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声 | 番银：跨越重洋的海丝见证

漳州月港的兴起，开启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白银时代”。图为位于漳州龙海区海澄镇的古月港码头。胡智勤摄

　　东南网8月23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赵文娟）

　　这个暑期，“瓷影银光——漳州海丝贸易瓷器与银币特展”走进武汉市博物馆、太原市博物馆，向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展示独具漳州特色的海丝遗珍。

　　明隆庆元年（1567年），僻处海隅的漳州月港一跃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民间海上贸易始发港。在这里，海舶鳞集，商贾咸聚，东西交融，瓷器、纺织品、茶叶等货物通过月港输出海外，在贩回海外物产的同时，也换回了大量外国银元，闽南人称之为“番银”，由此开启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白银时代”，对中国的经济、文化、民俗产生了深刻影响。

　　“历代兴盛事，尽在钱币中。”“白银时代”早已随历史车轮滚滚而去，但通过一枚枚斑驳的银币，我们仍能窥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明清中外海上贸易的盛况，领悟货币政策对王朝兴衰的深远影响。

　　西风东渐的番银

　　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发现与葡萄牙人东来，大明朝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据文献记载，葡萄牙人最早抵达漳州海面是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此后，葡萄牙人在漳州海面持续进行隐藏式贸易，长达30年之久，并且曾经在九龙江口浯屿岛建立贸易居留地。

　　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开放部分海禁，于月港开设“洋市”，“准贩东西二洋”，月港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漳州的瓷器、纺织品、茶叶等货物通过月港源源不断输出海外，换回了大量外国银元。明代学者张燮《东西洋考》记载：“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也无几。”

　　“最早输入漳州的番银，就是西班牙在拉美属地所铸造的块币。”福建省钱币协会理事、漳州文史专家林南中说，块币因其重量相对稳定、成色标准化，可以按枚点数、论枚计值，便于百姓交易，很快在闽南地区广为流通，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锄头楔子银”。《天下郡国利病书》亦有载：“西班牙钱用银铸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

　　西班牙银元自1535年手工铸块币开始，至1732年半机制铸造的双柱地球银币，再到1772年更加规范的西班牙国王双柱银币，因制作规范、规格统一、便于交易与携带，一直是当时世界贸易的主要货币。“在我国，‘一块’也称为‘一圆’，正是由西班牙银币单位而来。”林南中介绍，西班牙银元深刻地影响国际货币体系，像双柱地球银币，正面图案为王冠覆盖下的东西半球，而两侧是西方神话故事中的大力神海格力斯之柱，柱上有卷轴缠绕，呈“S”形，当今货币名称前的货币符号“＄”便是由此而来。

　　自16世纪末起，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加速扩张，有“海上三驾马车”之称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货币持续不断地流入闽南，以18、19世纪的铸币输入较多。《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四》记载：“至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闽、粤之人称为番钱，凡荷兰、佛朗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元计。”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量铸造精巧，重量、成色统一的外国机铸币输入币制落后的中国，并由沿海深入到内地。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英国“站洋”、法国“坐洋”、美国“拿花”等外国银元相继进入我国货币流通领域，各霸一方，加剧中国币制的复杂。在闽南一带以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英国“站洋”的流通使用量较大。

　　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长达将近400年的时间里，大量番银不断流入闽南。林南中说，目前在闽南地区已发现的番银，来自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大国，东南亚以及拉美地区和非洲的毛里求斯等共计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时间跨度之长、数量之大、国别之众、版别之多甚为少见，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货币流通现象。

　　推动中国币制改革

　　“明朝初期，货币流通为钱、钞并行，朝廷铸钱币，而禁止金银作为货币进入市场。”龙海海丝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智猛说，1567年至1644年，从漳州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约为3．3亿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全国的一半以上。月港贸易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币值计算方式与计算单位，从“银币”重量计算向“银圆”币值计算转变，并以白银作为通用货币，换取实物，开启了中国的“白银时代”。

　　白银的大量积累和流通，还推动了“一条鞭法”赋役制度改革，将原来民间缴纳的复杂赋税、劳役，统统折算成银两，由“实物税”变成“货币税”。农民拿谷物、丝绸卖给商人，换成银子上交。这大大提高了税收效率，充实了国库财政，同时推动了白银货币化进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道光时期，我国商品经济已有明显发展。然而，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的纹银，仍采取分散、自由铸造的方式，在全国没有统一的规格，重量、成色、平砝各异，每一次支付都需要经过鉴别成色、称重等复杂手续，无法满足资本周转迅速的要求。商品市场上亟需成色、重量和规格标准统一的银铸币。

　　与此同时，大量规格统一、价值稳定、易于携带和储存的番银在市场上流通，成为闽南市场主要的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出现“番银之用，广于库银”的现象。

　　“然而，外国银元含银量为90％左右，市场价值高于实际价值。”林南中说，许多西方国家商人将银元带入中国后，与“十足”纹银兑换再运往国外，利用二者之间的差价获取丰厚利润，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期间，外国商人通过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换取了大量白银，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巨额赔款使中国白银外流更加严重。

　　据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前后的40年间，中国白银流出总量达4．5亿两，几百年的财富积累消散殆尽。白银愈少，银价愈高，造成“银贵钱贱”的状况，出现了足以引发经济崩溃的“银荒”。19世纪初，制钱1000文可兑换白银一两，到1849年，制钱2355文才能换银一两。白银短缺，银价大幅上涨，而老百姓仍然要从商人手里购买白银，以缴纳各种赋税，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面对“银荒”肆虐，林则徐曾主张“自铸银元”，以自铸银元取代洋银，并对货币问题提出“贵在流通”的看法，但遭到道光皇帝的拒绝。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在广东设银元局铸银元成功，开启了中国从“银两制”过渡到“银元制”的历史。因所铸银元镌有龙形，故称“龙洋”。

　　江智猛说，“龙洋”发行，一时给清廷带来了久违的银钱稳定、商贸复苏、朝野振奋的良好发展局面。但几年后，一些地方便自行其是，所铸银元纯度下降，重量锐减，很多地区又恢复为银两时期的称重剔杂交易方式，国家币制继续混乱。

　　在朝廷有志之士尝试自铸银元，挽大厦于将倾之际，漳州在“龙洋”铸造之前，也出现我国早期的地方自铸银币——漳州军饷。该币成色98％，直径在38至40毫米之间，重量在21至23克之间。正面上方横书“漳州军饷”，下有草书花押，背面上横书“足纹”，下书“通行”。林南中说，在当时，漳州军饷仍属于手工打制币，制作较为古朴拙巧，但铸币大小、重量、成色等都受到番银影响，同时融入了中国文化的书写及花押特色。

　　“白银大量流入为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货币支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朝的财政压力，也助推了中国货币体系的变革；另一方面，带有经济侵略性质的白银流入也造成了通货膨胀、货币体系混乱和社会不公等消极影响。”林南中说。

　　融入闽南生活文化

　　清朝宰相蔡新曾这样形容番银在闽南的地位：“若一禁止，则船皆无用……以商无货，以农无产，势将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矣。”可见，清朝时期，海外贸易已与闽南百姓生计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漳州，人们买东西问‘多少钱’，都是说‘多少镭’。这个‘镭’字，就是从西班牙货币单位‘REAL’而来。”林南中说，西班牙银币在明末开始流入漳州并逐渐广泛使用，货币单位在西班牙语里称为“REAL”（瑞尔，缩写为R），按重量不同，分设有8R、4R、2R、1R、1／2R五种不同币值，主币为8R。各种不同币值的银元，极大方便商品交易和流通。于是这种闽南语读音为“镭”的银元就渐渐流通开来。由此足见番银的流通和使用，对漳州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清中叶至民国初期，漳州的广大地区官方以及民间交易、纳税等经济活动，大多以番银作为结算币，这从当时的银票、借据、地契以及文书中大量使用“佛银”“佛头银”“英银”等货币名称可以得到印证。

　　可以与此印证的，还有散落在漳州各处的寺庙碑记。在龙海区角美镇东美村东美宫立有一块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捐修碑记》，碑文内容有“景利捐佛头银壹百捌拾大元、明蓼捐佛头银壹百陆拾大元……华封马剑贰拾元……天生马剑陆元”等字样；在诏安县汾水关长乐寺，一块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石碑“重建分水关观音亭碑记”，上面镌刻62个捐款人中，捐献银两的占11人，其余51人都是捐献银元；在芗城区官园威惠庙有一清嘉庆六年（1801年）的石碑，上面的捐款数额都是银元，其中许多捐资额使用到“角”币。“当时中国还处于银两制时期，说明漳州以‘角’作为货币单位的使用在国内开了先河。”林南中说。

　　番银除了用于经济活动外，因其具有保值功能，币面上又大多铸有帝王头像，百姓认为可以镇灾辟邪，因此将番银赋予民俗功能，融入日常生活中。

　　“现在，在漳州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女方都要用‘七连贯’吊在轿子前，作为嫁妆之一的习俗。”林南中介绍，所谓“七连贯”，就是用7个外国银元焊成一串银链子，老百姓认为可以避灾驱邪。用于制作“七连贯”的番银多达上百种。到小孩子满月时，这条“七连贯”银链要挂在小孩子的身上，表示吉祥，寄托让小孩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

　　此外，女子出嫁时，装嫁妆用的箱子要放置银元来“压箱底”。番银还被改做成头饰、纽扣等民俗用品，常常被用于陪葬和窖藏。这样的风俗习惯至今仍在漳州许多农村地区存在。

　　番银不仅深深影响了漳州人的日常生活，也在闽南地区形成独特的番银文化。

　　今年58岁的林南中，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记录、推广番银文化，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了30多个国家的七八百枚番银，并较为系统地梳理漳州番银的发展历史，出版了《闽海币缘》《漳州外来货币概述》等书籍。他带着这些故事走进图书馆、校园、直播间，开展番银相关主题讲座，让那段尘封的历史跃然眼前。

　　“番银文化作为漳州海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更多研究和传播。除了在漳州市博物馆的海丝厅有固定陈列外，番银展也是我们馆对外交流展览的一个重要项目。”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介绍，目前，漳州番银展已到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银川、武汉、太原等十几个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交流展出，让闽南海丝故事传得更远。

　　一枚枚跋涉千里的银币，承载着我国古代海上瓷器贸易的艰辛与辉煌，见证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也昭示着在时代洪流的推动下，世界各地联通与互融的脚步从未停歇，并将继续向前。

　　听海

　　白银时代缤纷海丝

　　刘益清

　　大航海揭开全球化的大时代，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的货物贸易，让海上丝绸之路更加无远弗届，更加缤纷多彩。

　　近世数百年全球贸易，白银是主要的结算货币，亮闪闪的银币（银两），是交易各方共同接受的硬通货。

　　在古代东西方，白银都是财富的象征。但历史上，白银既曾折射过商品经济发展的荣光，也承载过落后挨打的屈辱。

　　1005年1月，北宋与辽国在澶州订立和约：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因澶州（河南濮阳）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其中涉及赔款‌一条云：大清国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共二千一百万银元。此后，多个不平等的条约，皆涉及中国以白银赔款的条款。特别是《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约合2．3亿美元），这笔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16世纪开启的白银时代，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是早期海上贸易的“三驾马车”，与东方大明帝国商业往来日益频繁，特别是月港被辟为合法的外贸门户后，海上贸易更为活跃。

　　全球白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万吨之巨（甚至更多），产量一半归于亚洲，其中大部分无疑流入了中国。国内外学者均认为，中国在明清之后成为全世界白银的“秘窖”，这是无可争议的共识。而生生不息流动的白银，是中国经济的白色血液，牵动中国经济的神经，造成一次次兴奋与痉挛乃至紊乱。

　　白银与明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究竟是白银流入决定了帝国命运，抑或是帝国自身的走向影响了白银流动？真实的历史是无数个体互动的结果，白银命运与帝国兴衰之间也是如此。

　　16至18世纪明清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可以说是当时海外贸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们从明清时期中国吸收的海外白银量能看出一些端倪。从1567年隆庆开关起到1800年这233年中，每年从外国输入中国的白银皆超过200万两！而明代国内白银的年开采量只有8万两。

　　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80余年间，澳门以其特殊的海洋贸易港口的地位，为明朝输送了大量的白银，填补了明朝本身白银生产的不足，解决了明朝的“银荒”。

　　无论是从贸易体量来看，还是从贸易结构来看，澳门已经成为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全球贸易体系的中心。隆庆年间，政府开放海禁，民间的海外贸易开始繁荣，澳门凭借着其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地位，更是将明朝卷入了全球化经济的历史新格局。当时，以澳门为中心的南中国海上转口贸易，已经形成了四条重要航线，即：澳门—果阿—里斯本的亚欧航线，澳门—长崎的远东航线，澳门—暹罗—望加锡—帝汶的南洋航线，澳门—马尼拉（吕宋）—墨西哥／秘鲁的太平洋航线。

　　历史学家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在《葡萄牙帝国在亚洲》一书中说：“这里（澳门）是中华帝国最繁荣的港口，仅葡萄牙人每年就从这里运走五万三千箱丝织品，各重十二盎司的金条三千二百个，七担麝香、珍珠、砂糖、陶器。”

　　货物外输，白银流入。那么，由澳门输入的白银有多少呢？仅是从马尼拉通过澳门流入明朝境内的白银，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开始，每年最低以200万两计，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而澳门至长崎的航线开通后，从1557年开始，每年由日本输入明朝境内的白银高达450万两，即使是到了崇祯九年（1636年），因为德川幕府对葡萄牙商人的不信任和驱赶，这条远东航线的贸易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由长崎输入澳门的白银也有235万两。上述数额，还没有把澳门—果阿—里斯本的亚欧航线、澳门—暹罗—望加锡—帝汶的南洋航线的贸易额计算在内。

　　自16世纪末起，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加速扩张，其时，漳州九龙江下游的月港也迎来其最为风光的时代。“海上三驾马车”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货币持续不断地流入闽南，以18、19世纪的铸币输入较多。《清朝文献通考·钱币考四》记载：“至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闽、粤之人称为番钱，凡荷兰、佛朗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元计。”

　　一位学者说，以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明朝特产在欧洲、日本等上流社会的畅销度来看，当时世界生产的半数白银都流入了中国，是毫无疑问的。

　　明朝在福建开放对外贸易，满足了国内商品寻找和出口国外市场的需求，并且为帝国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润，随着丝绸、茶叶、瓷器源源不断地出口海外，欧洲、美洲的白银如流水般进入明帝国。

　　相关资料显示：从1567至1644年间海外流入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3亿两，相当于当时全球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故而明朝也就有了“白银帝国”的称号。巨额的白银缓解了明帝国的财政危机，为后世的张居正改革和万历三大征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但历史的发展逻辑十分诡秘，由于巨额白银大部分流进官僚的口袋，明后期国库竟日益空虚，农民起义频发，女真族趁机崛起，成为明朝灭亡的最后掘墓者。

　　在银本位时代，白银一直是世界贸易主要结算工具。据统计，1550—1800年的大约250年间，中国通过外贸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清朝代替明朝后，经济和海外贸易恢复发展。1689年，英国与中国在广州正式通商，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向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口茶叶、丝绸、瓷器等，维持了此后100年以上的贸易顺差地位。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32．4％多，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赚取了大量的白银外汇。但是，从1840年到1906年，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屡屡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一共赔付13．2亿多两白银，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倍。这60多年，如天文数字的赔款，足以抵销了明清时期流入白银的总和。

　　天下兴，社会稳，则经济增长加快，银子流通加速。天下乱，则经济增长滞缓，银子流通慢。作为商业文明的货币载体，明清时期，白银对世界贸易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具有独特的金融属性和国际流通功能。

　　闪闪白银，映照海丝繁华，折射商业文明盛况。在海丝拓展中凸显功能的白银时代，显然是文明互动、和平交流的共赢时代，而不像战争带来的白银赔款那么野蛮，那么令人憎恶！

　　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绝不会停止、世界维持多极化格局的时代，白银的功能虽然不再，但商业文明之光、国际贸易之光，仍如白银一般耀眼，仍将照亮各大洲人们的美好生活。