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既是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微观主体，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力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高点。陕西需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把握数字中国建设机遇，多措并举激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动能，奋力谱写陕西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一方面，陕西省聚力培育软件和信息服务、物联网等10个重点数字产业集群，构建了多维度中小企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一是将“上云用数赋智”行动纳入顶层设计，指导中小企业数字化协同转型战略方向；二是出台《关于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的通知》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项纾困资金；三是印发《陕西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陕西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关于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等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文件，帮助中小企业明晰数字化转型供应链关键节点。四是加快推动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成功培育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12家、数字化场景应用55个，1154家企业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
另一方面，陕西省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中小企业数字化核心区域的发展差距明显。基于APEC中小企业信息化促进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3）》等公开数据，2022年西安市中小企业数字化综合指数位居全国第三梯队、全国排名第九，陕西省中小企业数字化综合指数在西北地区排名第1、西部地区排名第3（落后于四川、重庆）、全国排名第20。
具体来说，陕西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面临以下瓶颈：
首先，内驱动力不足。一是转型成本难以负担，陕西省中小企业自身“造血”机能偏弱、外部“输血”机制滞后，靠自身资本投入难以持续优化转型方案，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战略探索阶段。二是转型收效并非立竿见影，数字化转型成果见效慢且价值难以量化，影响企业转型预期，使得企业很难持续、坚定地实施数字化转型。三是转型风险难以预估，中小企业比大企业试错成本更高，如果转型目标定位不准、评估不科学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转型风险，让其对数字化转型望而却步。
其次，发展能力偏弱。一是数字化切入点难以找准，陕西省传统的订单式转型方案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多样性定制需求，无法以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为切入点，使数字化价值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二是数字化经营组织人才缺乏，中小企业缺乏在科技驱动、迷途领航、资源整合、全局思维等方面的数字专业型人才，较难把控组织形态演进的动态方向、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三是数字化迭代升级难以持续，中小企业对短期利益的关注，导致其规划蓝图多未遵循数字经济自然发展规律，也难形成转型的动态优化路径，导致发展后劲不足、转型效益不强。
第三，配套保障不强。一是转型前指引和评估体系不健全，陕西省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标准、转型评估、分类指导还未落地，无法客观量化企业转型基础、重点投入和主攻方向。二是转型中要素供给和保障不到位，对于数字化转型涉及的经营管理、设备运行、外部市场等数据缺乏权威标准，企业缺乏相应的数据甄别能力、安全应对措施、隔离安全机制。三是转型后数据生态和环境待优化，数字市场采集、共享的规范、范围不明确，未形成融合畅通的转型生态环境。公共部门的数据仍处于内部整合阶段，企业间数据开放共享更是存在诸多梗阻和桎梏。
因此，要优化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一是明确转型目标，以数字化为关键手段，引导中小企业追求长期价值，有效平衡、兼顾实效性价值与中远期发展价值。建立覆盖数字化转型重大投资决策、应用决策、成效评价及绩效考核的建设与治理体系，激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驱力和积极性。二是选择适宜路径，按照“政府支持+企业自主+市场化运作”思路，把握“宜信则信、宜网则网、宜智则智”原则，引导企业结合实际需要和既有条件，选择适宜路径实施数字化转型，避免大撒网式的全民数字化。三是因“企”施策，将私有云或局域网部署作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主攻方向，采取“重点突破+优化生态”的模式，有针对性地推动陕西省补链强链关键环节的中型企业突破数字化、智能化瓶颈，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供需匹配、竞争有序、服务有效的数字生态。四是充分发挥示范效应，建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库，定期总结转型经验，对重点行业和典型场景打造中小企业数字化分类转型样本，建立健全常态化省级宣传机制。
其次要强化多层联动服务平台及要素保障。一是增强转型资金技术支持，探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优惠政策，探索“云量贷”等融资新模式，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改造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贷款。依托行业联盟平台，围绕数字化转型开展需求征集、案例推广、经验交流、产品交易等活动。试行“技术准备金制度”，将企业转型费用视同研发费用，适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落实“财政+担保+保险+服务”四位一体的金融服务新模式，降低企业资金占用压力和转型失败风险。二是夯实人才保障机制，发挥陕西省科教优势，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人才培养战略，加大对中小企业管理者的数字化培训和引导，加大对政企校共建中小企业数字化人才实训基地的支持力度，探索建立行业协会数字人才培养新机制。鼓励发展数字化人才外包服务，支持企业与服务机构联合培养综合型、跨行业、跨领域人才。三是实施转型服务工程，加快培育、筛选一批合格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供应商或智能化程度较高的龙头企业，将其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分割、提炼、融合，为小型企业提供模块化、易部署、低成本、柔性化的软件和系统解决方案。支持服务机构进驻有资金、有意愿、有需要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中小型企业，进行“一对一”贴身服务，逐步树立一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
第三要持续完善相应措施细则与设施体系。一是制定分类服务指引，加快落实《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2022年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等国家文件，根据不同行业特性制定分行业、分步骤的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指引。引导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提供多样化、精细化、定制化转型服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带动作用，通过多元化渠道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困难。二是加快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工业设备连接、数据采集、工业微服务、工业应用开发环境、平台间兼容等重点领域的标准化和产业推广布局，提升标准应用的可操作性。充分发挥地方、协会、联盟、专业机构和标准化技术组织等作用，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工业互联网标准化典型案例，针对性开展面向中小企业的标准化专题培训。三是加强产品体系建设，引导中小企业研制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的服务产品，建立低成本、低门槛、快部署的服务体系。实施由大企业牵头、中小企业参与的“大中小融通创新”产学研协同攻坚计划，加快实现多轴减速器轴承、传感器、IGBT、高端数控机床、数控操作系统以及关键工业软件等国产化进程。
最后，要防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一是坚持依法依规和审慎敏捷监管，完善陕西省数字经济监管法规条例体系，更新细化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规则，优化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政策规则，保障中小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和数据产权权益。创新运用“监管沙盒”等新模式，积极推进敏捷监管和响应式监管，增强数字化转型中监管的及时性、准确性。二是构建多元共治监管格局，加强商会、协会等行业组织建设，支持和鼓励行业组织建立行业标准和自律规范，引导企业依法合规开展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完善转型服务相关的监管投诉举报平台，引导各类企业、中介机构、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对数字化转型中涉及的市场秩序、知识产权等问题进行有效监督。三是健全数据安全与监管体系，加快推进数据确权、网络安全、风险识别、防泄漏等法规条例体系建设，打击平台企业滥用中小企业数据行为，营造良好转型环境。（王振东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编辑：郭佳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