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不同的阶段具有相应的侧重面与特点。改革开放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确定了“发展中国家为主、发达国家为辅”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向全世界开放，并逐渐从聚焦经济发展转向在多方面提升全球影响力。个中原因在于，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主流不是文明间的冲突，而是文明间的竞争，整体上表现为“同一文明圈内的国家强化身份认同并抱团，文明圈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特征。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签署《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正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这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见诸正式国际文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于东西方剧烈对抗的冷战初期，新中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当作“东方阵营”的一员而遭到围堵。为了打破围堵、争取和扩大国际生存空间，中国一方面采取“一边倒”外交；另一方面，注重保持外交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并致力于在美苏两极之外的广大空间争取国际支持力量，其对象包括美苏的盟友与非盟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尚未获得独立的广大殖民地地区。因此，中国大力支持殖民地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形成了深厚的友情，这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有着许多范例。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首要”与“基础”，便是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历程的前30年。考虑到中国周边国家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占据了大多数。同时，中国也与法国这样的西方大国，以及瑞典、芬兰等发达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这些成果的收获，都离不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与落实。这与美苏经常干涉同盟国内部事务、部分欧洲国家经常干预已实现国家独立的前殖民地内政等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

　　推行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坚持不结盟外交，对各个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开放，聚焦经济发展，致力于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成为中国外交的主基调。自1993年起，“伙伴外交”理念被中国接受并逐渐成为中国外交的新发力点。至1999年底，中国已同16个国家、1个国际组织建立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之时，中国已经同58个国家、5个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外交关系。中国并非最早实行伙伴外交的大国，却成为最重视伙伴外交的大国。伙伴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与亮点，这具有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原因。其主观原因是，中国有意识、有重点地推动伙伴外交，并将之当作一种整体外交方略，这种方式既区别于一些国家的结盟外交（这些国家仅占联合国成员国的少数，主要是基督教文明圈国家，以及若干由于种种原因与这些国家结盟的其他文明圈国家），也区别于以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此外，从客观因素来讲，伙伴外交的方式与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和外交思维实现了有效对接，因此在中国对外交往实践中得心应手，成效显著。无论是“与世界接轨”，还是“和谐世界”主张，本质上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与时俱进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思想，要求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以使对外工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并体现在如下四大方面：

　　第一，外交工作更加旗帜鲜明地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种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因此，必然涵盖内政与外交、国内与国际等两大方面。这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外交领域的首要体现。“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2013年以来，外交部长均由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任。2018年3月，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革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负责外交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与督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兼任主任；其办事机构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办公室主任一职。外交机构与人员的级别调整、对外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完善表明了党不断加强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第二，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已经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转向“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再次复兴。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整体而言，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还需要时间，因此经济建设依然重要。但经济因素在外交工作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政治、安全、文化、生态等领域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是必然趋势。综合实力的大幅度提升也为中国在多个方面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第三，外交基调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转为“更加奋发有为”。“大国外交”的内涵从“针对大国的外交”转变为“中国作为大国如何与其他大国打交道以应对全球与地区挑战”，因此，即使面对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中国也从不同层面与领域强化了“平视外交”。“伙伴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又增加了63个伙伴关系。截至2024年6月8日，中国已经建立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总计126对，其中国家120个、国际和地区组织6个。

　　第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既有宏观的顶层设计，也有中观的分类施策，还有微观的操作化实践。宏观层次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在推动世界秩序朝向更合理的方向调整、引领亚洲地区重构更符合本地区国家的利益、更能体现本地区文明特色的地区秩序。中观层次包括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的中国观、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一带一路”倡议及“三大全球倡议”，这些都是在承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发展。中方一贯认为，在对外交往中不但要坚持和平共处以保障各国的安全，还强调要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消除贫困，强调各个文明间通过交流互鉴以便实现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进而展示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不同于西方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推动人类走向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从微观层面来看，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庞大的伙伴关系网络，与150余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多达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同推进各项任务目标高质量落实，这些都是平等互利原则操作化的鲜明体现。

　　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是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中国将继续与时俱进地坚持和推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更好地践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宗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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