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决定4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民党当局曾想一手包办中国代表团的组成人员，经过多方反复交涉，最终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允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派人参加代表团，但仅给了一个名额。
中共中央经认真研究，决定派德高望重的董必武作为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赴旧金山参加制宪会议，随员为章汉夫、陈家康。
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首次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场合（会议）亮相，无论对即将成立的联合国、还是对美国社会，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从1945年4月21日至11月20日，董必武在纽约停留的7个多月中，他始终牢记党中央重托讲好中共故事，通过高超的公共外交艺术，积极开展侨务外交，深入爱国华侨中宣讲国际国内形势，出版英文小册子介绍中国国内情况，发表广播谈话介绍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等统战工作，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赢得了世界人民，特别是爱国华侨的同情、理解与支持，让侨胞们认准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希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望和地位。
以侨党聚侨心：
奠定民主基础、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董必武的老朋友——致公党美洲总支部主席司徒美堂是美洲著名侨领、世界洪门领袖。在美洲，“华侨中十之八九皆系洪门成员”，司徒美堂在美洲华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其政治态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因此被推举为中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与董必武一同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致公党驻美洲总支部负责人司徒俊葱也参加了联合国会议中国代表团招待会，通过司徒美堂结识了董必武，并相谈甚欢。
由于美国华侨对中国共产党了解不多，加之亲国民党侨团的宣传，让不少华侨对中共产生误解。为了争取美洲华侨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团结、强大、繁荣的新中国”的革命事业，董必武以侨党聚侨心，1945年6月5日，应邀参加了由司徒俊葱主持的，旧金山华侨宪政党、致公党举行的演讲大会，并在会上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为题发表演讲，他赞扬美洲侨胞在抗日救国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介绍了中共坚持抗战的情况，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了中共坚持广泛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主张。董必武胸襟坦荡地说，中国共产党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团结、强大、繁荣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根据这些政策，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加倍努力，使我们能在抗战最后胜利后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新中国。”
此举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有力地批驳了国民党当局的造谣宣传，对于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侨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在司徒俊葱的陪同保护下，董必武奔赴美加等地广泛开展宣传演讲。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1945年7月，中国致公党驻旧金山总部通电重庆国民参政会并转各报馆暨全国同胞：“本党主张、迅即召集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完成抗建大业，奠定民主基础、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以侨团联侨胞：
你们是中国的希望
在纽约，董必武以侨团联侨胞，积极向衣馆联合会全体成员演讲介绍国内情况，并亲笔题词留念。当时纽约衣馆业人员约占当地华侨华人人数的1/3、会员4000多人，是纽约最大的侨团。董必武向大家详细介绍了解放区军民抵抗日寇侵略的形势和国内人民要求团结抗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和反对贪污腐化等方面的情况，勉励华侨继续发扬爱国、勤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对内要加强团结，对外做好美国人民的友好工作。之后，陈金坚等衣联会执委又根据会友们的意见，设宴单独欢迎董必武和章汉夫，以表达纽约爱国侨胞对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拥护和敬意。时值陈家康代表“解放区青年联合会”出席“世界民主青联”会议，途经纽约，也被邀请参加。为了避开唐人街“国民党纽约分部”的捣乱和破坏，决定将欢迎会安排在纽约埠上，离唐人街较远的“顶好餐馆”举行，并公推“衣联会”常委方富尔为欢迎会主席。
据方富尔回忆，经过一番筹备，在8月一个星期日的晚上，300多位“衣联会”会友和各界爱国侨胞聚集“顶好餐馆”，就连“顶好餐馆”全体职工也放下工作，拥到会场，争睹中共代表的风采，聆听董必武演说。《纽约华侨日报》社长梅参天和当时在美洲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唐明照、陈其瑗、林棠、徐永煐等也出席了欢迎宴会。当董必武、章汉夫、陈家康三位同志步入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阵阵欢呼！董必武、章汉夫、陈家康与侨胞们一一握手，寒暄问好，亲切交谈，气氛热烈。方富尔致欢迎词后，董必武用北方话演讲，由唐明照翻译为广州方言，他在演讲中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号召；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基本政策；分析了国际形势和祖国抗战形势；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辉煌战绩。
董必武还着重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三三制”，他说：“什么叫‘三三制’呢？就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参议会代表也好，各级参议会选举出来的各级政府委员也好，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都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选出来的代表或委员，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士。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专政的事。以上种种措施，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保证政府是民主的政府。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董必武的讲演，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和事实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奉行的基本政策，使广大海外侨胞耳目一新，进一步了解、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威望。远离祖国的侨胞，听了董必武致辞很受感动、很受鼓舞，华侨边流泪边和他们握手，大家说道：“你们是中国的希望，是真正的希望。”
第二天《纽约华侨日报》头版刊登了董必武和同胞握手的大幅照片，以《中国的希望之光》为题专门介绍了这次宴会，并于当月16日至20日连续发表了这篇演讲稿，在华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以侨报扩影响：
多做增进友谊和 介绍中国革命形势的工作
《美洲华侨日报》是由美国纽约衣馆联合会以公开招募股金的方式筹备资金，于1940年由徐永煐和唐明照所创办的华文报纸，唐明照任《美洲华侨日报》首任社长。该报被誉为美国“全体侨胞的喉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号角”，在当地华侨中具有重要影响力，负责人及主要编辑人员都是中共党员，这个以报纸为中心的党的机构，后来被周恩来称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
董必武对于办好进步的《美洲华侨日报》极为重视，到纽约后即安排时间，主动接见华侨日报社工作人员。当他了解到报社因经营困难、经费紧张等问题后，马上安排从本不宽裕的出国费用和华侨捐赠中挤出一万美元，代表中国共产党捐助给《美洲华侨日报》。董必武还根据自己过去办报的经验，建议他们扩展广告业务、增加收入、扩大报纸的影响。同时指示他们：“办报要有原则性，不能随风倒，要反映广大华侨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和他们的迫切要求，要为他们说话。侨报虽不是党报，但凡是代表群众说话的报纸都是政治性很强的报纸，顺境和逆境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得依靠群众，要善于团结好基本读者，有事和他们商量，通过他们去联系更多的读者和群众。举行募捐是个好办法，要努力使群众感到报纸是他们自己的报纸。”《美洲华侨日报》把董必武的这一指示作为办报的基本原则，后来在社长被捕入狱等逆境中，都一直坚持出版，持续扩大报纸影响力。
为帮助国际友好人士及海外华侨了解、认识中国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董必武亲自筹划，在徐永煐、章汉夫等人协助下，紧急编印英文版《中国解放区实录》，共出版5000余册，广泛分发给海外华侨、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各国代表和各国人民。以权威材料和丰富数据全面系统地向“那些不知道或很少知道中国目前的事件和发展的背景的人们”，全面介绍了中国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取得的光辉战绩，以及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解放区实录》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许多国际友好人士及华侨纷纷表示出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态度。
此外，董必武还随身携带了一批毛泽东著作，让徐永煐、唐明照等组织翻译，最开始，徐永煐、唐明照翻译了一部分，但因为工作太忙，后交由在《美洲华侨日报》工作的哈佛大学研究院经济学博士浦寿昌负责，浦寿昌又找来报社同事邹斯履帮忙。1948年，在美国霍普斯金大学任研究员的陈翰笙从中国带回了第二批毛泽东著作。但不久，新中国成立，周恩来总理号召留美人员回国参加建设，此事暂时搁置了。1949年，浦寿昌回到新中国后，将已有的译稿交给徐永煐。1950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英译毛选委员会成立，徐永煐被任命为主任，邹斯履被任命为秘书，浦寿昌参加翻译和审订，一直持续到1953年底，译稿完成后，交英共中央，1954年由英国Lawrence&Wishart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前三卷的英文版。
以机智辩其诈：
中国共产党人的机智与伟大
华美协进社是由当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育学家约翰·杜威、保尔·孟禄和中国知名学者胡适、郭秉文等共同创建的，旨在通过教育文化交流，促进中美理解。1942年5月起，在华美协进社的组织下，全美各地共筹建了40多个学术建国讨论会，在中美专家和留美学生群体中形成了学术建国的思潮。然而，当时在纽约的华美协进社是由蒋介石的积极支持者、反共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鲁斯捐款维持和操纵的，因而他们也指派了一些反共分子参加会议。
董必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1945年7月20日，董必武受华美协进社邀请，出席该社在中国大厦举行的学术建国讨论会，作了题为《中国的问题的关键》的讲演，指出：中国国内有两种反动主张，一为复古运动，一是效仿法西斯运动。此二种主张均不能救中国，均要不得。中国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不民主。国民党一党专制18年，压制中国人民，排除异己，招致日寇武装进攻。现在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说要“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它的办法是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但国民大会应称之为国民党大会，实为加强党治。因此中共、民盟及其他党都坚决反对。中共及民主党派主张抗战时实行有效的民主的联合政府；把日寇赶出中国后，由民主选举代表组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依宪法选举政府官员。
董必武的讲演不断被掌声打断。
演讲结束后，现场听众提出问题请主讲人回答，其中有善意的提问，也有受指使而别有用心者向董必武提问：“你们共产党是否拥护蒋委员长？”紧接着另一名捣乱者又提问：“你们共产党讲爱国，究竟是爱苏联还是爱中国？”董必武听后把桌子一拍，义正词严地怒斥，质问提问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居心何在！当场揭露提问者其目的是妄图乘机诬蔑中国共产党，而结果却恰恰相反，暴露了提问者的嘴脸。董必武说毕立即退场，以示抗议。
回到住地后，当时在美国工作的唐明照、徐永煐等问董必武，今天发这么大的脾气，必有缘故。董必武说：那个家伙提的问题是反动派有计划布置的，可是他那样的提法既可恶又愚蠢，反而给了我一个用以揭露他的机会。在他之前提问的那个人很狡猾，是故意刁难我们的。日本还没有投降，如果说不拥护蒋介石，他们就会加以利用，欺骗群众。这样就会制造我们和广大人民之间在看法和感情上的分裂。我正在考虑如何回答时，恰好那个蠢家伙紧跟着提出爱苏联还是爱中国的问题，这就使我有机会把他骂一顿，然后立即退场，用不着回答前一个问题了。
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就读的韩德培（中国法学界一代宗师）回忆道：“1945年，当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些受国民党唆使的中国留学生，在董必武讲演时捣乱，我就立马给董先生写信支持他。说捣乱的留学生只是留美中国学生中的极少数，其行为应受到谴责。”董必武很快回信：“我能辨别会场上的人，我能区别凤凰和乌鸦。”董必武正是看透了其中的玄机，在会上既严正地指出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国民党独裁，没有政治民主，又宣传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同时还有力地回击了反共顽固分子的挑衅，他的从容应对，充分展示了一位身经百战、机智勇敢、沉着老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风度，与会者一致称道中国共产党人的机智与伟大。
美国华人历史研究专家邝治中在其著作《纽约唐人街：1930-1950年劳工与政治》中写道：“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当国民政府出席成立仪式的代表宋子文前来访问纽约时，他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拒绝去唐人街发表演说。相反，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却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这给纽约的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在考虑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时，华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好处。”
（作者系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致公党贵州省委会调研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