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月港的兴起,开启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白银时代”。图为位于漳州龙海区海澄镇的古月港码头。 胡智勤 摄](http://k.sinaimg.cn/n/spider20240823/313/w716h397/20240823/a3c3-f9f56d873c2690770180b11eca3503e3.png/w700d1q75cms.jpg?by=cms_fixed_width)
东南网8月23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赵文娟)
这个暑期,“瓷影银光——漳州海丝贸易瓷器与银币特展”走进武汉市博物馆、太原市博物馆,向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展示独具漳州特色的海丝遗珍。
明隆庆元年(1567年),僻处海隅的漳州月港一跃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民间海上贸易始发港。在这里,海舶鳞集,商贾咸聚,东西交融,瓷器、纺织品、茶叶等货物通过月港输出海外,在贩回海外物产的同时,也换回了大量外国银元,闽南人称之为“番银”,由此开启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白银时代”,对中国的经济、文化、民俗产生了深刻影响。
“历代兴盛事,尽在钱币中。”“白银时代”早已随历史车轮滚滚而去,但通过一枚枚斑驳的银币,我们仍能窥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明清中外海上贸易的盛况,领悟货币政策对王朝兴衰的深远影响。
西风东渐的番银
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发现与葡萄牙人东来,大明朝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据文献记载,葡萄牙人最早抵达漳州海面是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此后,葡萄牙人在漳州海面持续进行隐藏式贸易,长达30年之久,并且曾经在九龙江口浯屿岛建立贸易居留地。
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开放部分海禁,于月港开设“洋市”,“准贩东西二洋”,月港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漳州的瓷器、纺织品、茶叶等货物通过月港源源不断输出海外,换回了大量外国银元。明代学者张燮《东西洋考》记载:“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也无几。”
“最早输入漳州的番银,就是西班牙在拉美属地所铸造的块币。”福建省钱币协会理事、漳州文史专家林南中说,块币因其重量相对稳定、成色标准化,可以按枚点数、论枚计值,便于百姓交易,很快在闽南地区广为流通,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锄头楔子银”。《天下郡国利病书》亦有载:“西班牙钱用银铸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
西班牙银元自1535年手工铸块币开始,至1732年半机制铸造的双柱地球银币,再到1772年更加规范的西班牙国王双柱银币,因制作规范、规格统一、便于交易与携带,一直是当时世界贸易的主要货币。“在我国,‘一块’也称为‘一圆’,正是由西班牙银币单位而来。”林南中介绍,西班牙银元深刻地影响国际货币体系,像双柱地球银币,正面图案为王冠覆盖下的东西半球,而两侧是西方神话故事中的大力神海格力斯之柱,柱上有卷轴缠绕,呈“S”形,当今货币名称前的货币符号“$”便是由此而来。
自16世纪末起,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加速扩张,有“海上三驾马车”之称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货币持续不断地流入闽南,以18、19世纪的铸币输入较多。《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四》记载:“至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闽、粤之人称为番钱,凡荷兰、佛朗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元计。”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量铸造精巧,重量、成色统一的外国机铸币输入币制落后的中国,并由沿海深入到内地。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英国“站洋”、法国“坐洋”、美国“拿花”等外国银元相继进入我国货币流通领域,各霸一方,加剧中国币制的复杂。在闽南一带以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英国“站洋”的流通使用量较大。
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长达将近400年的时间里,大量番银不断流入闽南。林南中说,目前在闽南地区已发现的番银,来自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大国,东南亚以及拉美地区和非洲的毛里求斯等共计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时间跨度之长、数量之大、国别之众、版别之多甚为少见,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货币流通现象。
推动中国币制改革
“明朝初期,货币流通为钱、钞并行,朝廷铸钱币,而禁止金银作为货币进入市场。”龙海海丝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智猛说,1567年至1644年,从漳州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约为3.3亿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全国的一半以上。月港贸易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币值计算方式与计算单位,从“银币”重量计算向“银圆”币值计算转变,并以白银作为通用货币,换取实物,开启了中国的“白银时代”。
白银的大量积累和流通,还推动了“一条鞭法”赋役制度改革,将原来民间缴纳的复杂赋税、劳役,统统折算成银两,由“实物税”变成“货币税”。农民拿谷物、丝绸卖给商人,换成银子上交。这大大提高了税收效率,充实了国库财政,同时推动了白银货币化进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道光时期,我国商品经济已有明显发展。然而,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的纹银,仍采取分散、自由铸造的方式,在全国没有统一的规格,重量、成色、平砝各异,每一次支付都需要经过鉴别成色、称重等复杂手续,无法满足资本周转迅速的要求。商品市场上亟需成色、重量和规格标准统一的银铸币。
与此同时,大量规格统一、价值稳定、易于携带和储存的番银在市场上流通,成为闽南市场主要的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出现“番银之用,广于库银”的现象。
“然而,外国银元含银量为90%左右,市场价值高于实际价值。”林南中说,许多西方国家商人将银元带入中国后,与“十足”纹银兑换再运往国外,利用二者之间的差价获取丰厚利润,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期间,外国商人通过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换取了大量白银,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巨额赔款使中国白银外流更加严重。
据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前后的40年间,中国白银流出总量达4.5亿两,几百年的财富积累消散殆尽。白银愈少,银价愈高,造成“银贵钱贱”的状况,出现了足以引发经济崩溃的“银荒”。19世纪初,制钱1000文可兑换白银一两,到1849年,制钱2355文才能换银一两。白银短缺,银价大幅上涨,而老百姓仍然要从商人手里购买白银,以缴纳各种赋税,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面对“银荒”肆虐,林则徐曾主张“自铸银元”,以自铸银元取代洋银,并对货币问题提出“贵在流通”的看法,但遭到道光皇帝的拒绝。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在广东设银元局铸银元成功,开启了中国从“银两制”过渡到“银元制”的历史。因所铸银元镌有龙形,故称“龙洋”。
江智猛说,“龙洋”发行,一时给清廷带来了久违的银钱稳定、商贸复苏、朝野振奋的良好发展局面。但几年后,一些地方便自行其是,所铸银元纯度下降,重量锐减,很多地区又恢复为银两时期的称重剔杂交易方式,国家币制继续混乱。
在朝廷有志之士尝试自铸银元,挽大厦于将倾之际,漳州在“龙洋”铸造之前,也出现我国早期的地方自铸银币——漳州军饷。该币成色98%,直径在38至40毫米之间,重量在21至23克之间。正面上方横书“漳州军饷”,下有草书花押,背面上横书“足纹”,下书“通行”。林南中说,在当时,漳州军饷仍属于手工打制币,制作较为古朴拙巧,但铸币大小、重量、成色等都受到番银影响,同时融入了中国文化的书写及花押特色。
“白银大量流入为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货币支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朝的财政压力,也助推了中国货币体系的变革;另一方面,带有经济侵略性质的白银流入也造成了通货膨胀、货币体系混乱和社会不公等消极影响。”林南中说。
融入闽南生活文化
清朝宰相蔡新曾这样形容番银在闽南的地位:“若一禁止,则船皆无用……以商无货,以农无产,势将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矣。”可见,清朝时期,海外贸易已与闽南百姓生计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漳州,人们买东西问‘多少钱’,都是说‘多少镭’。这个‘镭’字,就是从西班牙货币单位‘REAL’而来。”林南中说,西班牙银币在明末开始流入漳州并逐渐广泛使用,货币单位在西班牙语里称为“REAL”(瑞尔,缩写为R),按重量不同,分设有8R、4R、2R、1R、1/2R五种不同币值,主币为8R。各种不同币值的银元,极大方便商品交易和流通。于是这种闽南语读音为“镭”的银元就渐渐流通开来。由此足见番银的流通和使用,对漳州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清中叶至民国初期,漳州的广大地区官方以及民间交易、纳税等经济活动,大多以番银作为结算币,这从当时的银票、借据、地契以及文书中大量使用“佛银”“佛头银”“英银”等货币名称可以得到印证。
可以与此印证的,还有散落在漳州各处的寺庙碑记。在龙海区角美镇东美村东美宫立有一块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捐修碑记》,碑文内容有“景利捐佛头银壹百捌拾大元、明蓼捐佛头银壹百陆拾大元……华封马剑贰拾元……天生马剑陆元”等字样;在诏安县汾水关长乐寺,一块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石碑“重建分水关观音亭碑记”,上面镌刻62个捐款人中,捐献银两的占11人,其余51人都是捐献银元;在芗城区官园威惠庙有一清嘉庆六年(1801年)的石碑,上面的捐款数额都是银元,其中许多捐资额使用到“角”币。“当时中国还处于银两制时期,说明漳州以‘角’作为货币单位的使用在国内开了先河。”林南中说。
番银除了用于经济活动外,因其具有保值功能,币面上又大多铸有帝王头像,百姓认为可以镇灾辟邪,因此将番银赋予民俗功能,融入日常生活中。
“现在,在漳州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女方都要用‘七连贯’吊在轿子前,作为嫁妆之一的习俗。”林南中介绍,所谓“七连贯”,就是用7个外国银元焊成一串银链子,老百姓认为可以避灾驱邪。用于制作“七连贯”的番银多达上百种。到小孩子满月时,这条“七连贯”银链要挂在小孩子的身上,表示吉祥,寄托让小孩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
此外,女子出嫁时,装嫁妆用的箱子要放置银元来“压箱底”。番银还被改做成头饰、纽扣等民俗用品,常常被用于陪葬和窖藏。这样的风俗习惯至今仍在漳州许多农村地区存在。
番银不仅深深影响了漳州人的日常生活,也在闽南地区形成独特的番银文化。
今年58岁的林南中,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记录、推广番银文化,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了30多个国家的七八百枚番银,并较为系统地梳理漳州番银的发展历史,出版了《闽海币缘》《漳州外来货币概述》等书籍。他带着这些故事走进图书馆、校园、直播间,开展番银相关主题讲座,让那段尘封的历史跃然眼前。
“番银文化作为漳州海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更多研究和传播。除了在漳州市博物馆的海丝厅有固定陈列外,番银展也是我们馆对外交流展览的一个重要项目。”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介绍,目前,漳州番银展已到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银川、武汉、太原等十几个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交流展出,让闽南海丝故事传得更远。
一枚枚跋涉千里的银币,承载着我国古代海上瓷器贸易的艰辛与辉煌,见证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也昭示着在时代洪流的推动下,世界各地联通与互融的脚步从未停歇,并将继续向前。
听海
白银时代 缤纷海丝
刘益清
大航海揭开全球化的大时代,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的货物贸易,让海上丝绸之路更加无远弗届,更加缤纷多彩。
近世数百年全球贸易,白银是主要的结算货币,亮闪闪的银币(银两),是交易各方共同接受的硬通货。
在古代东西方,白银都是财富的象征。但历史上,白银既曾折射过商品经济发展的荣光,也承载过落后挨打的屈辱。
1005年1月,北宋与辽国在澶州订立和约: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因澶州(河南濮阳)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其中涉及赔款一条云:大清国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共二千一百万银元。此后,多个不平等的条约,皆涉及中国以白银赔款的条款。特别是《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约合2.3亿美元),这笔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16世纪开启的白银时代,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是早期海上贸易的“三驾马车”,与东方大明帝国商业往来日益频繁,特别是月港被辟为合法的外贸门户后,海上贸易更为活跃。
全球白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万吨之巨(甚至更多),产量一半归于亚洲,其中大部分无疑流入了中国。国内外学者均认为,中国在明清之后成为全世界白银的“秘窖”,这是无可争议的共识。而生生不息流动的白银,是中国经济的白色血液,牵动中国经济的神经,造成一次次兴奋与痉挛乃至紊乱。
白银与明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究竟是白银流入决定了帝国命运,抑或是帝国自身的走向影响了白银流动?真实的历史是无数个体互动的结果,白银命运与帝国兴衰之间也是如此。
16至18世纪明清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可以说是当时海外贸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们从明清时期中国吸收的海外白银量能看出一些端倪。从1567年隆庆开关起到1800年这233年中,每年从外国输入中国的白银皆超过200万两!而明代国内白银的年开采量只有8万两。
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80余年间,澳门以其特殊的海洋贸易港口的地位,为明朝输送了大量的白银,填补了明朝本身白银生产的不足,解决了明朝的“银荒”。
无论是从贸易体量来看,还是从贸易结构来看,澳门已经成为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全球贸易体系的中心。隆庆年间,政府开放海禁,民间的海外贸易开始繁荣,澳门凭借着其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地位,更是将明朝卷入了全球化经济的历史新格局。当时,以澳门为中心的南中国海上转口贸易,已经形成了四条重要航线,即:澳门—果阿—里斯本的亚欧航线,澳门—长崎的远东航线,澳门—暹罗—望加锡—帝汶的南洋航线,澳门—马尼拉(吕宋)—墨西哥/秘鲁的太平洋航线。
历史学家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在《葡萄牙帝国在亚洲》一书中说:“这里(澳门)是中华帝国最繁荣的港口,仅葡萄牙人每年就从这里运走五万三千箱丝织品,各重十二盎司的金条三千二百个,七担麝香、珍珠、砂糖、陶器。”
货物外输,白银流入。那么,由澳门输入的白银有多少呢?仅是从马尼拉通过澳门流入明朝境内的白银,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开始,每年最低以200万两计,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而澳门至长崎的航线开通后,从1557年开始,每年由日本输入明朝境内的白银高达450万两,即使是到了崇祯九年(1636年),因为德川幕府对葡萄牙商人的不信任和驱赶,这条远东航线的贸易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由长崎输入澳门的白银也有235万两。上述数额,还没有把澳门—果阿—里斯本的亚欧航线、澳门—暹罗—望加锡—帝汶的南洋航线的贸易额计算在内。
自16世纪末起,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加速扩张,其时,漳州九龙江下游的月港也迎来其最为风光的时代。“海上三驾马车”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货币持续不断地流入闽南,以18、19世纪的铸币输入较多。《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四》记载:“至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闽、粤之人称为番钱,凡荷兰、佛朗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元计。”
一位学者说,以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明朝特产在欧洲、日本等上流社会的畅销度来看,当时世界生产的半数白银都流入了中国,是毫无疑问的。
明朝在福建开放对外贸易,满足了国内商品寻找和出口国外市场的需求,并且为帝国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润,随着丝绸、茶叶、瓷器源源不断地出口海外,欧洲、美洲的白银如流水般进入明帝国。
相关资料显示:从1567至1644年间海外流入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3亿两,相当于当时全球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故而明朝也就有了“白银帝国”的称号。巨额的白银缓解了明帝国的财政危机,为后世的张居正改革和万历三大征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但历史的发展逻辑十分诡秘,由于巨额白银大部分流进官僚的口袋,明后期国库竟日益空虚,农民起义频发,女真族趁机崛起,成为明朝灭亡的最后掘墓者。
在银本位时代,白银一直是世界贸易主要结算工具。据统计,1550—1800年的大约250年间,中国通过外贸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清朝代替明朝后,经济和海外贸易恢复发展。1689年,英国与中国在广州正式通商,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向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口茶叶、丝绸、瓷器等,维持了此后100年以上的贸易顺差地位。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32.4%多,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赚取了大量的白银外汇。但是,从1840年到1906年,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屡屡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一共赔付13.2亿多两白银,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倍。这60多年,如天文数字的赔款,足以抵销了明清时期流入白银的总和。
天下兴,社会稳,则经济增长加快,银子流通加速。天下乱,则经济增长滞缓,银子流通慢。作为商业文明的货币载体,明清时期,白银对世界贸易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具有独特的金融属性和国际流通功能。
闪闪白银,映照海丝繁华,折射商业文明盛况。在海丝拓展中凸显功能的白银时代,显然是文明互动、和平交流的共赢时代,而不像战争带来的白银赔款那么野蛮,那么令人憎恶!
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绝不会停止、世界维持多极化格局的时代,白银的功能虽然不再,但商业文明之光、国际贸易之光,仍如白银一般耀眼,仍将照亮各大洲人们的美好生活。
![漳州军饷银币(资料图片)](http://k.sinaimg.cn/n/spider20240823/512/w699h613/20240823/a846-deba13ffba5e38038682e4a8fea41327.png/w700d1q75cms.jpg?by=cms_fixed_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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