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敦煌莫高窟。新华社发
莫高窟第217窟青绿山水。敦煌研究院供图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武发思（右）与团队成员一起做实验。本报记者 刘宇航摄/光明图片
壁画保护修复技师柴宗香在莫高窟第55窟修复壁画。本报记者 刘宇航摄/光明图片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前排左三）和团队成员在莫高窟第130窟保护现场讨论交流。敦煌研究院供图【人才强国新征程·关注文物保护与修复人才】
在崖壁上开凿石窟，坐禅修行。从此，莫高窟诞生了。这一年，是公元366年。
“来莫高窟如同一场梦，这一梦，就成了一生。”
“到莫高窟只看了一眼，这一眼，就延续千年。”
这，是今天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的写照。
“80年前，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文物工作者看到敦煌艺术的珍贵价值，坚守西北大漠，开创了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的事业。”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介绍，如今，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已发展到200余人，他们正为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而持续奋斗。2024年1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
1 他们说，在莫高窟找到了立业的舞台
敦煌文物保护，最主要的对象是壁画。这些壁画，在历经千年风霜后，面临起甲、酥碱、空鼓、烟熏、变色等多种病害。
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实验室内，90后女孩儿陈雨鑫正手握接种环，在固体培养基中挑取微生物菌落。
“取样以后是做什么研究？”记者问。
“分离纯化后我会对它进行菌种鉴定，我的研究方向是微生物对壁画铅丹颜料变色的影响，这需要大量的实验做支撑。”陈雨鑫解释。
消毒、取样、比对、记录，陈雨鑫熟练地操作实验环节，每个步骤紧密衔接。如今的她，对文物微生物的研究有了自己的心得。2023年3月，敦煌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顺利通过她的博士后开题报告。
“大家都知道莫高窟里的壁画有变黑的地方，过去的研究说是受光照、湿度、酸碱性等因素的影响，但我们发现，其实微生物对它们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具体是怎样造成影响的？影响到什么程度？我们还在探索中。”陈雨鑫说着下一步的研究内容。
在敦煌石窟监测中心，记者见到80后青年巩一璞。他参与设计开发的石窟监测预警系统，让莫高窟保护管理工作有了科学数据的支撑。
“2012年加入团队后，我对计算机和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但时间长了，我意识到文物保护需要多学科力量的参与。比如我现在参与建设的监测预警平台，首先通过传感器技术对文物面临的风险进行及时监测，其次通过监测数据的分析研究，对风险事件进行识别预警，最后为文物的预防性保护提供决策支持，实现数据驱动下的文物科学保护和管理。”巩一璞对记者说。
从事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研究的90后青年李天晓，是团队里的青年骨干。自2022年来到敦煌研究院后，他针对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的实际需求，每天都在钻研各类保护技术和保护材料。
“会觉得累吗？”记者问。
“老一辈莫高窟人克服了无房、无电、经费拮据、人手短缺等各种困难，无怨无悔地为文物保护事业奋斗。作为新一代莫高窟人，我也希望在这里安身立业，为文物保护贡献青春力量。”李天晓说。如今的他，正致力于新型文物抗菌材料和生物加固材料的研发和评估。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武发思介绍，如今，无论是研究历史文献的、石窟考古的，还是研究古建筑的、音乐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展示能力、实现价值的舞台，“年轻人都说，老一辈莫高窟人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却将一切献给了敦煌。他们也要怀揣着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无限热忱，向榜样看齐，与时间‘赛跑’，延续文化瑰宝的千年神韵风采。近年来，团队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推动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力量不断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去实现‘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这个目标。”
2 他们说，敦煌是此生安心处
走进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生物实验室，80后青年贺东鹏正在调节微生物培养箱的温度与湿度。
“我记得2010年刚来的时候，这个实验室只有一个烘箱和一个培养箱，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实验室的桌子上已经满满当当了。”贺东鹏向记者介绍，自己刚加入团队时不知道该做什么，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那是怎么找到了现在这条科研道路？”记者问。
“院所领导鼓励我大胆探索，勇敢向前，在实践中寻找兴趣点和发展方向，这给了我很大信心。”贺东鹏说。
后来在石窟寺生物病害调查时，贺东鹏及团队成员聚焦壁画微生物病害开展了探索性研究：先在实验室里筛选对清除微生物有效的生物杀灭剂和方法，再通过模拟试块实验确定这些方法不会对文物造成颜色或结构上的影响。经过不断的迭代和优化，最终形成了一套安全、科学、有效的文物综合除菌技术，并在一些遗址的保护过程中成功应用。
“我还需要继续探索，将文物微生物病害防治技术精细化，并向预防性保护方向努力，争取做到防患于未然。”贺东鹏充满信心。
回首往昔，老一辈莫高窟人的生活可谓“简单”：现场考察、研究技术、修复壁画，日复一日。但他们总说，莫高窟的壁画穿越了历史的美，那种沧桑中的清雅和灿烂，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感染着每一个人，来到这里，能帮助那些在时光中逐渐变得模糊的壁画，恢复往昔的光彩，自己的心便安定了。
武发思说，“我还记得自己刚工作那会儿，老院长樊锦诗先生就说，‘你们来光守在这儿不行，要静下心来做点事儿。’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如今，我也常对年轻人讲，一定要将身心扎根西北大漠，做出一番事业。为此，敦煌研究院鼓励青年人才立足敦煌，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为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如今，团队在壁画彩塑保护及数字化方面先后形成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10余项、专利50余件，抢救了150余处文化遗产，为古代壁画和彩塑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
“团队的年轻人都说，老一辈莫高窟人以青春和生命诠释了‘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他们也要努力投身于莫高窟的保护事业，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丰厚博大的艺术和文化遗产宝藏服务。”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于宗仁说。
3 他们说，守护文化遗产新人当自强
“现在你看到的草方格沙障大概有114万平方米，植物林带5条总共约60万平方米，砾石压沙区119万平方米。”在莫高窟崖顶的鸣沙山上，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监测中心治沙站站长张国彬向记者介绍。
“不是保护文物吗？怎么还要治沙？”记者搞不懂了。
“风沙流问题是莫高窟文物保护中长期存在的环境问题之一。”张国彬解释，“历史上，莫高窟南区一层洞窟很大一部分被流沙掩埋。第129窟到第109窟的流沙，已经直接堆到石窟门口；第108窟到第100窟的流沙甚至已经封堵了窟门。如果不及时清理，将会对洞窟内珍贵文物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实际上，风沙灾害防治是敦煌研究院成立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过的工作之一。这些年，莫高窟窟顶已经逐渐形成一个以固为主，固、阻、输、导相结合，由工程、生物和化学措施组成的多层次、多功能的风沙危害综合防护体系，能使进入窟区的积沙量减少85%以上，有效地减轻了风沙尘对石窟围岩及壁画彩塑的损害程度。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老一辈莫高窟人几乎每天都要治沙。他们曾在石窟的悬崖边上修建沙墙，还通过铺压碎石子等方法进行小规模防沙试验，甚至还要驾着牛车运沙……”张国彬说。
“现在的治沙工作依旧很辛苦吧？”记者问。
“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是我们的常态。但我们跟老先生们比起来，那是掉进福窝里哩！哪里算得上辛苦！”张国彬笑着说。
盛夏七月，上午十点，烈日当头。记者走进莫高窟第55窟内，几位壁画保护修复技师正在作业。他们穿着长袖外套，腿上穿着厚厚的裤子。没待几分钟，记者便打了几个寒战。
“我们有厚衣服，要不您穿着点？”壁画保护修复技师柴宗香关心地问记者。
“没想到这里这么冷！”记者哆嗦着接过衣服。
“洞窟里冬暖夏凉呢，夏天长时间待在洞窟里，我们还得绑着厚厚的皮护膝呢。”柴宗香笑了笑。
说话间，柴宗香用羊毛刷轻轻地把壁画表面的浮土拭掉，右手拿起装有修复液的注射器，小心翼翼地按压气囊，白色的修复液顺着针头尖滴落在壁画的裂缝中。接着，她熟练地放下注射器，右手拿起自制的木制修复刀，左手垫着小块白纸，在裂缝上轻轻按压。
“好专业！注射的是什么？”记者问。
“是壁画修复材料。”柴宗香解释，“过去，壁画修复使用什么材料，国外一直对我们严格保密。为了打破技术封锁，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向化学材料专家反复请教，遍寻数十种修复材料。他们从吹掉壁画上的沙子和灰尘开始，一厘米一厘米地吹，一厘米一厘米地注射、粘贴。经过多次试验，最终找到了适合起甲壁画修复用的材料，效果好到连外国同行都拍案叫绝。”
壁画修复是一项极其精细的工作，需要智慧和耐力。柴宗香做壁画保护修复技师14年了，她常在一个洞窟里戴着护膝，穿着棉衣，从早干到晚。
“我是真喜欢这些壁画啊！能投身自己热爱的行业，是一种幸福！”柴宗香笑着说。
像柴宗香一样的人还有很多。如今在团队，80后已经普遍担任起部门领导的重要角色，而90后和00后更是成为创新研究的骨干力量。
2020年以来，团队在文物保护重大装备制造、重大发明创造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研发了我国首座考古发掘现场移动实验室，有效破解了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快速劣化、消失等世界难题；建成了文化遗产领域唯一的全气候大型物理仿真模拟平台——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破解了岩土质文物长时序劣化过程再现难题和尺寸效应瓶颈；打造了全球首个基于风险理论的丝路遗产监测预警体系，成功实现丝路沿线多处文化遗产的可视化监测。
有人引领，有人接班。有人老去，有人年轻。
“当前，敦煌研究院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造就了一支老中青结合，团结协作、充满活力的高水平专业人才队伍。未来，新时代的莫高窟人仍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认真践行‘莫高精神’，不断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向前发展，守护好千年文脉的根与魂。”苏伯民说。
（本报记者 刘宇航 王冰雅 尚杰 任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