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吴宏伟从剑桥大学回到香港。缘于年少时的梦想，吴宏伟的归国之路走得异常坚定。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和我的老师讲，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建设祖国。因为年少，我的梦想还被我的老师当作玩笑。但藏在心底的梦想在国外深造时被更强烈地激发，促使我回来报效祖国的梦想愈加清晰。”

　　吴宏伟回忆起自己曾经在外求学生活的日子，“那时总有人因为看到我们是亚洲人的长相，就问我们是不是日本人、韩国人，在生活上、学习上各方面确实都有很强烈的渴望被尊重的感觉。种种生活上的小事也激发了我本就热烈的归国情和内心深处的民族认同感。”

　　“1995年回到祖国，才真的心安。”吴宏伟有些动容，“那时国家对各个领域的人才都很急缺，包括我所从事的专业。因此，2000年我也被北京大学地质系邀请做兼职教授，参与周末工程地质硕士班课程的讲授。”回忆起那段日子，吴宏伟分享了一个动人的小故事，“那时和我对接的教授和我道歉，因为他们没有经费支付我每周的往返机票和住宿等花销。我就和他说，课时费我一毛都不收，自己也会解决机票、住宿等花销。我当时想得很简单，就是想为祖国的建设出一点点力。”

　　吴宏伟说能被国家需要，这是他的荣幸。白驹过隙般，20多年的时光悄然逝去。吴宏伟感慨，国家科研环境的种种改变令人难以置信，即使自己是亲身经历。“最明显的就是制度的支持、经费的供给。我们的学术话语权也有很大水平的提升。曾经有很多大学如果能发一篇SCI论文，奖金就达上万元，相当于几个月的薪水。现在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因为在国际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已经渐渐成了‘家常便饭’。”

　　吴宏伟说，科研环境的改变，让国家的前沿科技创新有了更多可能。“最直接的，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回到祖国开展科研创新。过去，很多学者更倾向于留在国外发展，因为设备仪器更齐全，供给支持更广泛，虽然都想离‘家’近点，但回来就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发挥个人特长了。不过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归国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了。”

　　吴宏伟感慨——曾经海外归国科学家大多是已在国外有了成绩，回国后可获得国家倾力支持，到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科学家已不用在国外等待“功成名就”，青年时期就可以安心地踏上归国路，在自己“家”就可以踏实地施展抱负、开展世界顶尖水平的科学研究。

　　这样的转变，吴宏伟见证着，也参与着。1995年，他从剑桥大学回国就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职，一直着力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工作。“在我看来，香港科技大学这样的大学一定要扛起打响中国‘招牌’的责任。我们不但要参与现有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竞争，还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在科研界的学术话语权，创建有影响力的中国学术体系，以引领更高水平的创新实践。”

　　如何实践这一理想？吴宏伟介绍，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从创建之初便谋定了走交叉学科建设这条道路。“可以说，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所有的学生都是建立在学科交叉的模式下培养的。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学科交叉培养院校。”吴宏伟自信且笃定。

　　在他看来，开展交叉学科建设道路，首先就需要明确学科交叉建设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是解决达到国际水平，满足国内需求的重大工程科学问题。”吴宏伟表示，交叉学科建设是提升我国学术话语权的必需项，也是推动各种真实问题解决的必需项。“以AI发展为例，能解决其发展所出现的现实问题，需要计算机、数学、统计等学科的专业知识，也需要法律、伦理等学科知识。”

　　基于此，香港科技大学做了诸多创新尝试。“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让老师们有更多‘交叉’互通的机会。”吴宏伟介绍，如今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完全打破了教师按照所在院系分布的传统化办公方式。借鉴国际化办学经验，采用抽签式的方式，完全随机地让不同专业领域的教师都有机会坐在一起。“我们就是要让老师们在日常教育教学上都有互通互联的机会，充分地发挥创造性思维的价值，打开思路去开展前沿创新，哪怕是面对自己从未设想过的方向。”

　　在吴宏伟看来，开展学科交叉及前沿创新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在于教师，特别是教师的筛选上。“不同于传统的单学科人才，没有一个专业本身叫‘交叉学科’，所以到底要按照什么标准去招聘教师？”吴宏伟回忆当时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就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确定了两个核心标准，第一，其必须有优秀的专业素养，也就是说有与其他学科交叉的“资本”。第二，还必须有足够跨入其他领域的兴趣。

　　“这样选择师资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我们相信‘专业’与‘兴趣’是引领一名学生参与学科交叉最重要的动因。要尽可能地去培养学生的‘专业’，并释放学生‘兴趣’动力，这是我本人在前沿科技探索中的成长、教学心得，也是我一直想通过更广泛的育人实践，着力推动的。”吴宏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