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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警方于2025年3月19日宣布，将在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宣判当天启动“甲级紧急令”，这是韩国警方警戒体系中的最高级别响应。此次部署不仅涉及全国2万余名警力，更将首尔市中心划定为“特别犯罪预防强化区”，甚至对宪法法院周边实施无人机禁飞和地铁封站措施。这一罕见举动背后，既是韩国社会政治撕裂的缩影，也是其国家危机管理机制的集中体现。
一、“甲级紧急令”的等级定位与执行标准
根据韩国警方制度，警戒级别分为甲、乙、丙三级，其中“甲级紧急令”为最高级别，可动员100%的可用警力，覆盖全国范围。其核心特征包括：
全域动员：全国所有市道警察厅同步进入紧急状态，停止警员休假，全员待命。此次尹锡悦案中，全国部署338支机动队、2万余名警力，其中首尔市中心集中1.4万人，占部署总量的70%。
重点区域封锁：首尔被划分为8个“特别犯罪预防强化区”，宪法法院周边设置三重防线——外层机动部队、中层安全护栏、内层特警队，并临时禁止无人机飞行和地铁停靠。
零容忍执法：警方明确表示，对任何暴力冲击公权力行为采取即时拘捕措施，并授权使用胡椒喷雾、警棍等强制装备。
这一机制的设计初衷是应对“对国家秩序构成系统性威胁的突发事件”，其历史应用往往与重大政治危机挂钩。
二、历史应用场景：何时启动最高警戒？
自韩国现行警戒体系建立以来，“甲级紧急令”的发布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大规模暴力冲突风险、国家核心机构安全受威胁、恐怖袭击预警。根据公开记录，其典型应用案例包括：
2016年朴槿惠弹劾案：宪法法院宣判当日，首尔部署1.7万警力，但未启动甲级警戒，仅维持乙级响应。与此次尹锡悦案相比，当时社会对立程度较低，未出现针对在野党领袖的暗杀威胁。
2020年全光焄牧师集会事件：保守团体大规模集会引发疫情扩散风险，警方首次在非政治危机中启动甲级警戒，但范围限于首尔光化门区域。
2022年总统就职典礼：尹锡悦就职时因党派冲突升级，警方在首尔部署甲级警戒，但未扩展至全国。
此次尹锡悦案的独特性在于：
政治暴力升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收到枪支暗杀威胁，警方被迫对其启动24小时贴身保护。
社会动员规模：支持与反对弹劾的群体在宪法法院外形成对峙，单日集会人数峰值超10万，冲突风险远超以往。
国际关注压力：尹锡悦执政期间强化美韩同盟的政策，使此次事件成为观察韩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警方需防范外部势力渗透破坏。
三、执行争议：必要措施还是权力过载？
尽管甲级警戒被视为“最后防线”，但其应用仍引发多重争议：
支持方观点：
数据支撑：韩国警察厅统计显示，2025年3月前两周，全国政治集会引发的暴力事件同比激增240%，其中首尔占78%。
前车之鉴：2016年朴槿惠弹劾案宣判后，未充分戒备导致支持者冲击法院，造成57人受伤。此次预先封锁宪法法院地铁站，可有效隔离冲突群体。
反对方质疑：
公民权利压缩：首尔市中心禁飞区覆盖半径5公里，影响民用无人机作业；地铁封站导致数万市民通勤受阻。
政治化倾向：保守派批评警方过度保护在野党，例如对李在明的特警护卫规模远超现任总统安保常规配置。
四、国际比较：最高警戒的差异化逻辑
与同类国家的危机响应机制相比，韩国“甲级紧急令”凸显三大特征：
军警分离原则：不同于法国可调动宪兵队、美国可启用国民警卫队，韩国警戒令仅限警察系统执行，避免军事化色彩。
技术防控强化：此次首次将无人机管控纳入警戒体系，反映数字化时代公共安全的新挑战。
司法联动机制：宪法法院内直接部署刑警，可对冲击者实施“现场拘捕”，突破常规司法程序。
结语：最高警戒背后的国家治理困境
尹锡悦弹劾案中的“甲级紧急令”，既是韩国警方应对极端风险的技术性响应，也是政治极化社会的无奈之举。当法律程序与社会情绪激烈碰撞时，最高警戒的启动不仅考验着公权力的平衡艺术，更暴露出民主体制下共识缺失的深层危机。正如韩国《中央日报》所言：“警察的盾牌可以挡住暴力，却挡不住分裂的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