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位“幸运儿”的幸福记忆

　　——献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90周年华诞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前身为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建于1929年。九十载峥嵘岁月，复旦新闻馆弦歌不辍、作育国士，为党和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新闻传播优秀人才和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fdxwxy）同步推送历届系友、院友的九十周年院庆征文投稿。本期刊发的孙瑞祥系友的稿件亦于编辑后在今天的《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刊出https：//wap.xinmin.cn/content/31604950.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7813”，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代码，它不单单是我们班级的序列号，更是一段与中国改革开放紧密相连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新时代开启的见证。

　　这是“文革”后通过第一次全国统考进入大学的特殊班级，从生源和年龄结构就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印记。全班61名同学，48名男生，13名女生，来自全国17个省市。有农民兄弟、工矿职工、下乡知青、军人、教师、应届高中毕业生。入学时最大者32岁，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最小者只有16岁，还有的是中学同校师生转而成为大学同窗。

　　我想给这个特殊的班集体取一个共同的名字——改革开放的“幸运儿”，这应该是很贴切的。因为，没有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就不会有这样一个班集体的存在。以我为例，就是一个典型的“幸运儿”。我是来自天津市塘沽区第四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按照当时的分配政策，如果没有那次高考机会，我一定是要卷起铺盖卷下乡的。

　　新闻系7813级同学入学40周年聚会

　　正如我们班“毕业纪念册”前言所记：

　　近六百万人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统考，二十七万考生被录取入校、包括这六十一名幸运儿。

　　没有一九七六年历史性的变动，他们无缘相逢。

　　国家的需要和自己的选择，使他们组成一个和睦团结的学习集体。这个集体在我国具有最悠久历史的大学新闻系中存在了四年。

　　从此，他们的名字和新闻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历史的回顾会使每个人难以忘怀；于是产生了这永久性的纪念。

　　是呀，复旦四年，值得永久纪念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比如，1979年7月13日，我们班上的四位学生陈静溪、刘晓红、陶维佳、王东红（王晓望）在黄山偶遇邓小平同志，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电影《邓小平在黄山》、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都记录了这一史实。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和小平同志的亲笔签名已在档案馆永久保存。这段生动故事自然应该由我班当事人自己讲述。

　　在此，我想追记另一件发生在我们班上的故事。这段往事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研究后来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正是我们班同学，成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初期的亲历者、见证人。

　　那是1982年4月间，我们即将毕业的时刻。被称作美国传播学“鼻祖”的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在他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陪同下访问中国，开启了“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破冰之旅。”（余也鲁言）。十分有幸且机缘巧合的是，施拉姆的复旦之行首先就来到了我们班上。记得余也鲁先生还当场向我们讲述施拉姆中文名“宣伟伯”的由来和寓意，我相信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2017年纪念施拉姆访华35周年时，我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详细记述了这段史实。

　　美国传播学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教授1982年4月访问复旦大学新闻系并进行学术演讲（陈小鹰拍摄）

　　施拉姆复旦之行有两场学术活动，一次是4月28日的座谈会，一次是4月29日的报告会。王中老师、郑北渭老师、舒宗侨老师、陈韵昭老师等全程陪同。记得座谈会那天上午阳光明媚，地点在第三教学楼南面的一间教室里，讲桌上摆放着鲜花。施拉姆和余也鲁步入教室时向大家挥手致意，同学们鼓掌欢迎。他们二人西装革履，笑容可掬，分坐在一对藤椅上。座谈会伊始，余也鲁首先讲话，他十分幽默地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我做不得翻译，请贵系陈韵昭女士代劳吧，随即起身鞠躬。座谈会从始至终气氛热烈亲和，互有问答。我们当时正在上摄影课，每人手里都有一架海鸥135单反相机，那天我和几位同学都给他们拍了照片，珍藏至今。

　　与传播学大师面对面无疑是兴奋的。那时的大学生多有记日记习惯，我也不例外。其中就有那天与施拉姆一行见面的记录，原文是这样的：

　　今天上午，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博士、传学奠基人宣伟伯和他的大弟子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系教授（主任）余也鲁来到我系，与我班见面并讲授“电视与报纸”。

　　宣伟伯的传学理论三年级时陈韵昭副教授给我们讲过，虽然目前在我国有些理论还不适用，但理论本身是很有价值的。那时就想见见这位传学大师。

　　宣伟伯今年七十五岁，但看上去最多六十岁，满面红光，瘦高个，很精神，长得有点像美国总统里根。他讲话时有个习惯动作，双手总爱作成一个“A”金字塔型，而且挤眉弄眼很风趣。

　　余也鲁做翻译。他们说是第一次合作，常常出现戏剧性场面，往往是余的中文还未译完，宣就开讲了。最后不得不采用拍桌子为号的方法。

　　如果说在学生时代我就对传播学有什么深刻理解，或者说对施拉姆来华意义有何洞见，那是言过其实。但作为新闻学专业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来说，能有这样一个与大师面对面的机会确实倍感荣耀，这大概就像今天年轻人那种“追星”的感觉吧。应该说，施拉姆在中国对传播学的布道，对我们那一代年轻人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班上著名的“三剑客”祝建华、陈怀林、赵心树就在毕业不久赴美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他们以后的学术生涯与传播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本人后来也给研究生开设了传播学经典论著研读课程，时常和学生们讲起这段往昔佳话。

　　从1978年10月入学复旦新闻系到今天，一晃40年过去了。说到毕业后的职业生涯，我有诸多的“小确幸”要向母校汇报。记得1982年毕业分配时，我被天津日报社和天津师范大学同时相中，就像如今的“抢人才”。天津师大负责人为了把我要到手，不惜跑到报社领导家里“走后门”。他的理由很是充分：这个复旦毕业生分配到报社充其量是个好记者，但如果他当了教师，就可以培养众多好记者。一席话最终说通了对方。如今，我已经在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从教37年，从一名专业教师，到担任新闻学系主任、广告学系主任、副院长、院长。我想说的是，正是复旦新闻系这块金字招牌，庇佑我在事业上顺风顺水一路通畅。

　　记得我担任院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学院各部门负责人回到母校取经，讨教专业学科建设和治院之策，受到新闻学院领导和老师们的热情接待。多年来，我时常回母校参加学术活动，从复旦新闻学院办学模式中汲取经验，获益多多。去年，我供职的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获批博士学位授予权，实现了天津地区新闻传播博士教育零的突破，这与复旦新闻学院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作者在2018年入学40周年返校日

　　至于我个人，从教37年来，以母校为荣、为母校争光，一直是我成长进步的原动力。如今，我是三级教授、省级教学名师、省级精品课程主持人。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我年轻时还一度兼任《经济消息报》天津记者站站长、天津日报特约记者，发表一百多万字各类新闻作品，荣获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宣传天津先进个人”奖，实现了我早年“学新闻、做记者”的梦想。所有这些成绩与荣誉的取得，归结为发自肺腑的一句话：感恩母校。没有母校新闻系当年的接纳，没有“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这块金字招牌，就没有我今天的顺利发展。

　　人生，因情而暖，因缘而聚。母校情、老师恩、同窗谊，这是人世间无法替代且历久弥坚的美好感觉。对我们7813这个班集体而言，复旦四载，结缘终生。1998年9月，7813全班同学首聚母校，纪念入学20周年。从那时起我们相约，每到入学和毕业整年纪念日一定要相见。我们没有食言。2002年9月毕业20周年，我们在上海、杭州两地相聚。2008年10月，我们相约北京奥运村、中国国家大剧院，纪念入学30周年。2012年6月毕业30周年时，我们聚首上海世博园、金山枫泾古镇。2018年9月，我们回到母校当年上课的教室里，和当年任课的老师们一起，隆重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我们入学40周年，并把这一纪念活动延伸到了世界十大邮轮之一的“海洋量子号”国际邮轮上，多国游客见证了我们这一幸福时刻。

　　令人感到特别温馨的是，每次聚会，我们当年的班主任龚向群老师、张国良老师夫妇都和我们在一起，并亲自策划活动内容。几年前我们班建立了微信群，散居在世界四大洲9个国家和地区的同学和班主任老师一起，每天都在微信群里畅叙交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纪念入学30周年时，我们印制了一本有500多页内容的纪念图文册，每个同学的成长经历和在母校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记录其中。我相信，这一定是中国高校一本绝无仅有的毕业纪念册，我们已经把纪念册赠送母校收藏留念。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值此母校新闻学院90周年院庆之际，献上我们这一代“幸运儿”深深的祝福吧！

　　孙瑞祥。《我与传播学大师面对面——纪念威尔伯·施拉姆访华35周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7）》，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10页

　　作者简介：

　　孙瑞祥，1978年至1982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三级教授，文学博士，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市教学名师。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祝加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