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着一批珍贵的书信，是钱钟书先生写给山水诗人、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孚的11封回信。信件内容多数为文人之间的学术交流，有时讨论品评山水诗，有时探讨书稿的名字，有时聊一聊生活近况……从1982年到1993年，这些信件多的时间跨度有十多年，孔孚先生在世时十分珍视，逐一梳理留存。孔孚去世后，大女儿孔德铮一直精心保管着父亲留下的这些特殊的“家书”，后来又将这些书信捐给学校，供更多的人参观。

　　一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作家，一位是常居济南、醉心诗歌的大学老师，两个人之间为何有这么多书信来往？又结下了怎样的情谊呢？2024年盛夏，记者在孔德铮青岛的家中，听她细细回忆了改革开放后，父亲投身诗歌创作的蓬勃的热情，以及与钱钟书先生书信往来的文学情缘。

　　孔孚大女儿孔德铮展示父亲与钱钟书先生之间的通信。

　　改革开放后投身诗歌创作 用山川之美描绘时代之美

　　随着改革开放，文坛与时俱进，气象一新。

　　1979年，54岁的孔孚已经在大众日报社工作30余年，应好友之邀调任至山东师范大学任教，从事现代文学研究。

　　据孔德铮回忆，当时父亲从事编辑工作多年，认为大多是在别人已有的作品上编辑、修改，留给自己创作和研究的时间比较少，去大学工作主要想做理论方面的研究。“父亲做编辑期间写的诗歌并不多，在正式到山东师范大学工作前，父亲到青岛崂山散心，没想到一下子打开了诗歌创作的闸门。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就创作了十多首诗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54岁以后才真正写出一点诗来’。”孔德铮告诉记者，父亲后半辈子赶上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能量得以释放，艺术才华得以挥洒，随着文学思维的闸门打开，父亲以极高的自我期许和独到的诗学思考，专注于新山水诗的创作。

　　在孔德铮看来，父亲的诗乍看只是吟诵山水，但是深读起来，有山、有水、有人、有精神面貌、有时代变化，山川的美和时代的美跃然纸上。尤其是写海、泉的诗，质朴优美又包含喜悦与热情。

　　“大海是个蓝毯子 各国朋友坐在周围 来呀 干杯”

　　“请教泉有多少 去问济南人的眼睛吧 愿闻济南人的性格 你去问泉水吧”……

　　在当时，孔孚创作的诗歌因风格雅致清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被称为“独树一帜的新山水诗，填补了我国自有白话诗以来70余年的一大空白”。

　　孔孚

　　在孔孚的诗歌创作中，泉是主要的内容之一。

　　“掬一捧泉水洗一洗眼睛心也绿了”

　　“轻一点儿 小心踩出泉水你看我像猫一样是新泉敲门”……

　　孔孚写活了济南。更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5月13日，孔孚在《大众日报》第3版发表组诗《济南散诗》，其中在《一列蓝色的列车开往北方》反复出现“泉城”，“泉城”第一次形诸文字且公开发表。此后，“泉城”有了越来越多可见可触的实体。

　　钱钟书“远龙”思想奠定孔孚诗歌理论基础11年11封回信结下“文学情”

　　在大量创作诗歌的同时，孔孚还坚持做诗歌理论方面的研究。与钱钟书先生通信的这11年，正是孔孚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

　　在孔德铮的印象中，父亲初到山东师范大学做文学研究时，经常去北京查资料，有时一待就是好几个月。“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这期间和钱钟书先生取得联系的。刚开始，他们的信件并不是直接寄给彼此，而是通过当时北京社科院文学所的王倬芸转交的，这些在钱钟书的回信中有提到。直到后期两人才直接通信。”孔德铮说。

　　在孔德铮看来，父亲和钱钟书先生的渊源正在于此。孔孚创作诗歌，追求“隐现”，不拘于象。他在研究中发现，钱钟书先生的论著中有“远龙也理应是无鳞无爪的”，产生了强烈共鸣。孔德铮认为，钱钟书先生的“远龙”思想奠定了父亲孔孚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父亲一直在追求的就是“无鳞无爪”的“远龙”境界。

　　孔德铮告诉记者，父亲在给钱钟书先生写信时，常常随信附上自己的作品，先生在回信中大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比如“气势浩汗、情感蓬勃、眉疏目爽”等。不过，在孔德铮看来，这些诗歌评价并不是专业性的诗评，因为二人的信件往来大多是文人之间的学术交流，评价中自然是有认可、也有客套。

　　随着信件往来的频繁，二人之间的交往也逐渐深入。孔德铮回忆，1984年，父亲在筹备出版第一本诗集时，最开始命名为《山水行吟》，钱钟书先生建议改为《山水清音》，并做了题签。1985年，《山水清音》正式出版。

　　钱钟书在回信中解释了孔孚的刻字“X=”的寓意。

　　“为了答谢钱钟书先生，我父亲专门写信感谢，随信还附了一件定做的黑釉瓷盘，并在上面刻有‘X=’，没有说明刻字的寓意。”孔德铮说，父亲在瓷盘中刻写“X=”，是将“风月”二字去框，寓意钱钟书先生的学术研究风月无边，表达了对先生的仰慕之情。“没想到钱钟书先生立刻读懂了我父亲的意思，在回信中提到‘风月无边’，这让我父亲对先生的学识更加敬佩。这件事也增进了他们彼此的感情。”孔德铮说。

　　“我父亲每次给钱钟书先生写信，都会先打草稿、修改，再正式抄写。每当收到钱钟书先生的回信，父亲都非常开心，会反复读，偶尔也会和我们说一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孔德铮回忆。

　　孔孚与钱钟书的信件往来，自1982年开始，最后一封回信写于1993年，时间跨度有十余年之久。孔德铮仔细整理了这些信件，其中，钱钟书和杨绛写给孔孚的回信共有11封。1986年之前的信件往来较多，信的内容也比较丰富；1988年之后，钱钟书先生身体不太好，回信慢一些，其间还有几封信是杨绛先生代笔的。即使如此，先生还是坚持每封信必回。

　　孔德铮表示，除了与钱钟书先生书信往来外，父亲生前与文坛友人之间的通信很多，他对这些信件非常爱惜，将所有书信按照时间整理，精心保存。父亲去世后，孔德铮对这些书信逐一整理、编选，历时3年整理完毕，出版成《孔孚往来书信集》一书，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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