以重建，后演化为今天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下属的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在积极参与国际地球物理年科学活动之际，观象台又在开展地震监测的同时增加地磁观测。 2002年9月28日，在纪念“李善邦先生100周年诞辰”之际，其铜像被中国地震学界竖立在鹫峰地震台那幢银灰色小楼前。 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办公区域。 （资料图片） 朝数字化时代迈进 古人通过“夜观天象”探得先兆。可上天容易入地难。“我们必须借助专业仪器，才能探测到来自地球深部的信号。装备了各种地球物理仪器的地震台站正是获取地球内部讯息的前沿哨所，为地震研究提供一手的观测资料。”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副研究员王红强自豪地说，观象台属于综合性观测台站，16套观测仪器日夜不停地监测地球动向。 残酷的地震从不等待人类的点滴进步。1966年3月，河北邢台先后发生6.8级和7.2级两次强烈地震，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震情与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地震台站建设由此起步。 1971年，在刚成立的国家地震局领导下，分两批建设了北京、佘山、昆明等24个国家基准台，形成当时的国家地震台网。“一旦发生地震，台站人员快速处理，将有关数据上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值班室。震情值班室承担着当时大陆5级以上与国外7级以上地震速报，震情信息直接报送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刘瑞丰说。 上世纪90年代，刚分配到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工作的朱占斌经历过旧时模拟记录地震图洗相、更换记录图纸、用磁带或胶片保存数据的阶段。他曾24小时值守在台站监测地震，警报一旦响起，必须即刻处理。“现在，大大小小的地震都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直接速报，科技的发展已然改变生活。” 改变，得益于国际合作数字地震台网的建设。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周公威说，我国数字地震观测技术开发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极大提高了地震观测质量，使大家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获取与分析处理海量信息，增进对地球内部结构的认识。 为建立可用于多种科学研究目的的全国性高质量数字地震数据库，1982年，国家地震局做出建设中国数字地震台网的决定，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成为第一批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台站。此后，乘着数字化改革的春风，观象台从众多台站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领头兵：我国第一座数字化地震台（1986年）和数字化地磁台（1997年）、保存有长期连续的地球物理观测数据、制定了我国面波震级标准、建立了我国地磁测量实用标准。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郑重介绍，数字地震台网建设与传统的机械感应式和模拟记录仪器相比，能大幅提升地震震级监测范围和精度。 “九五”期间，我国开始成规模推动地震数字化观测。2000年前后，我国建成了由47个国家数字测震台和33个有人值守台组成的国家数字地震台网。中国数字地震台网与前兆台网运行及连续率和技术能力总体达到国际同类台网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地震台网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预警能力显著提升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潘华介绍，地震安全服务可以说是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经历了70年的光辉历程，“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合理的抗震设防标准、有效的抗震设计和施工是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损失的有效途径”。 1957年，以李善邦为首的编图组与苏联专家合作完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地震区划图的编制工作，填补了当时我国对国土地震危险性评价的空白。“1978年起，各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以及各行业的抗震设计规范均以现行地震区划图衔接，从而在法规层面上使国土地震安全有了保障。”潘华说。 直到2015年，由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高孟潭研究员主编的我国第五代地震区划图，彻底取消不设防地区。以此为据，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和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在全国铺开，抗大震救大灾能力明显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地震台网建设也更趋科学规范。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在全国构建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观测网络。目前，正在实施的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将在全国建设超过1.5万个台站。 “发生地震后，公众感受到房屋摇晃，掏出手机来看看微博便知道发生了多大地震，这是现在地震速报的状态。而我们正在做的地震预警又是什么样？是大家还没感到摇晃的时候，手机提示已经到达。”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台网部主任黄志斌解释称，地震预警系统正是利用电磁波和地震波的时间差，让信息流“跑赢”地震波，提前几秒到几十秒向震中周边民众及时发出提醒，抢出宝贵时间完成紧急避险。 重大工程项目令人期待。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计划于2022年完成建设，将在华北地区、南北地震带等6个重点地区实现地震预警能力，并率先向中小学校等3000多个示范用户发布预警信息。 近年来，我国地震灾害防御能力有了质的飞跃，高孟潭对此深有感触，“地震科技的发展已为数以万计重大建设工程提供了抗震设计必须的地震输入参数，为数以百计的城镇防震减灾工作提供更加精细的地震震动参数、活动断裂分布和地震地质灾害预测成果，防震减灾能力提升效果显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详情]
Copyright © 1996-2019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