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闫睿
1953年出生的陈孝平从医起点很低——在1970年被推荐到蚌埠医学院学习前，他只是安徽省阜南县农村的一位赤脚医生。
陈孝平的志向却很高——1979年考入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师从“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院士后，陈孝平心心念念的，就是做一个好医生。
为了做一个好医生，陈孝平屡屡挑战肝胆胰外科领域的手术“禁区”，尽管也曾承受压力、遭遇批评，可他“从来就没退让过”。
为了做一个好医生，陈孝平时时把病人利益“置顶”，坚持自己的原则：“如果一味顺着大家、顺着专家团队，我可能没有任何责任，但心里会沉不下来。”
陈孝平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他在肝胆胰外科治疗和肝移植方面做出系统性创新成果，创建并推广陈氏肝血流阻断法、陈氏肝肠吻合术、陈氏胰肠缝合术等，不仅推动我国肝胆胰外科的发展、赢得世界同道的赞誉，而且让无数患者得到救治。本刊记者近期专访陈孝平，听他讲述他的临床创新故事、医学教学生涯。
“创新、突破时一定会有压力”
《瞭望》：中国肝胆胰外科在国际目前是什么位置？
陈孝平：我们属于国际第一方阵，是一流水平。国际肝胆胰外科水平主要看亚太，亚太主要看中国和日本。
欧洲整体水平很高，医疗科学技术能力也很好，但肝病发病率较低，没有那么多病人，也没那么多经验。总体来说，中国在肝胆胰领域比较有发言权，起到领导作用。
《瞭望》：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肝胆胰领域起到领导作用？
陈孝平：单单病人多别人并不会认可，还是要拿出成果、做出成绩。
一方面，肝胆胰领域的很多技术是我们在不同时期建立的。比如肝切除技术、肝门部胆管癌的手术技术等，都是我们打破过去西方人建立的手术方法和手术模式确立的。
另一方面，我们创建了一些新的理念、理论。比如过去的理论是肿瘤大，肝脏切除就多，病人也就很难存活，因此2008年的国际肝癌治疗专家共识指南，还把大于3厘米的肿瘤列为手术禁忌证。但我们研究发现：同样范围的肝切除，肿瘤越大，丢失的肝脏组织越少，病人越安全；肿瘤越小，丢失的肝脏组织越多，病人越危险。换句话说，肿瘤大小与切肝多少按照解剖范围看，正好相反。
这是一个颠覆性结论，它从理论上证明大的肝癌不仅能切除，而且比小的肝癌更安全，突破了以往肿瘤大不可切的观念。这是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完成的工作，但直到20多年后，西方人才认识到手术是否成功、是否会发生肝脏衰竭，与肿瘤大小无关，而与切掉的肝脏组织多少有关，所以他们后来找我们培训相关技术。
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老是跟在别人后面跑，别人肯定不会认同你的价值，还是要实实在在做出工作。
《瞭望》：理念突破、技术突破的自信心从哪里来？
陈孝平：业务上的自信心是逐渐形成的。
首先，我在研究生期间把肝胆胰领域的既往文献都看过一遍，并随时关注最新国际研究，比较清楚其发展和动态。可以说，技术走到了哪一步，还有哪些问题，在我的脑海里都有知识储备。
第二，在德国的经历告诉我不必妄自菲薄。我1986年去德国进修时，老师裘法祖告诉我，你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不需要在德国做研究，去看看德国最大的几个医院在做什么就行。于是我在一年时间里去了6家医院，看过之后对他们的水平就有了一本账，觉得无需仰视。
有了这两个前提，我回国后就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创新。裘老也给予很大支持。他不像有的老先生总怕学生出事，怕学生出事承担责任，他只要觉得你讲得有道理就会支持鼓励你大胆做、放手做。
当然我的运气也比较好，往往第一次尝试就能成功。要知道第一次成功与否，对手术者的压力很大。其实也有人说我胆子太大了，我也受到过质疑和批评。
《瞭望》：您怎么看在创新、突破时承担的这些压力、质疑？
陈孝平：创新、突破时一定会有压力，而且是相当大的压力。但我们的创新、突破不是拍脑袋，它的前提是临床发现了问题，或者临床存在需求，有改进和创新的空间。
面对临床发现的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有人视而不见，也有人认为既然是世界性难题，那么我也解决不了。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有思想准备，而且看到了问题，就还是要想办法解决。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反馈到临床解决问题，是临床研究的规律。
而当我们提出的解决办法经过临床应用，确实达到了想要的效果，那么自信心就来了，腰杆就挺直了，别人再批评都不怕。因为别人是从理论上、想象中说这么干不行，我们却有实际的临床病例证明这么干可行。因此，尽管当时也有老先生批评我，可我从来也没退让过。
《瞭望》：您如何看肝胆胰领域未来的创新、突破空间？
陈孝平：也有年轻人跟我讲，肝胆胰外科的技术瓶颈都让陈老师他们突破完了，我们没有创新的空间了。话不能这样讲。不同时期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创新点。关键是脑子里有没有创新的想法，有没有创新的思想准备。
我认为，完全依靠共识、指南治病的医生，不是最好的医生。共识指南强调的是普遍性、共同性，但最优秀的医生很可能需要突破一些东西。当然突破的前提，是基础一定要非常扎实，要进行合理的资料采集，要经过科学的逻辑推理分析，然后才能得到比较符合道理的结果。
“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好医生”
《瞭望》：您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教学？
陈孝平：教学是培养下一代的工作，非常重要。
我经常会回忆自己走过的路，非常感谢读书时的老师，他们对学生的爱护现在可能很难想象。老师们生怕你学不会、学不好，巴不得把肚子里所有知识都教给你，白天、晚上你随时可以找他请教，他不厌其烦地给你讲。做手术也是手把手地带。没有老师的帮助和引导，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多年前我就听到有老教授讲我们老了以后谁帮我们看病。他的言下之意，是说年轻医生知识面比较狭窄，不够刻苦。我觉得既然这样，我们就有责任引导年轻医生好好学习医学知识。我反反复复强调“三基三严”（“三基”指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严”指严格要求、严密组织、严谨态度），这是打好基础之举。就像建楼打地基，没有牢固根基，不可能建起高楼大厦。
现在的研究生培养存在过早进入专科学习的情况。很多医学基本知识还没有掌握牢固，就被固定到某一专科。病人是一个整体，病人的病也未必局限在某一专科，医生不能只懂某一专科知识，其他都不懂。
新冠疫情期间我遇到一件事。医院专家团队多次会诊，建议一位病人做肺移植手术，被我挡了下来。从“三基”看，做手术的道理讲不通。因为肺移植的适应证是肺纤维化等导致的肺部功能丧失，而新冠第一属急性炎症，第二是全身性疾病，它不单单是肺的问题，这恰恰是肺移植的禁忌证。我把道理一一讲出来，最后也证明我是对的。当时有人提醒我这样做决定要担风险——专家团队都说要做肺移植，只有你说不能做，担风险不说，也得罪人。
《瞭望》：您不怕得罪人吗？
陈孝平：人命关天。
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医生要有良心。既然发现了问题，而且认为我的判断是对的，那么就要坚持这个判断，这是医生的良知。如果不想承担责任，一味顺着大家、顺着专家团队，可能没有任何责任，但心里会沉不下来。
《瞭望》：您对现在的年轻医生、医学生的研究能力、业务能力怎么看？
陈孝平：现在的环境和以前不一样，诱惑很多，发展道路也很多。学生专业分科过早、过细也不是他们的问题，要么是老师，要么是科室安排的问题。老师完全可以安排他们更好地、更全面地掌握相关知识，科室也完全可以安排他们去不同科室学习，扩大知识面。
但现在的科室往往都要搞成本核算，也都有本位主义，不愿意把自己科室的人放去其他科室学习，甚至有的导师为了延续自己的课题，还要把学生留在身边。这对导师的课题研究肯定有帮助，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显然不利。
当然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问题。有的老师曾经跟我讲，现在的年轻人翅膀还没硬就开始不认老师了，那老师为什么要教他？这当然是个别现象，但至少是有这种情况，这需要正面引导，需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传统文化教育，教育学生尊师重教。
在这方面，已经故去的吴孟超先生和裘法祖先生是我们的楷模。人们曾经常会在公开场合看到，80多岁的吴孟超先生搀扶着90多岁的裘法祖先生上台、下台。他们不是一次两次，他们次次都这样。这非常感人，也是会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吴孟超先生是学生，但他先当选院士。可他从来没把自己放在裘老之上，在裘老面前他永远是一个学生，这就是尊师。
《瞭望》：您希望能够教给学生什么？
陈孝平：我是比较传统的，希望学生在专业技术上、业务能力上能全面发展，知识面要广、要深，专业技术要走在世界前沿。这些之外，希望他们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良心的好医生。不要昧着良心开大处方、不要昧着良心开不该开的检查。
裘老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是好医生，帮病人少花钱治好病的医生就是好医生。这话现在也不过时。
当然有的教授、老师也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比如查房时当着病人面责骂下级医生。病人可能本来就不太相信下级医生，这样一骂他们就更不信了，下级医生也更不好工作。我想即使下级医生做错了，可以另外找个地方跟他说，这才是爱护。
爱护不是多么高大上的内容，都是很简单的。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的爱护，下级医生心里也都有数。很多年前，我有一个进修医生，原单位的院长、科主任都说管不住他。我的习惯是每天早上查房，病人伤口处的纱布要干燥、洁净。我要求他也要在查房前提前换好敷料。第一次查房发现他没做好，我一句话没说自己拿出敷料来换，他没感觉。第二次我又这样做，后面可能还有几次记不清了，但我没有一句话骂他、批评他。他最后悟过来，说陈老师你这样做还不如打我两巴掌。从此之后他就变了，回到原单位也非常上进。他的院长问我怎么调教好了他，我说我一句话都没责备过他，但我相信行胜于言。这个事其实早就忘了，还是若干年后这个医生自己在一个场合讲我才想起来。
《瞭望》：您知道学生眼中的您是什么样吗？学生怕您吗？
陈孝平：他们是有点怕我，并且最怕我查房。
我也听到过一些科主任的声音，说陈教授你要求那么严格，年轻人要买房买车，钱从哪儿来？我想一个科主任如果有这种思想，带不好科室，也管不好科室。做不做是他们的事情，要求不要求是我们的事情。从严要求永远是我们应该坚持的。
陈孝平（右一）赴藏义务普及胰腺癌手术（2021 年 5 月摄）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宣传部供图“科普也要从娃娃抓起”
《瞭望》：您在全国做了首个院士科普工作室，您的考虑是什么？
陈孝平：裘老曾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本医学科普杂志《大众医学》。受他影响，我认识到让医学回归大众非常重要。
我做医学科普算是机缘巧合。在中国科协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在谈到科技创新与科普的关系时打比方说，我国乒乓球强，跟乒乓球的群众基础广泛，大家都打乒乓球有关，足球、网球的成绩上不去，也跟场地少、玩的人少，普及程度不高有关。大家觉得我讲得对。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建议以我的名字在中国科协设立一个院士科普工作室，但因为新冠疫情，后来是在武汉医学会率先成立了院士科普工作室，并开始大力推广医学科普知识。
院士的主要责任当然是搞科学技术创新。但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普及人群越广，搞小发明小创造小创新的人越多，就越有利于科学技术创新。
《瞭望》：大院士做小科普，您有什么感受？
陈孝平：概括说是“两个没想到”：没想到专家的积极性这么高，没想到大众的兴趣这么大。
很多专家排着队来讲课，甚至托人来说能不能下一次安排他讲。专家团队做科普的热情这么高，是我没想到的。
我也没想到老百姓对健康科普这么感兴趣。最新数据是，已经有2.6亿人次收听我们的节目，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瞭望》：未来做科普，特别是让科普如何更好回应百姓需求，您有什么规划？
陈孝平：第一，是希望走进社区、走进乡村，深入到最基层做科普，而不只是坐在演播室里，要和老百姓面对面。
第二，院士科普工作室可以邀请不同领域的院士互动，大家联合起来讲。比如健康与农业有关，我们可以和农业领域的院士一起讲大家关心的转基因等话题。
第三，除了现场直播，我希望每年能出一本专家做科普的小册子。这样可以长期保留，影响面可能更大。
我特别想到中小学生中做科普，引导他们搞微创新、小发明。就像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一样，科普也要从娃娃抓起。我们要有意识引导他们，在他们脑海里种下一颗科学的小种子，也许十年、二十年后，他们中就会有人成为大科学家。
（《瞭望》2024年第2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