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数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中产生并形成了为整个民族所共同认可、普遍接受而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优良传统，孕育出中华民族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为深厚的文化支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深远的文化血脉滋养。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天地人相参，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重要命题，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逻辑。《周易》将人与天、地并称“三才”，阐发了丰富的天人和谐思想，认为人应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易传·文言》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谓“与天地合其德”，指人与自然要相适应，相互协调，实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老子提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孔子提出“惟天为大”，强调的都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汉代董仲舒更明确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北宋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南宋朱熹通过论述上天之德来探讨为人之道，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以天与人相生的关系，论证“仁”的重要价值。
“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们以友爱、宽厚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自然万物。相传夏禹提出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对人们伐木、渔猎活动进行了严格限制。到了商代，保护自然与道德教化的目的结合起来，《史记·殷本纪》记载了商汤“网开三面”，给鸟放开生路，从而使天下归心的典故。《周易》描绘了“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其乐融融的生态美景。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反对用大网拦河捕鱼，射猎夜宿之鸟，主张给动物留条生路。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这种生态伦理思想得到传承，我国历代文化作品中都有对生命关爱和感怀的表达。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古代中国人形成的对有关主客体关系的认识，是一种讲求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人们因此敬畏自然、效仿自然、善待自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大一统”的政治观
“大一统”一词，出自战国时期齐国人公羊高撰著的《春秋公羊传》，其中对《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一句经文的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观念则早于此，《诗经·商颂》称：“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更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记载，明确表达了天下的土地、臣民统属于天子的“大一统”思想。《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与《春秋》关联至深，孔子相传为《春秋》的编订者，孔子之后，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荀子更多论及“一天下”和“天下为一”，对“大一统”思想进行了发挥。韩非子提出“道无双，故曰一”，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强调中央集权与思想统治的重要性；李斯则向秦王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大一统”思想不断发展。
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大一统”思想从政治理念转化为政治实践。西汉时期，董仲舒构建的“大一统”学说登上意识形态舞台，他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对“元年春，王正月”之公羊传文进一步阐发：“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即“大一统”除了在政治和思想上统一，还要在历法、礼乐，甚至国家的代表颜色等方方面面统一。据学术界研究，古代“大一统”的基本内容，包括“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以国家领土完整为目标的疆域一统；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
“大一统”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历代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尽管中国历史上有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但大一统的因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各族人民都把维护国家统一看作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元朝和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明清两代大一统局面得到中华各民族的承认和肯定，中华文明的历史链条从未中断。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讲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在中国社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华文化倡导“和而不同”的社会价值理念。“和而不同”并非指不同事物和谐相处，这里的“和”与“同”是两种状态，也是两种态度，“不同”是说君子不赞成“同”这种状态。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认为君子应该“泛爱众”，普遍团结人而不结党营私。“和而不同”不仅是对君子的道德要求，也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所追求的重要准则。晏婴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主争心。”这就将“和而不同”的观念引入政治生活，对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着深远影响。东汉末史学家荀悦提出百官之间“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无事惟职是司”，积极倡导君臣各守其责，互相礼让，形成好的“治国之风”。
补偏纠弊同样为“和而不同”思想的内涵之一。东晋葛洪说：“和而不同，见彼有失，则正色而谏之；告我以过，则速改而不惮。”南朝史学家范晔又提出，“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唐太宗与谏臣魏徵讨论治国之道时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重要认识，对于贞观之治的出现是有一定推动作用的，这是“和而不同”中“纳和言”的重要实例。
“和而不同”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治国之道。明代黄洪宪的《君子和而不同》一文指出：“天下国家之事，本非一人之意见，所得附和而强同者，惟平其心以待之而已矣。和出于平，而又何比焉？合志同方，非以植私也。天下万世之道，本非一己之私心所能任情而强和者，惟公其心以应之而已矣。和生于公，而又何徇焉？”这都是强调政治关系的“和而不同”理念。如何真正实现“和而不同”的政治观，黄洪宪说：“夫‘和’者，天下大同之道也。惟其‘道’而不惟‘情’，此君子之‘和’。”这是说如果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同僚之间，都以“道”这一根本道德之标准处理关系，而不是任私、任情，“和而不同”的政治风气就自然会形成。
“穷变通久”的发展观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变易观念的驱动下，中国古人对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法则展开了积极探索，中国文化也在一代代增损因益、更新变革中向前发展，表现出一种革故鼎新、不断转化和创造的内在动力。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提倡“生生不息”，倡导“革故鼎新”。《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中的“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系辞下》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春秋时期管仲的“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韩非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等思想中，无不蕴含着创新进取思想的要素。宋代王安石在推行其新政时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则是根据政治活动的需要运用和发挥了古人“达变求新”的理念。明清之际，王夫之又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的变革理论。正因为这种“变易”发展的思想，中华文明才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正是这种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在变革中不断前进，中华传统文化正因为内蕴着这种变革性而产生出无穷的创造力。
“协和万邦”的交流观
中华文化的处世之道体现在中原王朝对外的邦国关系上，是倡导“协和万邦”的交流观。“协和万邦”出自《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认为“柔远能迩，安劝大小庶邦”，才能“蛮夷率服”。其他先秦元典中也阐述了“协和万邦”的思想。
《周礼》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易·乾卦》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论语·颜渊》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季氏》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庸》提出治理国家、天下的九条准则，其中两项是“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认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指大国对周边邦国应该友善，表彰其好的方面，对于他们还做不到的则给予帮助；“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指收取小邦国的贡品不妨少些轻些，而回报的礼品却要厚重。孟子提出了推行“王道”“以德服人”、反对霸道的国际秩序观，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尚同”。《孙子兵法》是一部兵书，但也提出了亲善友邦的政略，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左传》隐公六年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国语·晋语》称：“固国者在亲众而善邻。”秦汉以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得以传承，中原王朝与周边邦国的交往得以延续，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向域外延伸。“协和万邦”的思想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也造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过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文明发展不尽相同的道路。今天我们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其独特的价值观不仅对古代中国，也对当代中国产生着深远影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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