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白云怡 王一 徐嘉彤】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背后，城市集群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前，《环球时报》记者对国际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阿兰·贝尔托进行专访，深入探讨中国城市集群的优势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贝尔托是纽约大学城市规划专家、世界银行前首席城市规划师，著有《城市的隐秩序——市场如何塑造城市》等书籍。

　　贝尔托以其丰富的研究经验和独到的见解，分析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大型城市集群在规模、集聚效应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突出表现，强调了这些城市群在提升中国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潜力。贝尔托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背后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强大的决策执行力，这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

　　“中国人面对变革更热情，也更有想象力”

　　环球时报：您最近几年来过中国吗？对中国城市和城市群最近几年的发展有何印象？

　　贝尔托：很遗憾，我近期没有机会去中国访问。我最后一次到访中国是在6年前，不过我一直通过卫星图像来观察中国城市开发的情况。

　　我从1983年开始一直关注中国。中国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的进展，让我感到十分惊叹。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非常迅速，而且十分有序，中国人的确有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型城市群，它们有着难以比拟的规模：旧金山和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居住着700多万人口，而粤港澳大湾区现在的人口已经接近9000万人，这已经比整个德国的人口还多了。这个区域通过高铁紧密地连接在一起——20年前，从香港到广州大约需要两三个小时，但现在只要40来分钟。

　　当然，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交通方面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大湾区将成为世界上最具生产力和创新力的地区。因为我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看到的是，拥有更大劳动力市场的大城市，其生产效率远高于较小城市，尽管管理一个大城市也比管理一个小城市更加复杂。

　　（目前在大湾区发生的情况）让我感到很振奋。我在新闻中看到，当地政府鼓励各类交通创新，从高铁到自动驾驶汽车。我认为相关实验很有必要。在美国和欧洲，人们对变革总是非常谨慎或害怕，有时甚至制定法规来减缓变革，而中国人面对变革更热情，也更有想象力。

　　“城市群规模会直接影响生产力和创新能力”

　　环球时报：您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中国史无前例的大型城市群有潜力开启一个高生产力和富有创造力的时代。您可以展开讲讲这一观点吗？相比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群，中国城市群在规模、集聚效应、创新能力等方面有哪些优势？

　　贝尔托：一是规模优势。正如我前面所说，中国的大湾区在规模上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城市集群都要更大。规模会直接影响生产力和创新能力。

　　二是对土地的使用。在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很多制造业企业因为地价（过高）而搬迁。在旧金山湾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实验室、办公楼，但这些大部分都是做研发工作的，而不进行制造。制造业被挤到了美国其他地区甚至是美国之外。

　　据我了解，在中国，无论是在长三角还是珠三角，制造业仍然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研发固然重要，但研发必须对接制造。发明新事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这些新事物能为普通人所用，把它们进行商业化。我认为中国城市集群在土地使用多样化上是一个重要优势。

　　“中国有一个非常明确、清晰且强大的决策系统”

　　环球时报：2017年，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最成功的是那些拥抱快速城市化的城市，而不是试图减缓城市化的城市。”您认为中国为何能快速实现城市化？这个过程有没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地方？

　　贝尔托：我认为这有文化的原因，而文化是很难复制的。我在中国工作时，有一个让我很震惊的现象，即中国有一个非常明确、清晰且强大的决策系统。一旦作出决策，事情将很快得到执行。这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但我不确定其他国家是否能够借鉴这一点。

　　在其他许多国家，尤其是在地方和城市层面，决策系统非常碎片化，而这会减缓决策的过程。比如在纽约，我们一直在推动对拥堵收费，以减少纽约中心的交通拥堵，但由于决策权分散在纽约市长和一些市议员之间，而他们彼此间难以达成一致，所以我们直到现在什么也没做到。

　　环球时报：您曾经在您的书中谈到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和市场机制间的相互补充关系。您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规划和以前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

　　贝尔托：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自上而下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并对它们进行提前规划设计。

　　除此之外，中国基建的设计和建设也越来越响应市场的需求。这是中国的一大优势，因为在西方，由于决策过程的分散，自上而下推动基建并不是那么容易。

　　中国的另一大优势是城市周围的土地十分广阔。西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比如纽约大都会区实际上跨了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这三个州，规划这种跨州级行政区的城市非常困难。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的行政决策是较为分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